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吾教授所著《唐代酒令藝術》一書，是獲得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的作品。其寫作目的直指兩大學術難題──詞的起源研究和敦煌舞譜研究，所以這本書的全稱乃是《唐代酒令藝術：關于敦煌舞譜，早期文人詞及其文化背景的研究》。著者使讀者置身于隋唐五代燕樂的大背景中，在唐人酒筵游戲的舞臺上來觀察這兩大學術課題，目睹了成功解決它們的過程。

　　唐代酒筵藝術是唐代社會文化繁榮的一個縮影，市民、詩人、藝伎、將士、官吏、羽客、僧人走馬燈似地穿梭于繁華都市的酒肆茶樓。在唐人筵飲的場合出現了宮廷宴饗之樂──燕樂的高度繁榮，出現了在唐人詩歌中占有龐大比重的酒辭，出現了同游戲和自娛相融合的種種舞蹈方式。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酒筵是唐代的一個袖珍版本，酒令是這個袖珍本社會的藝術核心”（原書引言）。這便是著者研究唐代酒令藝術、對唐代酒令藝術情有獨鍾的原因。這個原因的深層涵義是：作為唐代民俗的一個場景，酒筵中□酒令孕育了豐富的曲子辭格律，成為詞體形成的必由之路；而唐人酒令的歌舞化和唐代歌舞的酒令化，這一過程又成為理解敦煌舞譜的鑰匙。本書通過對唐代酒令藝術化過程的考察，揭開了這兩大學術難題的神秘面紗。

　　關于詞的起源的研究已經持續了十一個世紀，傳統“詩余說”的觀念籠罩文人的思維，籠罩千年之久的學術史。然而所謂“詞”卻不是文人的專利，而是民間藝人和作家共同創造的文化珍品。當我們全面地了解唐代的社會繁榮和普通人的一切世俗活動后，才發現唐代的詞人“是游戲的人、娛樂的人、交際的人”，他們在游藝中，通過酒令的令格變化創造了詞律，亦即創造了“詞”這一音樂文學的品種。這是本書所確立的第一個論點。

　　1956年，任半塘先生曾在《教坊記箋訂》一書的前言里列出了“唐著辭”的寫作計劃。王昆吾教授繼承半塘先生對唐代音樂文學的研究，編寫了《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獲第五屆中國圖書榮譽獎、首屆全國優秀古籍二等獎）、《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獲教育部優秀著作三等獎）、《漢唐音樂文化論集》、《唐代酒令與詞》（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等論著。這些研究將詞的起源課題納入唐代燕樂大背景之下，為本書的寫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此基礎之上，著者進一步將視角逼近飲妓藝術，聚焦于酒令著辭這一關節所在。

　　“著辭”是唐代形成的關于酒筵歌唱的一個常用術語，指依調撰辭和依曲唱辭，而著辭令就是依酒令設辭。送酒著辭占現存唐著辭作品的半數以上，它們是在送酒歌舞中產生的歌辭。隨□酒令歌舞化局面的出現，到中晚唐，人們逐漸打破了律令、骰盤令、拋打令三分的傳統格局，使用了“改令”這種自由的行令方式。改令指的是即興設置令格的酒令。這是一種特殊的游戲規則，相對于常規酒令增加了復雜細膩的令格，其中一個重要表現是對修辭手法──重字、疊字、字韻等的講求。正是改令在修辭方面的令格要求，造成了曲子辭辭式的變化，進而造成了“詞”這一特殊的詩體。關于作者對上述現象的揭示，北京風入松書評的看法是：“對詞在唐代民間的漫長流程作出了無與倫比的描述，其清晰程度正如一個植物學家的觀察日記。”茲且以一份圖表，概括此書綜合隋唐燕樂、歌妓藝術、文人唱和風尚、民間嘲誚詩、改令令格等事物，所闡釋的曲子文學的階段性變化：

　　本書重點討論的另一問題是敦煌舞譜。這項研究已屆六十年，1940年前后，羅庸、冒廣生等人在《唐人打令考》、《疚齋詞論》等著述中提出舞譜是唐人打令譜的觀點，為確定舞譜的性質作出重要貢獻。1955年，任半塘先生的《敦煌曲初探》對舞譜術語作了更為翔實的考證。進十年來，敦煌舞譜研究成為國際漢學的一門顯學，進入多方面解讀的層次，但譯譜者往往將其與宮廷教坊藝術舞相比附，并無明顯突破，至王昆吾教授《唐代酒令藝術》才對舞譜進行了成功的解譯。縱觀六十年的研究歷程，可分為兩個時期，前期的重點是考察舞譜性質，訓釋舞譜術語，近十多年則注重對舞譜結構進行解析。故程千帆先生在評價此書時說：唐藝研究經歷了兩個重要階段，一是任半塘先生之《唐聲詩》、《唐戲弄》、《敦煌曲初探》為“斯學之初祖”，二是王昆吾教授《唐代酒令藝術》“集其大成”。

