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樂府學會在民政部正式注冊。這是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建設中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標志著樂府學邁上了一個新階段，正在迅速擺脫20世紀的落后局面。作為學會籌辦和申請人，我愿在此談談樂府學會的成立背景、成立過程以及學科建設意義。

樂府學及樂府學會

　　我個人研究樂府，應追溯到上世紀末趙敏俐教授開啟的歌詩研究。1998年到2000年，趙老師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古代歌詩研究——從詩三百到元曲的藝術生產(chǎn)史”研究，我參與其中，負責“唐代歌詩研究”部分。因唐代很多歌詩都是樂府，研究過程中自然開始關注樂府。從2003年到2010年，我先后主持了兩個北京市重點項目“樂府詩集分類研究”“樂府詩構成要素研究”和一個教育部基地重大招標項目“樂府詩斷代研究”，到2013年共出版三個系列成果，計19部專著。同期趙敏俐老師也主持了教育部基地重大招標項目“歷代樂府體制演變與歌詩研究”，出版3部專著。三個樂府課題研究促使我開始思考樂府研究理論問題，2006年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fā)表了《關于建構樂府學的思考一文》，提出了建構現(xiàn)代樂府學的構想。這是樂府學的由來。

　　2007年8月，第一屆樂府歌詩國際學術研討會于北京召開，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傅璇琮先生提議成立樂府學會。會議向學術界發(fā)出《關于籌建中國樂府學會的倡議》，得到了海內(nèi)外學界同仁積極響應，40多位著名學者簽名支持。2009年8月，第二屆樂府歌詩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選出了學會籌備機構，由我負責具體申請工作。在各方面支持下，2010年成立申請得到北京市教委批復，2011年得到教育部批復，2013年初國務院辦公會議通過，2013年3月28日民政部下發(fā)同意成立樂府學會的通知。2013年8月24日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這是樂府學會的由來。

樂府學研究之不足

　　樂府學是與詩經(jīng)學、楚辭學、詞學、曲學并列的古代文學專門之學。樂府自從產(chǎn)生時候起就受到了人們的關注。秦代記錄樂府活動文獻留存不多，暫且不論。從漢代開始，就有人有意識記述樂府活動、收錄樂府歌辭、研究樂府理論。《史記》《漢書》中都記錄了樂府活動和研究情況。唐代大詩人李白曾向人傳授“古樂府學”，到宋代更出現(xiàn)了樂府學集大成著作《樂府詩集》。從宋代開始，樂府在詩歌史上標志性作用依次被詞曲取代，但樂府學沒有中斷，一直有人整理和研究樂府。20世紀中國傳統(tǒng)學術受到西學遮蔽，樂府學趨于衰亡。在古代文學研究現(xiàn)代化過程中，詩經(jīng)學、楚辭學、詞學、曲學都有了長足發(fā)展，唯獨樂府學遠遠落在了后面。具體表現(xiàn)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概念不清。什么是樂府？樂府指向有無明確邊界？很多研究古代文學者說不清。歌詩、歌行、曲子詞、散曲、民歌、音樂文學都是與樂府密切相關的概念，這些概念真正含義為何，與樂府關系為何，學界沒有明確而統(tǒng)一的認識。很多文學史稱樂府為民歌，漢樂府是民歌，吳聲西曲是民歌，梁鼓角橫吹曲也是民歌，甚至造出“樂府民歌”這一概念。其實樂府專指宮廷音樂作品，宋代以前指向從未變化。有些樂府作品可能來自民間，但在成為宮廷音樂作品過程中，經(jīng)過了職業(yè)詩人和藝人的加工，其民歌屬性已發(fā)生根本變化。極少數(shù)雜歌謠辭可以看作民歌，但決不可用“民歌”一詞泛指其他樂府。可見20世紀多數(shù)學人對樂府概念認識尚不清晰。

　　第二、知識不確。樂府學涉及大量專門知識，學界也沒有統(tǒng)一而明確的認識。例如樂府詩有很多題名，如詩、行、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diào)等，這些題名含義為何，學界或是沒有揭示，或是雖有揭示仍然難以令人信服。例如“行”，是樂府詩中最常見的一個題名，其到底是什么含義，20世紀末，雖然有人撰文討論，但仍然沒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樂府又有解、趨、艷、亂等音樂術語，學界解釋也不明確、不統(tǒng)一。一些基本知識都有問題，足見該領域研究尚不深入。

