【核心提示】除了清兵入關后的短暫時期外，對華夏治統與道統的認同是滿族貴族集團入主中原前后的文治主流。他們以中華文化的繼承者自居，自覺接受儒家文化，努力實現治統與道統的合一。

　　關于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一些學者、媒體與政客沆瀣一氣，炮制了許多奇談怪論。其中之一就是鼓噪所謂明清易代是“夷狄”入主中原，標志著中國自此淪陷，進而將那場日本蓄意挑釁、悍然發動的侵略戰爭美化、包裝成“解放中國”、“光復中原”之戰，是為中華文化恢復“正統”之戰。盡管這種言論在中國沒有多大市場，但其曾經在日本國內及國際社會造成的巨大誤導作用，卻是我們不得不正視的問題，因此有必要予以辯駁，以正視聽。

　　中國自秦漢開始就逐漸形成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至明清易代已歷經近兩千年的發展歷史。在遼闊的古代中國疆域內，漢民族與周邊民族以政治聯系、經濟交流、文化認同為紐帶，逐漸孕育和形成為一個關系日益密不可分的親緣和地緣共同體，并最終發展成為由56個民族共同組成的中華民族大家庭。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在歷史上，一些少數民族政權擊敗中原王朝進而入主中原并不罕見，但他們都不同程度地認同中華文化，乃至以“中國皇帝”、“奉行正朔”自居。實際上，也正是在各民族的接觸、碰撞、交流和融合中，中華民族融入了新鮮血液，中華文明得以更廣泛地傳播。

　　而入主中原的滿族就是其中一員，其歷史遠可以上溯中國東北的古老族屬——肅慎，近可以述及12世紀初建立的金國，以及在明代接受中央政府管理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諸部。清太祖努爾哈赤是滿族前身——女真的杰出首領。自其五世祖董山起，便被明朝任命為建州左衛都督，并由后裔世襲此職。至努爾哈赤，又被授予指揮使銜，身兼女真族首領與明朝地方官員兩重身份。這一歷史事實表明，滿族并不是外族，清兵入關之前的政權也不是外國政權，而是原本在明王朝管轄下的一個境內的周邊民族與地方政權。努爾哈赤創建的女真政權與明王朝之爭，其性質是古代中國疆域內的民族之爭、權益再分配之爭，而不是域外民族侵略中國與中國反侵略之爭。滿族入主中原，與中國歷史上其他時期周邊民族入主中原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不同的只是在接受中華文化的深度與廣度上，清朝躍上了歷代少數民族政權難以企及的巔峰，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史上，“夷狄”與“華夏”是我們祖先區別周邊與中原時常常要用到的兩個概念。其區分“華”、“夷”的標志不是“血統”、“種族”和“地域”，而是“文化”。“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正是以文化為標志區分“華”、“夷”的明證。明人是否稱滿族為“夷狄”尚待別論，但這個生息繁衍在中國東北邊疆的少數民族很早就認同華夏文化則是無可置疑的。明代中葉，建州、毛憐等處的女真“樂住種，善緝紡，飲食服用皆如華人”。至16世紀末葉，朝鮮使臣在出訪建州后稱：“所經處無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開墾。”再后的努爾哈赤天命時期，農耕經濟更為發展。總之，女真人在明代中葉后，已逐步放棄了漁獵畜牧經濟，接受了華夏生產方式，這是其認同華夏文化的顯著標志。

　　除了清兵入關后的短暫時期外，對華夏治統與道統的認同是滿族貴族集團入主中原前后的文治主流。他們以中華文化的繼承者自居，自覺接受儒家文化，努力實現治統與道統的合一。
　
　　努爾哈赤對儒家文化掌握程度相當高，不僅熟悉“中國知識”，還能讀書識字，尤其愛看《三國》、《水滸》。進入遼沈地區后，他更是采取一系列措施，著力強化和加深對儒家文化的學習，并用以指導政權建設。皇太極即位后，他第一次以法令形式宣布將儒家“三綱五常”思想作為施政指導，并運用到具體的社會實踐之中；接受了漢族知識分子提出的“勤學問以迪君心”主張，積極學習儒家經典著作；大興漢文典籍翻譯之風；采納漢族官員提出的“漸就中國之制”的政權管理理念。

　　順、康二帝均是在幼年即位，可塑性強。因此，漢族士大夫本著“君心正則天下治”的理念，積極推動最高統治者學習儒家文化。順治二年三月，大學士馮銓、洪承疇就以“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學為首務”為由上疏順治帝，要求在帝王的教育中注重儒學訓練。此后，一大批漢族官員紛紛請求皇帝及早舉行經筵大典，要求最高統治者將儒家經典，尤其是理學要義作為提升執政能力的根本手段。而作為滿族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帝王，順治帝在親政后，對吸收和借鑒儒學采取了更為積極的態度。九年，順治帝以“臨雍釋奠”的方式公開表達對孔孟之道的崇奉。十二年，他又明確提出帝王治理天下，要以文教為先的政治主張。

　　康熙帝自幼即積極學習儒家經典，在用儒學作為身心修養的同時，又積極將它運用到政治實踐中去。故一旦親政，以熊賜履為代表的漢族官僚中的有識之士便再次呼吁最高統治者加強對儒家文化的學習，踐行理學要義。熊賜履于康熙六年六月上了一道在清朝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萬言疏》，明確提出要以儒學為治國安邦之具。次年，熊賜履又借著清廷樹立“孝陵神功圣德碑”的機會，將順治帝塑造成為一個能夠實踐理學基本教義的皇帝。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康熙帝親自撰寫《日講四書解義序》，明確提出“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系”，這實際上就是以政治宣言的形式向全國明確了要將儒家道統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針。自此，理學在清廷政治生活中獲得了正統的合法地位，從而為此后清廷政治的規范運行提供了思想保障。有清一代，清朝統治者積極、認真、執著地實行文治儒學化，全面繼承與弘揚了中華文化。

　　以上歷史事實證明，清王朝是一個由明王朝統轄下的周邊民族與地方政權逐漸發展壯大、最后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即便將其視為“夷狄”，也改變不了她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境內民族的性質。如同中國歷史上其他時期周邊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權一樣，最終仍然要接受中原文明的洗禮，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正因為如此，清王朝作為取代明王朝而建立的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王朝，是波瀾壯闊的中華民族形成史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滿族作為明清易代之際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不但沒有滅亡中國與中華文化，相反為中華民族歷史發展與中華傳統文化的又一次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某些日本學者、媒體與政客在明清易代問題上炮制的各種奇談怪論，經不起史實與邏輯的拷問！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4月28日第5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