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青霞館弈選》和《寄青霞館弈選續編》兩部叢譜，是清末棋譜編印家王存善的大著，共收入清代對局848 局，黃龍士、施定庵、范西屏自擬譜76 局，日本、琉球古棋37局，被公推為集清代棋手對局大成的代表作。然而，兩書的成書時間俱在光緒丁酉年。一年之中趕出兩部卷帙浩繁的叢譜，到底有無可能呢？

正編跋文

《寄青霞館弈選》及《續編》成書始末

　　關于王存善，對圍棋古譜稍有涉獵的讀者應當不會陌生，知道他是晚清叢譜《寄青霞館弈選》和《寄青霞館弈選續編》的作者。然而，可能很少有人了解，王存善除了雅好圍棋、并輯錄圍棋書譜之外，他的正式身分是清朝的官員，并被盛宣懷保舉至道員（正四品），具備了知州領郡的資格；而且他出身于一個“世有藏書”的書香門第，頗有家學淵源。

　　據李玉安、陳傳藝《中國藏書家詞典》1989 版，王存善字子展，今浙江杭州人。早年隨父至廣東，光緒中署知南海，官虎門同知，并管理廣州稅局。與梁鼎芬、楊銳等關系密切。1900 年遷居上海，因善于理財而受盛宣懷賞識，主持招商局并擔任漢冶公司董事，擢保道員。其家世有藏書。1911 年編有《知悔齋存書總目》。辛亥革命后，又出巨資購得眾多流散的圖書，殿本、明本、抄校本數百種。1914 年又編《知悔齋檢書續目》，藏書共達20 余萬卷。古本精槧亦多，如宋刻明印本《圣宋文集》、盧文弨（音超）校本《寶劍叢編》、錢泰吉校本《蘇子美集》，均為鎮庫書。他亦喜校書，主要有《南朝史精語》、《輯雅堂詩話》等。辛亥革命前后，藏書有所流散。子王克敏，字叔魯，于1917 年繼承藏書，并購新書益多。惜王克敏無心經營，投靠汪精衛，任偽要職。1927 年后，藏書一部分被北伐軍充公；在杭州所藏，撥交給浙江省立圖書館，達432箱，50,615冊。

　　已故圍棋文史家趙之云曾經撰文，稱王存善早年探訪過海寧施定庵的故居，訪問周圍高年鄰里，并看見施宅尚保存棋譜十六冊，其中對子、受子紀錄不下千局。后來，由于多年時局動蕩不定（鴉片戰爭及后來的太平天國運動，兩江之地屢遭摧殘），當王存善再次到海寧查訪時，發現所有棋譜已蕩然無存。這一重大損失令他扼腕不已，深深感到妥善保存資料的重要意義，這可能是促使他有志于編印棋譜的原因之一。

　　光緒二十三年（1895 年），王存善在廣東刻印了《寄青霞館弈選》正編八冊，計五百三十余局，這在當時已是收集相當全面的棋譜。此后，鮑鼎又支援王存善一批資料，使他有條件繼續刻成《寄青霞館弈選續編》八冊。全書共采摭清代棋譜四十余種，合計清代對局848 局，黃龍士、施定庵、范西屏自擬譜76 局，日本、琉球古棋37 局，并附有譚其文所撰“弈選諸家小傳”。被當時公認為是集清代棋手對局大成的代表作。《寄青霞館弈選》及《續編》印數多，刻板精致，流傳較廣，它的出版，使古代圍棋愛好者開擴了眼界。直到今天，《寄青霞館弈選》及《續編》仍是全面了解清代圍棋的重要書籍之一。

兩書俱成于光緒丁酉間的可能性分析

　　王存善在正編刻印之際，寫了一篇序言，交代了編印棋譜的緣起，該文作于“光緒乙未正月”。乙未年是1895 年，光緒二十一年。待到正編基本刻成，校者譚其文寫了一篇跋文，談到了成書之后的感想，該跋作于“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八月”。

　　以上兩個時間，都跟正編成書的時點有所關聯。因為兩個時間有先有后，間隔兩年零七個月，依常理來看，并且考慮到古代刻印書籍相當費工費時，正編的成書當為跋文款識的“丁酉八月”。反過來說，如果以王序的“乙未正月”為成書時間，則書后跋文中出現的“丁酉八月”，顯然就難以解釋了。當然，正編成書的時間略后于丁酉八月，也是很有可能的。