　　第三、基礎不厚。《樂府詩集》成書后，從元代直到20世紀，出現(xiàn)了一系列整理著作，如元克明《古樂府》、明梅鼎祚《古樂苑》、清朱乾《樂府正義》、近人黃節(jié)《漢魏樂府風箋》、余冠英《樂府詩選》等，但沒有出現(xiàn)一部完整的整理本。目前也只有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各出版了一個標點本。而到20世紀末，漢唐間主要作家別集均有整理本問世，由此可見樂府學文獻研究基礎之薄弱。至于《樂府詩集》續(xù)編，更是無人問津。

　　第四、視角不廣。20世紀學人受西方文學觀念影響，看不到樂府作為宮廷音樂作品這一特性，只是把這些作品當作純粹文學文本研究。這樣的研究勢必遮蔽了樂府根本屬性而使研究流于表面。20世紀一些特定時期，人們往往將目光集中在《陌上桑》《胡笳十八拍》《孔雀東南飛》《木蘭詩》《行路難》《蜀道難》等少數(shù)作品上，很少將目光投入到其他樂府詩。羅根澤《樂府文學史》、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都成書于20世紀上半葉，此后沒有出現(xiàn)一部高質(zhì)量樂府文學史。至于唐后樂府研究，學界尚無此概念。

　　這種落后局面，使樂府學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研究中的一塊短板，直接影響到了中國古代文學整體研究水平的提高。例如李白是古樂府創(chuàng)作大家，李白創(chuàng)立了“古樂府學”，其古樂府創(chuàng)作與古樂府學建立，是兩件事情，還是一件事情兩個側面呢？李白“志在刪述”，其古樂府學是否體現(xiàn)了其“刪述之志”？20世紀李白研究已經(jīng)相當深入，但這些基本問題，學術界沒有作出明確揭示。再如《清平調(diào)三首》是李白樂府名篇，那么《清平調(diào)》是指調(diào)類，還是指調(diào)名？如果是指調(diào)類，那么與相和歌中的平調(diào)、清調(diào)有何關聯(lián)？如果是指調(diào)名，那么其具體含義為何？再如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是不是樂府詩？為什么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高適的《燕歌行》好像由多首絕句組成？文學史上一直把杜甫當作新樂府寫作開創(chuàng)者，但杜甫新樂府到底有哪些？元稹《樂府古題序》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所倚傍。”杜甫這四首歌行是不是新樂府呢？《樂府詩集》將《麗人行》收入“雜曲歌辭”，其他三首收入“新樂府辭”。元稹根據(jù)什么把杜甫這些歌行當作新樂府呢？有人還把“三吏”“三別”也當作新樂府。可見像杜甫這樣大詩人，有哪些新樂府都成了問題。這種局面與唐詩研究總體水平是很不相稱的。

　　樂府學研究者不多，學人投入精力也嚴重不足。《樂府詩集》所收樂府詩無論從數(shù)量還是時間跨度，都遠遠超過《詩經(jīng)》《楚辭》，但樂府詩研究隊伍和學者力量投入遠不能與《詩經(jīng)》《楚辭》相比。樂府詩是漢唐時期詩歌代表性樣式，而漢唐是中國詩歌發(fā)展史上最輝煌的階段，這樣的學術投入，實實在在成了中國詩歌史研究上一塊短板。

樂府學基本內(nèi)容

　　我認為，建立現(xiàn)代樂府學，應從文獻、音樂、文學三個層面研究樂府。就某一作品而言，應從題名、曲調(diào)、本事、體式、風格五個要素進行把握，目標是使樂府詩發(fā)生、發(fā)展、變化情況和所屬音樂特點以及文學特色得到盡可能清晰的描述。

