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劉輝，男，1965年生于安徽蕭縣農村，初中文化。自2004年起，在《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書畫》、《中華文化畫報》、《人民政協報》、《四川文物》、《徐州工程學院》、《商丘師范學院》、《尋根》、《收藏參考》等報刊，先后發表了20余篇長、短漢畫研究文章。2006年在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由國學大師馮其庸先生題評的《漢畫解讀》一書。

　　在漢畫樂舞百戲的場景中，我們不僅經常看到我國不同民族的器樂、舞蹈，時而也會發現一些異國的樂器、幻術等，非常鮮明地反映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當翻看先秦的歷史就會發現，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發展史，也正是經歷了這種本土文化之間、中外文化之間無數次的碰撞、磨礪、吸收與融合。在這個漫長的歲月里，中華民族以海納百川的胸懷與美德，不斷進步，發展壯大。到了漢代，國家統一，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經濟、文化繁榮昌盛，這些都會使人們之間的交往變得日益頻繁，地域或國家之間的往來也更加密切；許多新生事物和文化也由此應運而生，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與和諧。

一、漢代中外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具體表現?

　　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這里包括了本土文化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吸收。本土內的交流與融合，更加豐富了不同地域人們的文化，促進了團結；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減少了文化上的隔閡，加強了漢朝與周圍各國的溝通和友誼。

　　漢代是一個民族、文化多元且較為開放的社會，在政治上較先秦及秦代都有了一定的變化與進步。人們的思想也較為活躍，人心思變，呈現出豪邁、開拓進取的狀態；對新文化、新事物，充滿了強烈地追求與探索欲望。

　　西域之名始于西漢，其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說，是指我國新疆及其以西的中亞、?南亞、西亞等地區；狹義而言，主要是指新疆天山南北地區，即蔥嶺以東、敦煌以西。漢武帝時期，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史稱“鑿空”，建立了漢朝與西域溝通的橋梁，為文化的大發展、大融合提供了基礎與條件。在漢代，音樂、舞蹈、雜技與幻術、服飾、宗教、生產與經濟等方面，都能夠表現出漢文化與其他各族文化交流與融合而發生的巨大變化。

　　1、音樂

　　古人認為，“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因此統治者經常利用音樂對民眾實行教化。人們在生活中更是離不開音樂，它如同飲食一樣，成為古人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漢畫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樂器，例如山東兩城出土的畫像石中，車騎之間有二人在吹奏胡笳。[1]?遠在中原腹地漢人的日常生活中何以會出現胡樂？這就反映出漢代社會發生的一個文化現象——不同文化的交流與吸收。

　　音樂可分為雅樂和俗樂兩種。雅樂，即雅正之樂，是宮廷之樂，多用于宮廷祭祀、貴族禮儀活動等；俗樂，即是民間音樂的泛稱。《禮記·樂記》記載，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說明俗樂深受大眾的喜愛。漢武帝時期已經注意對民間和異域音樂的采擷，并重新設立專司俗樂的樂府機構，組織了東海、齊、蔡、秦、楚、鄭、沛、臨淮、巴渝等地民間民間音樂藝人，共計八百二十九人（《漢書·禮樂志》），從事各地的音樂、舞蹈等方面的采集、整理、創作；改編曲調；編配樂器；進行歌唱和表演等。這對音樂文化的交流與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即便是民間一般的交往，也離不開音樂，如《鹽鐵論·崇禮篇》：“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人們在音樂的欣賞上已經不滿足于對過去傳統藝術的守護，大膽地吸收了國內各民族和異國的樂器和樂曲，以彌補自己的不足，給古典音樂注入了新聲與活力。

　　漢高祖劉邦就很欣賞并樂意吸收異族的音樂。《西京雜記》卷三記載，漢高祖時，宮中在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于闐樂》是西域的音樂。負責樂府工作的著名音樂家李延年，曾經根據西域的樂曲，寫成二十八曲新的曲調，后被用作軍樂。[2]

　　匈奴自稱為“胡”，兩漢時期，許多匈奴器物深受中原人的歡迎，靈帝時期還掀起了一股“胡化”的熱潮。《后漢書·五行志》載，靈帝除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外，還喜好“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包括匈奴在內的域外文化對中原的影響可想而知。

　　角和笳：西北民族樂器。角，最初是用動物的角，后來改用竹、木、銅等材料。笳，似笛，源自匈奴，吹奏起來有相當的表現力；北魏杜摯《笳賦》說起“剛柔待用，五音迭進”。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就是其在匈奴期間學習胡人的樂器、樂曲而創作的。《白氏六貼事類記》則記載：“胡笳者，張騫入西域返漢后，傳其法于西京，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樂。”《嘉祥漢畫像石》圖46，畫面下格，右邊一軺車，車前左行之人一手持笳吹奏一手扛戟；同書的圖64，下格主車前二人持笳扛戟左行。

