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秦隋兩代賦役制度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如重農抑商政策造就了傾斜的賦稅結構；奢靡殘暴導致了苛重的徭役等。這種相似從歷史的發展進程看，雖然純屬偶然，但從統治者崇尚重農抑商且賦役無度這一點看，又是必然的。它反映了封建朝代賦役的一種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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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秦代；隋代；賦役制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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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覽史書，會發現秦隋兩代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如兩代都是久經戰亂而歸于統一的；統治時間都不長（秦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7年，享國14年；隋自公元581年至公元618年，享國37年）；都僅傳二帝（秦始皇、秦二世；隋文帝、隋煬帝），且二世皇帝都奢靡殘暴，最終被農民起義所滅，等等。除此之外，兩代的賦稅和徭役制度也有著極其相似之處。“讀史使人明鑒”，通過兩代賦役制度的對比分析，抑或會尋出其相同點背后所掩蓋的歷史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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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農抑商政策造就了傾斜的賦稅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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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完善的賦稅結構，應是隨著農工商各業的發展而設置相應的稅種，相互配合，涵蓋盡可能多的稅源，不使稅款有所流失，充分發揮賦稅聚財斂財和調節經濟的作用。而縱觀秦隋兩代，工商產業不謂不發達，但工商稅收卻極其單薄簡約，賦稅的重心移向田賦（農業稅），形成了不協調的賦稅比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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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山東六國，結束了諸侯割據稱霸的局面，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大帝國，開始了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秦建國之初，“作制明法”，“治道運用，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因而鞏固了封建中央集權制度。在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同時，秦又著手于檢括戶口、清理地籍、整頓田賦制度、強化田賦管理。秦代雖規定“百姓當家則力農工”，“節事以時，諸產繁殖”，即要求農工商諸業共同發展，但統治者的指導思想是“上農除末”，“尊獎兼并”，鼓勵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地主經濟的發展。因此，秦代的賦稅制度帶有明顯的“重農抑商”色彩，把組織收入的重心偏向于農業。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頒布法令“使黔首自實田”，即令有地之人自行呈報占田數額和地畝產量，國家據以按畝征稅。這就在全國范圍內徹底廢除了奴隸主土地占有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從而也使田賦交納成為定制。秦代田賦負擔率很重，由于大興土木、對外用兵以及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所費巨大，于是便重征百姓，史載征收量達到三分之二，同先秦相比，秦代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出現了“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了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漢書·食貨志》）的嚴重局面，到秦二世時，“賦斂力度”，“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使社會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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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581年，北周揚堅乘時而起，代周稱帝，重建了統一全中國的隋王朝，結束了西晉以來200多年的分裂局面。隋初，在大力進行政治改革的同時，又開始推行均田、檢察戶口、整頓地籍，并在此基礎上實行租調制。租調制規定，每一丁男、中男皆給永業田和露田，共計120畝。每一受田丁男，年納粟三石，稱為一“床”之租；另納絹或絲一匹、綿三兩、布一端、麻三斤，稱為“調”。單丁及仆隸，依丁男所課額減半交納租調；未受地者，不征租調。均田租調之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土地占有的矛盾，調動了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也為隋代財賦豐足提供了來源。據史載，隋初“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貞觀政要》），馬端臨也稱“按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文獻通考》），可見財賦豐足為前代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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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秦隋兩代的工商稅收卻極其簡約、單薄。秦代工商稅，從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僅征自山澤產品，如鹽、鐵等，從漢初“開關梁，弛山澤之禁”來看，秦代也征過關稅，但僅此幾種稅收，不足以覆蓋當時有所發展的工商產業。隋代更是“無（工商）稅之國”。鹽稅歷來是封建國家主要的工商稅收入，隋初，曾依北周之制，對百姓采自鹽池鹽井的鹽征稅，到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帝入新宮。……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從此食鹽無稅，一直到唐開元九年，138年間都無鹽稅之征，這也是亙古未見的。