　　正編之后，王存善又有雕刻《續編》的大動作。在籌備后者的過程中，他收到了鮑鼎支援他的一批材料。這個事件在鮑鼎的《蝸簃遺札》中有明確的記載。

　　《續編》第一冊刻有牌記，十分清楚，曰“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刻于廣州”。后來的研究者大都以這個時間為《續編》的刻印時間。這固然是一種習慣性做法，無可厚非，然而，具體到這部叢書中，這個時間卻是很成疑問的。原因就在于，正編成于丁酉年八月，《續編》也成于丁酉年，由于兩者有先有后，則兩部叢書最大的時間間隔，也不過區區四個月。因為八月之后，再過四個月，就不再是丁酉年了。兩套大部頭，其成書時間竟然如此接近，實在有些匪夷所思。這樣短的時間，即便另起爐灶，招募來新的工匠，也很難在數月之間，便將《續編》的刻印工序全部完成。更何況，《續編》的篇幅與正編相同，都是八卷冊。收錄的棋局雖然比正編略少，但也接近五百局。在那時的技術水平和勞動強度下，要想一蹴而就，難度是顯而易見的。

　　說到這里，不能不談一談古代的雕版工藝。雕版，就是在木質的板材上，用刻刀雕出圖案，以備刷印。這個工序極其精細，也極其耗時。何況一張棋譜，手數往往有二百手左右。每個黑白子中，除去四個座子是事先擺放，上面沒有手數外，其余的都要在中間刻上手數。手數從一而逾二百不等，都要在小小的棋子內予以體現。這個難度，又遠大于純文字的雕刻。是以一部八卷冊的棋譜，決不能依靠短時間、高強度的趕工來突擊完成。

　　雕刻圍棋譜的極其精細，不僅使雕版的難度加大，也帶來了一個副產品，這就是增大了出錯的概率。而且古人習慣于用一張譜來表示一盤棋，黑白子非常密集，使得難度進一步加大了。那么，出了錯，古人會怎么辦呢？校對。于是，正編完成雕版后，又有南豐譚其文、無錫徐文淵為之校對。校對的精細與否，往往決定了一部書的精良程度。在校對之后，發現了錯誤，要想辦法修正。即在原來的板上，剜去謬誤的地方，用木補足，再行雕刻。在保證了板的正確無誤的情況下，才可能大規模刷印。校對，是關乎書譜品質的一個如此精細的工序，顯然也要耗費相當時間。

　　那么，古代雕版印刷一整套工序下來，要耗用多少時間呢？從正編的兩個時間節點上，我們可以推知一二。自序時間——光緒乙未正月，應是王存善起意雕刻正編的時間，或是正編的各項準備——如雕版工人、刷印團隊，負責校對的人選——皆已就緒，即行開雕的時間。譚其文負責校對。在改正了謬誤，確定了板的無誤之后，譚其文回顧以前種種辛勞，寫作了正編的跋文，表示雕印工作的完成。這一時間可確認為書成的時間。前后兩個時間點相差乙未年十一個月，丙申年十二個月，丁酉年八個月，總計三十一個月份，時間跨度兩年有半。

　　兩年半的時間，制成一部八卷冊、近千頁的叢書，應當是比較合理的。由于正編與續編的篇幅、卷帙相差不多，如果以正編的人手來繼續《續編》的雕印，則所用時間應當不會相差太多。考慮到第一次從事棋譜刻印，雕印團隊有適應、協作的調整時間，而第二次從事類似的工作，刻版工人等生產經驗的增加，會帶來整個工期的縮短，則《續編》所耗用的全部時間，不必同于正編，但也不應少于一年半載。這樣來看，《續編》的牌記“光緒二十三年歲在丁酉刻于廣州”，其時間點的解釋就不外乎以下幾種可能：一，二十三年是《續編》第一冊開雕的時間，全部成書，則要等到一年甚至兩年之后。這樣設定，比較容易解釋得通。

　　二，二十三年是完工時間，則刻成《續編》的團隊，必不能是雕印正編的同批人馬，而是王存善另起爐灶，在二十三年之前，也即正編還在雕印工序之時便已開雕。

　　從王存善的財力上講，不是沒有同時開雕這個可能。然而，這會帶來一個校對的難題。兩部書收錄的都是棋譜，如何保證正編的棋譜，不會重復收入到《續編》之中？更何況，在兩部書之間，王存善還收到過鮑鼎的一批資料，用來充實《續編》的內容。這個時間差也是需要注意的。

　　因此，筆者更傾向于第一種可能，即《續編》的成書時間是牌記所題“光緒二十三年”的后一年或兩年。

　　《寄青霞館弈選》正續編的刻印時間，揭示了古籍整理時要普遍面臨的一個難題，即如何確定一部古書確切的成書時間。如果沒有其他資料的佐證，僅從書的本身來確認，如書的用紙、裝幀特點，序文以及跋文的時間，包括牌記等等，能不能靠得住呢？正編幸而標注了序跋的確切時間，而且兩個時點不一致，從事理上固然比較容易推斷成書時間，但畢竟是后人的推斷，事實是不是如此，今天難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另外，初刻和復刻的書，在內文方面是一模一樣的。此時，如果復刻者不作特別的說明，那么除了頁面清晰與否的判斷標準，是否還有別的依據來判定成書時間先后呢？想要得出恰如其分、有理有據的結論，應當說，并不容易。

《續編》牌記

刊于《國學周刊》第54期第9版（2014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