　　箜篌：有臥箜篌、豎箜篌二種。臥箜篌，《史記.封禪書》：“于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詔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候琴瑟自此起。”唐代杜佑《通典》載，箜篌是“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一。或云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舊說一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撥彈之，如琵琶也。”就是說的屬于琴瑟類的臥箜篌。豎箜篌，出自西域，后傳入匈奴，為避免其與漢箜篌混同，又被稱為胡箜篌。《隋書音樂志》記載：“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華夏之樂器。”杜佑《通典》記載：“豎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大概在漢靈帝時期，豎箜篌傳入我國，后來又從朝鮮傳入箜篌的音樂作品。漢樂府中有一曲名《箜篌引》。南陽市出土的一塊漢畫像石中，是樂隊奏樂的場景，左起第三人、四人正在彈奏的正是這種“體曲而長”若弓形的箜篌。[3]

　　琵琶：大體可分為秦琵琶、曲項琵琶和曲項多柱琵琶三種。[4]劉熙《釋名·釋樂器》說：“枇杷本出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卻曰杷。”晉傅玄《琵琶賦·序》說：“《世本》不載作者，聞之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樂。”（《全晉文》）秦漢之際，琵琶主要是伴奏樂器，魏晉之時，琵琶獨奏的形式就開始出現了，如《陌上桑》、《廣陵散》等。四川樂山虎頭灣崖墓墓門上，[5]刻畫有樂伎圖，一男子懷抱琵琶正在彈奏。山東嘉祥武氏祠左石室的畫像石中，也刻畫有彈奏琵琶者。

　　笛：有豎吹和橫吹兩種形式。豎吹之笛，在據今七八千年前的河南舞陽賈湖裴李剛文化遺址和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里，就出土過。[6]橫吹之笛，是從漢武帝開始。這可能和張騫由西域傳入吹奏的經驗和笛上的曲調有著關系。[7]羌笛，漢時簡稱為篴（即笛），它本來是西方邊區（甘肅、四川一帶）少數民族羌族的樂器，只有四個按孔。公元前一世紀，京房在后面添加了一個最高音的按孔，才有了五個按孔。[8]山東費縣潘家疃東漢墓的畫像石中，左起第四名男子吹奏的就是橫吹之笛。[9]?馬王堆三號漢墓中還出土了一支橫吹笛的實物。《嘉祥漢畫像石》圖80“南武山畫像第3石”，畫面由上至下的第二格，右起第三人手持的則是豎吹之長笛。

　　漢人的樂器也同時傳入了周邊民族及國家。《后漢書·東夷傳》記載：“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麗為縣，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漢書·西域傳》載，宣帝時期，“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后來此女返回，路過龜茲，與龜茲王降賓結為夫妻。此后，龜茲王夫婦又多次進入京師朝賀。其間，龜茲王深深喜歡上了漢朝文化，“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圍，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傳入匈奴的樂器中有鞞鼓，《胡笳十八拍》第三拍記載：“鞞鼓喧兮從夜達明。”說明漢朝的鞞鼓不僅傳入了匈奴，還深受他們的喜愛。

　　2、服飾

　　我國素有“衣冠王國”、“禮儀之邦”的美譽。古代不僅對人作了尊卑的區分，還依其身份的貴賤，而穿著不同質地的布料、服裝，制定了一系列服飾禮儀、制度。服裝在漢代不僅是禮儀、貴賤、種族等的體現，還是不同民族、國度文化、審美的反映。

　　雍容華貴的絲綢成為最早連接各民族和國家的紐帶。據《漢書·西域傳》和《史記·大宛列傳》記載，絲綢之路，實際上不是漢代才存在的，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外關系已見諸史籍文獻。從希羅多德筆下所記的歐亞草原民族，可以知道至遲在公元前6世紀，歐亞草原之路已經開通。古代波斯、印度和希臘等稱中國為“秦”，表明最遲在秦國或秦朝時，秦已經與之往來。絲綢是西方各國最受歡迎的中國的產品之一。據考古發現，在德國斯圖加特市西北的一座公元前500多年的凱爾特人墓里，有中國蠶絲繡制的繡品，可見我國絲綢制品早在戰國之際就遠銷歐洲，或者中外經貿和文化交流時的贈品。