　　這項集大成工作的突破口是所謂“十六字訣”。換言之，著者專注于敦煌舞譜研究，十年磨一劍，悟獲關于其結構的十六字訣，終于使千年疑問雪融冰釋，舞譜解讀工作迎刃而解。

　　這十六字訣是從雜亂無章、拍段參差的舞譜中提煉出來的，無論篇幅長短，序言詳略，全部26首舞譜文字，都是按照這十六字序列排列的。由此可知，它是舞蹈者熟記于心的基本游戲規則，而敦煌舞譜的全部譜例則可歸為對十六字訣的五種方式的展開，亦即是十六字訣的規則性變化的產物。簡明的規則加上運用時的變通，這正是酒令游戲的通例。

　　作為游戲酒令舞，敦煌令舞的動作來源于生活語匯和游戲語匯，而不是藝術舞蹈的語匯。最有趣的是：經仔細觀察可知，令舞的舞姿和行進方式是參照博戲的對稱原理設計的，所以舞譜成為充滿辨證意味的雙棱鏡，包含了回環對稱的結構：一份舞譜中隱藏□另一份舞譜的影子；把舞譜顛倒過來從最末一字往前讀，可得到一份新的舞譜，其結構正好同原譜一致。我們于是知道，舞譜反映了一種對舞的存在。這是著者的新發現，故書中稱原譜為“乾舞譜”，稱那份隱藏著的舞譜為“坤舞譜”。舞譜中的對稱結構無處不在，除乾坤舞譜互為倒影之外，舞譜的舞姿是兩兩對稱的，譜句的拍數也形成十分固定的對稱。下表即能表現舞譜深層蘊含的循環往復，細心的人會發現暗藏于其中的交叉呼應、順逆對稱的邏輯關系：

　　其中也包含了譜字涵義的對稱：

　　《唐代酒令藝術》一書出版后，有五位古代文學研究專家對之進行了審核。程千帆先生認為此書是關于唐代音樂文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視二北，殆如青之出于藍”。卞孝萱先生認為“這是一本具有成熟的史學修養和成功地運用文史結合方法的學術著作”。周勛初先生稱此書是“以小見大”研究方法的范例。郁賢皓先生則認為：“此書不僅是一部系統、全面闡述唐代酒令藝術的學術專著，而且也是對唐代伎藝史、音樂史、敦煌舞譜、唐五代詞的研究作出重大貢獻的力作。它必將在這些研究領域中產生巨大影響。”
　　且讓我們來欣賞本書198頁的一條引語：

　　《唐語林》卷八這樣敘述了唐代酒令藝術的歷史發展：“壁州刺史鄧宏慶，飲酒至（置）‘平’‘索’‘看’‘精’四字。酒令之設，本骰子、‘卷白波’律令。自后聞（間）以《鞍馬》《香球》或《調笑》拋打時上酒，〔有〕‘招’‘搖’之號。其后‘平’‘索’‘看’‘精’四字與律令全廢，多以‘瞻相’、‘下次據’上酒，絕人罕通者。‘下次據’一曲子打三曲子，此出于軍中□善師酒令，聞于世。”

　　《四庫全書》本《唐語林》卷八此條下原有按語云：“此條文義難解，疑有脫誤。”周勛初先生校證說：“本條不知原出何書。”“此條文義之所以難解，乃由唐代習俗及民間口語隔閡所致，未必純是文字脫誤之故。”現在，在《唐代酒令藝術》中，我們卻看到了關于這條引語的準確標點，看到了一個完整而清晰的表述。也就是說，從本書對自宋不傳的這條記述的完善注釋中，我們可以理解所謂“無與倫比的描述，其清晰程度正如一個植物學家的觀察日記”等評價的涵義。

　　總之，本書以飽滿的筆觸給普通讀者提供了一個夢回唐朝的□會，為學術界論證了民間游藝規則對詞律的重要貢獻，同時揭示了隱藏在敦煌舞譜中的全部奧秘。但我想說，本書的價值還不止于此，對處于學術八卦陣中的學者，此書應當還有神圣的啟示，那就是如何用立體的視野和全息的觀察，用關于事物存在形式與其歷史過程的比較研究，使傳統學術進入新的天地。就此而言，本書嚴密的思維和操作過程，可以成為人文科學學術著作的玉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