　　文獻研究層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樂府詩集》整理、《樂府詩集》補編、《樂府詩集》來源考述、《樂府詩集》編纂研究、《樂府詩集》續(xù)編、《樂府學全書》編輯。音樂研究層面就是追尋樂府詩音樂形態(tài)，包括樂府詩創(chuàng)調(diào)、表演、流變、創(chuàng)作四個方面情況，旨在從音樂特點入手把握其文學特點。文學研究是樂府學研究目的所在，主要關注樂府詩作者情況、樂府詩創(chuàng)作方式、樂府詩創(chuàng)作原則、樂府詩傳播方式、樂府詩傳承問題、樂府詩功能問題、樂府詩內(nèi)容分析、樂府詩形式分析、樂府詩史寫作九個問題。除了上述三個基本層面外，還可以從自然、地理、經(jīng)濟、政治、戰(zhàn)爭、宗教、民族、民俗、美術、服飾、器物角度對樂府進行考察。

　　題名、曲調(diào)、本事、體式、風格五個要素使樂府詩有了區(qū)別其他詩體的根本特性，分析五個要素是解讀一首樂府詩的基本方法。題名研究主要考察題名由來、含義、類屬、演變。本事研究主要考察本事內(nèi)容、生成、作用、價值。曲調(diào)研究主要考察曲調(diào)標注方式、標注依據(jù)、所起作用。體式研究主要考察樂府詩音樂特點在文本上留存，包括劇語、樂語、套語、構件、句度、聲律等。風格研究主要考察風格與其他要素關系、所起作用以及認識途徑。

樂府學研究意義

　　樂府學與詩經(jīng)學、楚辭學、詞學、曲學并列為古代文學專門之學，其研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由漢到唐五代每一個詩歌發(fā)展階段，樂府詩幾乎都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作品，離開了這些作品根本無法描述這一時期詩歌史。漢樂府自不必說，離開《蒿里行》《短歌行》《燕歌行》《白馬篇》《從軍行》《飲馬長城窟》，無法描述三曹和七子詩歌；離開《擬行路難》，就無法描述鮑照詩歌；離開了《臨高臺》《從軍行》《行路難》《獨不見》《春江花月夜》《代悲白頭翁》，無法描寫初唐詩歌。盛唐邊塞詩人，大詩人李白代表作，幾乎都是樂府，而杜甫、元白等人新樂府創(chuàng)作更是詩歌史上一個創(chuàng)舉。如果只把這些樂府當作純文學創(chuàng)作，與其他詩作等量齊觀，勢必造成對這些詩歌認識的隔膜。用樂府學操作方法，從這些詩歌作為音樂文化組成部分角度，重新認識這些詩歌，對于重新描述漢唐詩歌史，有著重要意義。

　　經(jīng)過10多年研究，我們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樂府學所蘊藏的巨大創(chuàng)新空間。十年來，趙老師和我主持四個樂府學研究課題，共出版著作4個系列21部，但我們感到樂府學研究才剛剛開始。樂府學是多少代人開采不完的富礦，需要更多學人加入到這一領域。像“《樂府詩集》整理”“《樂府詩集》續(xù)編”“多卷本樂府文學史”寫作、“多卷本樂府學史”寫作、“樂府學全書”編纂等等，都是很有價值的大課題。

　　孔子云：“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禮樂文化是中華文化特色所在，樂府是禮樂文化核心組成部分。建構現(xiàn)代意義樂府學有助于提升民族文化影響力。漢唐作為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歷史時期，所孕育出來的文化是至為寶貴的精神財富。而與音樂密切結合的樂府詩是那個時代精神最為靈動的記憶。深入研究這部分文化精品，對于弘揚民族文化精神，激發(fā)國人民族認同感和自豪感，向世界傳播優(yōu)秀文化成果，增加世人對中國的了解和理解，都有重要意義。

　　樂府作為綜合藝術，既是詩歌精品，也是音樂精品，是高雅文化的符號，民族藝術的象征。臺灣陳美娥女士創(chuàng)辦南音劇團就取名“漢唐樂府”；大量唐代樂府曲譜仍然存世；今人演奏之《幽蘭》《陽關三疊》等古琴曲都是樂府；《孔雀東南飛》《花木蘭》等樂府故事令人百聽不厭。深入研究樂府可為當下文化產(chǎn)品開發(fā)提供豐富資源。

　　樂府學已經(jīng)有了新理念、新方法、新平臺，必將迎來更加輝煌的明天。

（作者系樂府學會會長、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