　　華美的絲綢，成為各民族貴族追捧的對象和身份的標志。武帝時張騫出使到大夏，在那里發現有“邙竹杖蜀布”，后來張騫再出使時就帶去了大量的絲綢等，作為外交饋贈品。新疆民豐尼雅還出土有漢綺。[10]羅馬時代的上層人士，尤其是婦女，喜愛穿著絲綢服裝，這在當時的造型藝術中都有明顯反映。[11]尼雅遺址在1995年10月出土了繡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文字的漢式織錦，上面用紅、白、藍、綠、黃五色織出云氣紋、鳥獸紋、辟邪等圖像。[12]羅布淖爾所出的“萬世如意”漢錦，“以濃綠色作地子，將花紋襯托得更加絢爛”。[13]《史記·匈奴列傳》：“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異族服飾也曾在某些方面影響過漢人的穿著。如《后漢書·五行志》記載，漢靈帝好胡服，京師貴戚競相仿效。

　　靴：它最先在歐亞草原地區的游牧民族中出現，后來又連同胡服一起傳入中原。《釋名·釋衣服》：“鞾，跨也，兩足各以一跨騎也。本胡服，趙武靈王服之。”陜西咸陽楊家灣出土的漢代軍官俑就穿靴。[14]

　　耳珰：是漢代婦人飾于兩耳之物。《釋名》曰：“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蠻夷所為也。蠻夷婦女輕淫好走，故以此瑯珰錘之。今中國人效之耳。”

　　武冠：又名武弁、大冠，武官之冠。《中國古代服飾史》載：“武冠，又名趙惠文冠。秦滅趙，即以其君之冠賜近臣。漢因亦用之。” [15]?山東嘉祥武梁祠后壁的金日磾畫像中，[16]刻畫的是其孝道故事。金日磾頭著武冠，身穿漢服，跪在其母面前，反映匈奴貴族金日磾在漢朝宮廷中不僅接受了漢式服裝，還受到了孔孟之道的熏陶，對其母奉行孝道，成為漢代宣傳的典型人物。

　　白疊布產于南越。《后漢書·陸續傳》中說，陸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另外，葡萄、珍禽異獸、良馬等則從西域大量涌入中原后，漢人用它們作為布料上的新穎裝飾題材。見于文獻記載的有葡萄錦，考古發掘中也有東漢時期以葡萄為紋飾的絲織品和毛織品。

　　3、舞蹈

　　《毛詩序》說：“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漢代的國力昌盛，文化繁榮，并設立了樂府機構，這個時期的舞蹈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盛。這種空前而良好的藝術氛圍，促使了舞蹈藝術的交流、吸收和發展，煥發出勃勃生機。當時雖然有純器樂演奏的但曲、無樂器伴奏的徒歌和清唱加幫腔的但歌，最常見的卻是集器樂伴奏合歌舞于一體的《相和大曲》形式。

　　漢代的舞蹈，在繼承傳統舞蹈的基礎上，不斷吸收少數民族和異國的舞蹈與技巧。我國的舞蹈，主要是展示衣袖和腰姿的動作，以腰部的動作為主要特色。“翹袖折腰”，“表飛縠之長袖，舞細腰以抑揚”（崔骃《七依》）。西域各國的舞蹈，以腿部動作為主要特點，講究激越的騰跳和旋轉。具有代表性的舞蹈有《胡騰舞》、《胡旋舞》等。[17]漢靈帝時，因為靈帝喜愛胡舞，胡舞因而風靡京師（《后漢書·五行志》）。

　　胡旋舞：產生于胡。王子初先生在《中國音樂考古學》的第六章第二節中認為：河南新密打虎亭2號壁畫墓，在樂舞百戲場景里，第1組人物做魔術表演，第2組二人表演的就是胡旋舞：左側之人頭戴寬沿尖頂帽，腰束白色短裙，下穿紅色束口細褲，足蹬尖頭黑鞋，左腿上弓，右足尖點地旋轉作舞；右邊之人亦在進行舞蹈表演。

　　長袖舞：為楚地流行的舞蹈。劉邦曾經是戰國時楚國的子民，深受楚文化的影響；其寵姬戚夫人又“善為翹袖折腰之舞”。上行下效，所以楚舞、楚歌盛行于兩漢。如《徐州漢畫像石》圖7的“樂舞圖”，右邊的畫面建鼓的旁邊，一女子揮袖而舞；圖73的“車馬·六博·樂舞”畫像，畫面分三格，上格右起第二人，正在舞長袖、折腰肢，翩翩起舞。同時，其他諸侯國的舞蹈也繼續流行，“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 鹽鐵論·散不足》）