酒亦如此，隋初曾對酒實行專賣，國家收取壟斷利益，在開皇三年食鹽免稅的同時，又取消酒坊，從此酒也無稅。另外，文帝建國后，把礦冶稅和入市稅予以罷除，于是工商稅收趨于絕跡，賦稅制度基本上成為單一的土地農業稅制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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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隋兩代之所以形成如此傾斜的賦稅結構，似有如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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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曾經“以農立國”的民族，農業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在古代世界居于先進行列，因此重農成為中國極為重要的傳統經濟思想。任何一個朝代的建立，都要強調農業的重要地位，古時有所謂“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的極端說法。而為了保證農業的發展，同時又產生了抑制工商業的思想，認為工商業收益大，如不限制，棄農經商的人必然多，“工商眾則國貧”，所以主張把工商業限制在狹小的規模內。這種源自先秦墨翟、商鞅、荀況等人，并為大多數思想家所認可的“重農抑商”或“重本抑末”思想，對后世歷代統治者都產生了極大影響，它的沿襲和發展，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重要原因之一。秦隋兩代的統治者，也毫不例外地給自己的賦稅思想、賦稅政策，賦予了“重農抑商”的基調，只加意于田賦的征收管理，而沒把工商稅收放在應有的高度去認識。雖然大大減輕了百姓負擔，但對國家的工商歲入，對后來王朝的“傳宗接代”，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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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奢靡殘暴導致了苛重的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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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徭役是一種力役之征，亦屬賦稅范疇。秦隋兩代統治者在立國之初，尚能體恤民力，輕徭薄賦，但漸漸驕奢淫逸，而置民疾苦于不顧，濫征徭役，尤其以二世皇帝為烈，終至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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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以武力統一全國后，以為天下已成嬴秦萬世不更的家業，于是專力于對外擴張和大興土木。造宮殿、建皇陵、筑長城、挖運河、修馳道，以及轉輸糧草等，都征用了大量的民力。據史籍記載：營造阿房宮用70萬人；修造驪山始皇陵歷時37年，動用70萬民力；北筑長城用40萬人，屯戍嶺南50萬人；北防匈奴30萬人，僅這幾項累計征用勞力近300萬人。秦代最無意義且繁重苛刻的徭役當屬營造宮殿和修造陵墓。秦代宮殿，累計關中共有宮室300所，關外行宮400多處，其中尤以渭南上林苑中建造的阿房宮規模最大，擾民最甚，前后有70萬人為之流盡血汗，耗費的物資則無計其數。秦始皇的驪山陵高五十多丈，周回約五里，掘地極深，灌注銅液以為基礎，共征發民工70萬人之多。秦代力役之重，達到“三十倍于古”的程度，全國每年約有15%的人服役。在這種無休止、無歸期的征發下，造成“丁男被甲，丁女被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的悲慘景象。秦二世即位后，倒行逆施，賦斂無度，以“稅民深者為明吏”，繼續大興徭役，修造阿房宮，發民遠戍，急政暴虐使百姓困苦不堪，社會生產力的破壞達到極嚴重的程度，終因苛民過度，農民揭竿而起而使統治根基徹底崩潰。隋文帝初期，常免徭役，而后期便開始征發民力修仁壽宮、筑長城，損失勞動力為數甚巨。煬帝即位后，更是肆意揮霍資財，摧殘民力；造宮殿、鑿運河、筑長城；造龍舟巡幸江都，制艦船四方征伐，夜以繼日，死亡枕籍。具體地說，第一，大興土木，營造宮殿。公元605年，煬帝詔令營建東京，每月役丁200萬人。又令修顯仁宮，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奇珍異寶，以實園囿。煬帝大修宮殿，浪費了國家無數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第二，為了巡幸江都，在江南大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龍舟上下四層，全用金玉裝飾。隨行的宮妃、百官、僧道、士兵達數十萬人。巡游所經之處，五百里內皆令供奉山珍海味及各種食品，無數民戶傾家蕩產。第三，多次對外征伐，除大造戰船外，還征調數以百萬計的士兵和民夫。隋煬帝窮兵黷武，橫征暴斂，勞民傷財，使社會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形成了“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的悲慘景象。隋煬帝曾以秦皇漢武相自比，然而不但沒有成就偉業，反因自己的荒淫殘暴、賦役繁重而被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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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隋兩代徭役的繁重，完全是統治者驕奢無度，視民如草芥的結果。歷代王朝，即使是出現明君賢相的朝代，也都存在徭役苛重的現象，這都是因為統治者奢侈腐化，貪圖享樂所致，說到底，是統治者與人民的階級性質不同才產生了這種階級壓迫。另外，徭役作為一種賦稅之征制度的存在，也使封建統治者能名正言順地濫用民力。經清代攤丁入地的賦役改革后徭役制已基本消滅，但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又以兵差形式而沉渣泛起，這說明徭役是階級對立的產物，是統治人民的工具。只有國家和人民的階級利益一致，徭役才會真正消失。從秦隋兩代的徭役征發中，我們會受到這樣的啟示：統治階級只有減輕徭役，愛惜民力，才能長治久安；否則，濫征亂派，重賦苛斂，暴虐奢逸，必然要被推翻，這是顛撲不破的歷史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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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隋兩代賦役制度的驚人相似，從歷史的發展進程看，純屬偶然；但從統治者崇尚重農抑商且賦役無度這一點上看，又是必然的，它反映了封建朝代賦役的一種共性。

原文出處：《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大連）1994年06期第72-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