　　巴渝舞：西漢初期由西南少數民族傳入，此舞興起于高祖，至魏晉尚存。據《晉書·樂志》說：“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帝，為前鋒。……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后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鹽鐵論·刺權》記載：“中山素女撫流征于堂上，鳴鼓巴渝（巴渝舞）作于堂下。”四川綦江二磴子巖崖墓出土的畫像，[18]左邊一人吹笛，其右六人著長裙或短裙、腰束帶，手牽手而舞，似為巴渝舞。

　　盤鼓舞：起源于楚地，是漢代常見的舞蹈。就是將盤、鼓放置在地上，舞人在盤鼓之間或盤鼓之上表演的舞蹈。其中有七只盤子的，稱為七盤舞，也有一鼓一盤，有鼓無盤，二鼓無盤等多種形式，表演方式較為靈活。如《嘉祥漢畫像石》圖43“宋山畫像第1石”，畫面分四格，由上至下第二格右邊一男子踏在五只鼓上，手揮一桴作擊鼓而舞狀。

　　此外，漢畫像石中還有吳越族表演的舞蹈。[19]山東濟寧城南張出土的一漢畫像石，圖中的八名斷發紋身的樂人圍成一個圓圈，在地上橢圓形的毯子旁邊跳躍舞蹈著，其中一人倒立。

　　4、雜技與幻術

　　四川長寧東漢石棺畫像上，一人倒立在11個疊加的案上表演，顯示出藝人的勇敢和高超技藝；成都羊子山漢墓出土的畫像石中，圖右邊有作跳丸、跳劍等表演的多名伎人；蘆山樊敏闕上，還刻畫了象戲圖，[20]這些表演活動中不僅有我國傳統雜技，我們還會驚奇地發現其中融合了異國的節目。這是因為雜技的歷史在我國出現的時間較為久遠，是大眾喜聞樂見的表演藝術，當張騫出使西域之時，西域的幻術和雜技也隨之傳入了中國，異族的雜技和幻術，極大豐富了人們的生活。

　　舞象：是由西域傳來的雜技表演。在漢初，中國的大象已經很罕見，西漢中期，隨著東西方文化、經濟的交流，西方的動物不斷涌入中原，“自是之后……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漢書·西域傳》）有人認為，漢畫中出現的大象都與佛教有關，但當時的大象多作為雜技娛樂表演。如《鹽鐵論·散不足》：“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棰牛擊鼓，戲倡舞象。”

　　安息五案：是由安息傳來的雜技節目。即是把多個案子疊加、放置在地上，然后人在上面做各種表演。四川省博物館藏、彭縣太平鄉出土的“盤鼓舞”畫像磚，一女子在疊放的十二案之上倒立，顯示出其高超的技藝和驚險的場面。

　　幻術：即近代所謂的魔術。據《西京雜記》記載，我國秦時就有幻術表演，如“東海黃公”戲，它雖然帶有雜技和戲劇性，但是主要的還是幻術節目。[21]漢武帝時，大宛各國曾經遣使來長安，“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即大秦）眩人獻于漢”（《漢書·張騫傳》）。眩人傳入了“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等魔術（《張騫傳》注）。《后漢書·西南夷傳》記載：“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西京雜記》中描述：“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可見西方雜技和魔術，深受人們的歡迎。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22]中室東壁橫額上刻畫了“魚龍曼延”之戲，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幻術。畫面中戲車左邊，有人裝扮的大雀、魚和龍。《漢書·西域傳贊》對此解釋：“漫延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于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老八丈，出水敖戲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河南南陽王寨出土的一塊漢畫像石，[23]一男子跽坐，口吐火焰。漢畫百戲場景中跳丸的畫面更是屢見不鮮，如《嘉祥漢畫像石》圖版133“嘉祥紙坊鎮敬老院畫像第8石”，其中一人跳數丸。

　　都盧尋橦：“都盧”，是南洋之國名，在交趾以南，據說其國人體輕善攀；此項雜技就是由都盧國傳入。尋橦，即指長竿。《方言箋疏》卷一：“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間曰‘尋’，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橦”，在《后漢書·馬融傳》注中曰：“旗之竿也。”漢代所用的橦，長短不一。按其表演的形式大概為：有移動式，如頂在頭上；有固定式，如固定在物體上的；有“戲車高橦”式，即安放在百戲車上。沂南漢畫像石墓中室東壁橫額畫像，右邊戲車上建有雙橦，一個藝人正在橦上倒立，作旋轉動作；圖左邊一人表演的正是移動式都盧尋橦，長桿上還有一兒童在上面做飛翔的姿勢。

　　5、生產與經濟

　　漢文化對周邊民族或國家的影響主要包括生產、物資、技術等方面，在文獻、漢畫和考古資料中也均有反映。

　　漢朝鐵制農具和牛耕技術得到應用和推廣，其生產工具、方式和技術被傳播到了周邊民族，對當地生產起到了推動作用。漢代冶鐵業發達，許多郡（國）設有鐵官，鐵器的應用大大提高了生產力和生產效率。《漢書·食貨志》記載，漢武帝時期，搜粟都尉趙過“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后來又使用了二牛一人的耕作和牛馬同耕的方式，更使生產效率得到飛速提高。成帝時，汜勝之還創造了精耕細作的區田法，另有溲種法、穗選法、嫁接法等，著有《汜勝之書》，是中國最早的農學著作。漢對匈奴農業經濟發展的影響，如《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匈奴，……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漢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會連雨雪數月……谷稼不熟，單于恐”，到漢宣帝地節四年（前66年）“（單于）遣左右大將各萬騎屯田右地”（《漢書·匈奴傳》）。表明隨著漢朝農耕文化的傳入，匈奴已經開始重視農業生產。

　　生產方式與技術等對外傳播的途徑很多。有外任的官員把生產技術帶到了任所。《后漢書·任延傳》記載：任延，是東漢南陽宛人，“建武初，（任）延上書愿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征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九真人原先不知牛耕，是任延把此項技術傳播到了該地。由漢匈的互市或匈奴俘虜的漢軍等方式，中原的穿井、建筑等技術隨之傳入匈奴。]漢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筑城，治樓以藏谷，與秦人（即漢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發材數千”（《漢書·匈奴傳》）。這些技術的傳入，不但促進了匈奴農業的發展，而且也為匈奴轉入定居生活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內蒙古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不僅有牛耕的場景，還繪有女子采桑圖及養蠶用的筐、箔之類的器物，說明東漢晚期，該地已經傳入了養蠶業。由于戰爭、商貿等方式，漢朝先進的生產工具等也會被推廣開來。西漢對匈奴戰爭勝利后，“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漢書·匈奴傳》）。此后，漢朝由沿邊地區對該地進行大規模移民和屯田，并在這些地方建立一些新郡。如《漢書·地理志》載：“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匈奴列傳》：“于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陜西綏德一東漢墓門柱上，下方刻畫了牛耕圖。一人在后播種，前有農夫一手扶犁、一手揚鞭呵斥趕牛，二牛在前拉犁；靖邊寨山墓的立柱中部，一農夫御兩牛拉犁耕地，上面還生長大片的莊稼。[24]?絲綢之路的南北兩道，是漢代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大動脈，漢王朝經絲綢之路把國內的絲織品、竹器、漆器、陶器及其生產技術，傳入不同民族或國家。

　　近幾十年，在貝加爾湖、阿爾泰等地區發掘的匈奴與其他游牧民族的墓葬中，發現了較多產于中原和東南沿海的漆器、絲織品、銅器、五銖錢與漢族服裝等。1956年，在遼寧西岔溝發掘的西漢匈奴墓葬中，也出土了大批具有漢族風格的鐵斧、鐵鑊、銅鏡、各式刀劍、五銖錢和半兩錢等。尤其是大量出土的漢式鐵器，說明匈奴已從中原接受了鐵器文化。和林格爾漢墓壁畫中也繪有牛耕的圖像。在蒙古人民共和國諾顏山的匈奴墓地出土有農作物籽粒，前蘇聯布利亞特自治加盟共和國首都烏蘭烏德的伊沃勒加鎮城址出土了漢代的石磨和鐵犁鏵，證實漢對匈奴農業生產工具的傳播。

　　經濟方面。漢代在城郭內設置的市，是供國內商販進行商貿的場所；設在邊關的市，則是供漢與異族或外國貿易的場所。四川廣漢縣出土的《市井》畫像磚，左邊門垣上，用隸書題寫“東市門”三字。新繁縣出土的《市井》畫像磚，畫面中市垣環繞，一邊的門旁以隸書題寫“東市門”，另一門旁題寫“北市門”。[25]農產品成為溝通中外經濟、文化的橋梁。《后漢書·馬援傳》載：“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方珍怪，權貴皆望之。”從西方經西域傳人中國的物品有葡萄、苜蓿、核桃、蠶豆、芫荽、大蒜、石榴、芝麻、胡椒以及各種香料。葡萄最初寫作蒲陶，當時一般食其鮮果，后又用以釀酒，并作為器物上的圖案，如銅鏡上的海馬葡萄紋。廣東、廣西、河南、河北、云南和貴州等地，出土的陶制或銅制的胡人燈，除去北方一些少數民族的形象外，還可能有印度人，[26]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見證。

　　6、宗教

　　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形成的一種文化現象，屬于社會意識形態。在漢代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是道教和佛教。道教產生于我國；佛教則是外來宗教，二者對我國政治、文化、藝術等方面均產生了深遠地影響。

　　（1）道教

　　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一種宗教，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戰國秦漢以來，由對神仙的崇拜而產生了方仙道。《史記·封禪書》載：“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于鬼事。”漢武帝后，方仙道逐漸與黃老學結合，向黃老道演變，到了東漢中晚期，終于產生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成為影響范圍廣泛、勢力強大的宗教。道教奉老子為教主，其的思想核心是神仙信仰，老子的道家哲學是其重要的理論基礎。

　　道教雖然在激烈地抨擊、排斥佛教，但也融合了某些佛教的文化。如老子誕生的傳說顯然就加進了釋迦佛陀誕生的神話色彩。[27]《太平經》推崇圖讖，以陰陽之說解釋治國之道，還采摭了一些佛教義理加以緣飾。《三國志·魏書》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中，敘述了老子見周朝漸衰而離去。至關，應關令尹喜之請，述《道德經》，其后行至天竺成為浮屠，并教化胡人，出現了老子西入夷狄和其“教胡”之說。在《后漢書·襄楷傳》中，梁楷給桓帝上書時也提到：“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實質上，這都是道教與佛教之間的一種“戰爭”交鋒，是因為佛教對中國的輸入影響到了道教的利益。

　　東漢晚期，道教在四川極為興盛，因此許多漢畫中出現了道教活動的內容。長寧二號石棺，[28]畫面分兩幅，左邊一幅的右邊，二人相對站立，其左站一持節方士，面向左邊。最后有一鹿、一人和二人六博。南溪縣二號石棺，[29]畫像的右邊，站立二主二仆和一鹿，左邊一持節方士跪在天門外，一人出迎，西王母坐在天門內的龍虎座上。江蘇連云港市孔望山摩崖畫像，就是一處道教刻畫的內容。它位于一個漢代道觀遺址的旁邊，為道教祭祀的場所。[30]根據其相互關系，大體可以分為十八組。其中三組共四尊人物像，均著漢式衣冠。這三組漢裝人物像分別由X1代表的第一組、X68代表的第六組、X66與X67代表的第五組畫像，X1、X66、X68三尊人物像是整個摩崖畫像群之最重要的人物。其中最上方的X68是黃帝畫像，居于下面畫像群上部的X66是老子，西部X1是關令尹喜。黃帝、老子和關令尹喜都是道教信奉的主神，而整個畫像群則是以老子為中心。[31]除去第十六組、第十七組和第十八組畫像分別是道教人物外，其余十二組都是佛教內容，具有極其典型的佛教藝術造型特點。[32]???????????????

　　（2）佛教

　　佛教是中國出現較早的另一個宗教。對于佛教傳入我國的時間爭議較多，有人認為是在西漢哀帝時期，有人說是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還有人說是東漢晚期。

　　相傳佛教是由古印度迦毗羅衛國王子悉達多·喬答摩（即釋迦摩尼），在公元前6—5世紀所創，公元前3世紀，由于阿育王的信奉，佛教由天竺迅速傳播到中亞各國。

　　文獻中記載了許多有關佛教的事情。《史記·匈奴列傳》載：“其明年（元狩二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余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余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武帝時期，往來于漢朝表演的西域伎人、商人和使者等，促進了中外文化、宗教的傳播。《三國志·魏書》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記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后漢書·楚王英傳》也記載，劉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西域傳》記載：“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轉盛。”明帝當時還敕令建造佛教寺院、翻譯佛經《二十四章經》。此時，佛、法、僧完備，標志著佛教真正意義上的確立。《后漢書·陶謙傳》：“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同郡人笮融……往依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涂像，衣以錦彩。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余人。”上述記載，表明異國宗教在中國的傳播由弱至強，逐步被國人接納而得以昌盛。

　　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33]中室的八角柱的東面和西面，上端的華蓋下坐東王公和西王母。柱身南側面和北側面的上部，各刻畫了一位頭上有背光、雙手合十、正面站立的菩薩；柱南側面中部，刻一位肩生雙翼、雙手施無畏印的正面端坐的菩薩。四川彭山等地崖墓出土許多東漢陶或銅質搖錢樹座，其上常見佛或菩薩；[34]蘆山縣還出土一尊東漢青銅佛像。[35]樂山麻浩一號崖墓，[36]是一座由前堂和三個后室組成的墓葬。前堂通向中間一個后室的門額上，刻畫一個結跏趺坐、項光、手施無畏印的佛像。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記載，在漢代尼雅遺址發現了一些木牘上用梵文書寫的佛經。

　　此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表現在其他方面。比如山東嘉祥武梁祠后壁的漢畫里，刻畫的是金日磾與其母休屠王閼氏的故事。描繪了金日磾恪守孝道祭祀母親且忠心于漢朝；其母教子有方，為漢培養出一位賢臣。這些都是匈奴漢化的具體表現。宮廷和各郡國還圖畫了金日磾與其母的形象進行表彰，表明人們并沒有因他們是外族人而排斥，反而進行大力地宣傳，揭示了不同民族與文化的雙重融合。《后漢書·祭遵傳》記載祭遵之弟祭彤死后：“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一方面是烏桓、鮮卑人對祭彤的敬仰，另一方面還包含不同民族之間的友誼和親密無間的關系。

二、漢代社會的背景及文化交流、融合的因素

　　漢代是我國進入封建社會后的第一個高度發展的時期，許多方面都產生了重大變革，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出現了空前的進步與變化；在這個新的環境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成為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1、漢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空前進步與繁榮對文化交流、融合產生了巨大的動力

　　天下一統的漢代，政治上較為開明，并且打破了過去相對封閉的區域文化、經濟，為各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條件。劉邦是一位兼收并蓄的帝王，武帝更是雄才大略的皇帝，具有開拓精神，致力發展與周邊民族及許多國家的經貿、文化和友好關系，表現出漢王朝在政治上有了“通古今之變”（《史記·司馬遷傳》）的需求。他們這些治國理念都被其后的統治者所遵循。作為漢代最具影響力的儒家和道家同樣發生了巨變，黃老與儒家思想都曾經占據漢代的統治地位，他們在政治思想等方面尚且能夠互相吸收，為己所利用，這種相互吸收的理念對社會就必然會產生深刻影響。

　　在經濟方面，生產工具得到改良，生產技術進步，生產力不斷提高，經濟快速發展。《漢書·食貨志》記載，文景之治時，無論郡縣或京師的糧倉都陳陳相因，郡縣財政收支有余，朝廷府庫的錢達到了空前的積累。經濟的繁榮，對文化的交流、融合起到了助推力。

　　2、貿易與交往起到了推動的作用

　　漢代內外的貿易，尤其是對外貿易，即“互市”，這種邊境貿易為當時的漢族和周邊民族經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窗口，各種物質的流通，滿足人們生活上的需求。同時，頻繁的交往，會把各種信息相互傳布，促進了不同民族、國度人們之間的溝通和友誼。

　　國內進行的集市貿易，劉邦至武帝時，雖然實行重農輕末的政策，但未禁止民間商貿。昭、宣之時，特別是西漢后期，由于廢除了緡錢稅和其他律外苛征，私營工商業復蘇，販運活動又開始活躍。所謂“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民棄本逐末”（《漢書·貢禹傳》）。

　　另一個是關市，是設置在邊境關口供內地與邊疆少數民族及外國人從事貿易的市場。在當時，邊疆少數民族所需要的許多物質主要從漢獲取，因而關市成為溝通不同民族的橋梁。雖然兩漢時期漢匈之間戰爭不斷，可是，匈奴的物質匱乏，要依賴與漢互通關市獲取物資，而漢為了減少匈奴的侵擾且為了互利，也不得不屢通關市。《史記·匈奴列傳》：“今（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同時，漢與西南少數民族貿易也在進行，“南賈滇僰，西賈岷邛”，并從那里販回邛杖、笮馬、牦牛等返回內銷。在對西域的貿易，還出現過“胡商販客，日款于塞下”的情形（《后漢書·西域傳》）。

　　3、人口的流動、遷移與戰爭加速了文化的交流、融合

　　和親，是漢文化的一種傳播方式，也是一種特殊形式的人口流動和交往。漢朝初定，經濟蕭條，國力衰弱，面對強悍匈奴屢次的侵擾，漢朝庭被迫選擇了與匈奴“和親”，以此緩和漢匈矛盾。“和親”不僅是漢朝宗室的公主嫁到匈奴，同時還有大批的使者、工匠、奴婢等隨行，帶去漢王朝的文明和先進技術，從社會生活、政治制度等都影響了匈奴，對推動匈奴貴族的漢化具有重要意義。

　　歸附于漢的匈奴人和民眾的遷徙，加快了民族與文化融合的步伐。《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其秋（元狩三年），……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余人，號十萬。于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公元1世紀，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匈奴歸附漢王朝，逐漸與漢相融合。1977年，在青海大通上孫家寨發現了一座漢代匈奴墓，出土一枚“漢匈奴歸義親漢長”銅印。從墓葬的結構到隨葬品，完全是漢文化的特征，如使用倉、灶、井、銅鏡、五銖錢等明器。證明南匈奴進入中原后，其中部分匈奴人已經完全漢化了。這種融合打破了自然經濟所限定的狹窄的交往范圍，使漢族與匈奴之間的族際婚有了條件，同時，這種遠緣聯姻不但提高了漢族人口的素質，而且使民族人口素質產生了質的變化

　　戰爭是“一種經常的交往方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國學大師馮其庸先生也曾經指出：戰爭本身就是一種融合，一種特殊方式的融合，中華民族就是經歷了千萬次戰爭的磨合、洗禮、交流，才逐步形成現在的大家庭。不僅如此，戰爭中人員的流動、調配和物資傳輸等，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戰后，因被俘和逃亡等因素加入匈奴的漢軍將士與流民，帶去了漢朝先進的生產技術，并不斷向其傳播漢文化，促進了匈奴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及其漢化。所以說，戰爭是一種文化交流、融合的最為古老而激烈的行為和方式。

　　戰爭中對敵長技進行吸收，然后“師夷長技以治夷”。從商周到戰國，中原軍隊作戰基本是以戰車為主，而匈奴卻擅長的騎射，給中原軍隊造成了較大的危害，西漢初期，胡服騎射的長技被漢吸收、利用。陜西咸陽楊家灣的西漢兵馬俑坑中，共有10個俑坑，騎兵就占了6個。說明西漢初期，在與匈奴的作戰中吸收了其優點，騎兵已經成為主要作戰力量。晁錯向文帝建議說：“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孥衣，勁弓刺矢益以邊郡之良騎……兩軍相為表里，各用其長技。”（《漢書·晁錯傳》）

三、結語

　　綜上所述，民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在先，是根據自身需要的自發行為；官方的組織與實施在后，起到調節和指導作用。歷史的發展也證實，文化是不分地域、種族和國家的，是人類共享的財富。不斷吸收不同民族的優秀文化，是漢文化持續發展和長期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同時，漢文化也對國內各民族和相鄰諸國的文化的進步起到促進和豐富。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需要與必然趨勢，不但使中華文化更加多姿多采，更加燦爛，對西域各國乃至世界文化、經濟的發展，也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產生共鳴、共識和進步，增加了相互理解，互利互惠，促進了友誼，使世界更加和諧、安定。?

注釋：

[1]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2卷，圖49，河南美術出版社、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

[2]《晉書·樂志》：“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

?[3]南陽漢代畫像石編輯委員會編：《南陽漢代畫像石》圖479，文物出版社1985年。

[4]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122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5]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7卷，圖11，河南美術出版社、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

[6]黃翔鵬：《舞陽賈湖骨笛的測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浙江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

[7]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卷，127頁，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

[8]同上。

[9]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3卷，圖86，河南美術出版社、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蕭亢達先生根據此人吹奏的方式而認為是笛。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148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10]夏鼐：《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盒刺繡》，《考古學報》1963年第1期。

[11] 黃時鑒主編：《插圖解說中西關系史年表》圖2，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樓婷：《“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式織錦——國家級文物》，《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13]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66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

[14]同上，256頁。

[15]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78頁，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

[16]朱錫祿：《武氏祠漢畫像石》圖7，山東美術出版社1986年。

[17]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254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18]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7卷，圖37，河南美術出版社、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

[19] 蕭亢達：《漢代樂舞百戲藝術研究》，256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20]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7卷，圖105，河南美術出版社、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

[21]《西京雜記》卷三：“東海人黃公少時為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發，立興云霧，坐成山河。及老衰，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

[22]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1卷，圖203，河南美術出版社、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

[23]南陽漢代畫像石編輯委員會編：《南陽漢代畫像石》圖131，文物出版社1985年。

[24]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5卷，圖107、233，河南美術出版社、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

[25]劉志遠：《漢代市井考》，《文物》1973年第3期。

[26]蘇奎：《漢代胡人燈初探》，《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4 年增刊。

[27]《太平經》記載，老子：“既育之后，有九龍吐神水。”是“釋迦慈父降生來，還從右肋出身胎，九龍吐水早是貴，千輪足下瑞蓮開”的翻版，見《太子成道經》卷一。

[28]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7卷，圖106，河南美術出版社、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

[29]同上，圖135

[30]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351頁，文物出版社2000年。

[31]同上，338—343頁。

[32]同上，348頁。

[33]曾昭燏、蔣寶庚、黎忠義：《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年。

[34]何志國：《論漢魏搖錢樹的格套化與商品化》，《中國漢畫學會第九屆年會論文集》，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

[35]鐘堅：《盧山發現一尊漢代人像》，《文物》1987年第10期。

[36]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7卷，圖3，河南美術出版社、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