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來參加李繼興同志主持的“平衡論”問題的討論。關于“平衡論”，我認為，不是講的靜態中的“平衡”，而是講的動態的中“平衡”；不是講的絕對意義的“平衡”，而講的相對意義上的“平衡”；不是講的確定性的“平衡”，而是講的不確定性的“平衡”。為什么這樣說，因為我想，如果“平衡”處于靜態中，事物就沒有發展；只有在動態中，事物不僅能得到發展，而且體現在運動中求“平衡”的必要。如果從絕對意義上了解“平衡”，那么就導致取消“平衡”與“不平衡”的矛盾；只有從相對意義上了解“平衡”，事物就會在“平衡”與“不平衡”之間，找到新的“平衡”。如果一味追求確定性的“平衡”，那么就會使“平衡”成為絕對化、僵化態；而不確定性的“平衡”，則可使“平衡”適應千變萬化的事物的運動過程。“平衡”是個過程，不是要求人們崇拜的圖騰。這是我對“平衡論”的一點粗淺認識，而這不是我要講的主要內容。我想講一講，從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模式上來看“平衡論”的意義。

　　中國傳統哲學中至少有四、五種極有影響的思維模式。這里我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幾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再談談這幾種思維方式和”平衡論”的關系。

　　（1）孔子的“中庸”思想是要求在兩極之間求一“中極”。所謂“中庸”就是“用中”的意思，（鄭玄注《禮記·中庸》：“庸，用也”。《說文》：“庸、用也。”）“用中”就要求既不要“過”，也不要“不及”，所以孔子說“過猶不及”，《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堯在讓位給舜時，對舜說，天命已落在你的身上，要真誠地保持適中。）就此，我們可以說，孔子的“中庸”就是追求合適的“度”，過了這個合適的“度”，就是“過”；沒有達到這個合適的“度”，就是“不及”，也就是要求在兩極中求得一適合的“中極”。

　　（2）老子則不同，他是要求由事物的一極，來尋求事物的另一極。例如《老子》第一章：“天下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這就是說，在你看到事物的一個方面時，必須注意與其相對應的另一個方面，這是因為事物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所以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老子認為事物這種一反一正，彼此互轉的態勢，一般人常常對它迷惑不解，但事物的發展往往正是如此的，因此，在注意事物的一極的同時，必須注意其相對應的另一極。

　　（3）《書經·洪范》提出”五行”的思想，《左傳》、《國語》等也多有論述，后來發展成一套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體系。

　　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萬物相生相克，相互聯系，既可相生，也可相克，而這種相生相克都有一定的規律可循，而不是雜亂無章，例如，只能是土生金，而不能是金生土；只能是金克木，不能是木克金。而無論相生、還是相克都包含著發展觀（不應是雜亂無章的發展，而應是有序的發展），或者在相生中發展，或者在相克中發展。

　　（4）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竹簡中有一篇題為《太一生水》，其開頭說：“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太一，是以成地”云云。作為一種思維形成，其意義是說：一種事物產生另外一種事物，被產生事物會反回來輔助原來的事物，而產生新的事物。例如由孔子的“性相近”的思想產生了孟子的“性善”思想，孟子的“性善論”不是對孔子的“性相近”的思想的否定，實際上幫助了孔子的“性相近”得到發展，而孟子的“性善論”后來又發展為宋明理學的“性即理”的理論。這就是說，一事物產生了一新的事物，并不是新事物把產生它舊事物完全否定掉，而是幫助產生它的舊事物得到發展，從而產生更新的事物。這種思維模式是充分注意到新和舊并不是完全對立不相容的，而是說“新”往往是包含著“舊”的，在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關系。

　　（5）《國語·鄭語》中記載了如下一段，史伯對鄭桓公說的話：“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事實上和諧才能生長萬物，同一就不能發展。把不同的東西加以協調叫作和諧，才能使萬物豐盛發展而有所歸屬；如果把相同的東西相加，用盡了之后只能拋棄。所以先王把土和金、木、水、火配合起來，作成千萬種事物。）”以他平他”，是以相異相關為前提，相異的事物相互協調并進，就能發展；”以同裨同”，則是以相同的東西相疊加，其結果只能窒息生機。

　　如果我們把中國傳統思想這些不同類型的思維模式用到“平衡論”上，是不是可以說“平衡論”的出發點首先是要在事物的發展中要找到一個適當的度，即在“過”與“不及”上，找到克服這兩種偏向的“中極”，也就是“中庸”之道。但事物都是動態的，因此在它的運動中就一定會離開“中極”，即使適當的度變成不適當了。怎么辦？我們應該在此事物適度時，就看到它的對立面，就是要看到會發展成不適度，這就是老子提出的要注意”在一極中找對應的一極”（美之所以為美，斯惡矣），即我們一定要注意事物是會相互轉化的。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一點，就可以避免使事物向不利的方向發展。那么應該如何呢？這就要我們看到這種兩極對立既存在著相克的關系，但同時又存在著相生的關系。例如孟子的“性善說”和荀子的“性惡說”，從一方面看它們是“相克”的，但從另一方面對是互補的，因為孟子的“性善說”是孔子“仁”的思想的發揮，而荀子的“性惡說”是為孔子重視“禮”的思想作論證。因此，我們要在運動著的事物出現“相克”的情況時，注意其中存在著“相生”的因素。又有“相生”的情況時，注意其中存在著“相克”的因素。這樣事物才可以由不平衡態發展到新平衡態。由于事物是永遠處在運動之中，就會有新的因素加入，新的因素的加入，可以是對此事物起“相生”的作用，也可以起“相克”的作用。如果是起“相生”的作用，這就是說它會起著促進事物向前發展，但在此時就必須注意到發展的“適度”；如果是起”相克”的作用，這就是說此新因素的加入會阻礙事物的發展，那么我們就要注意如何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如果注意了在事物運動中會出現“相生”，又出現了”相克”的問題，那么運動中的事物就會不斷的保持運動中的平衡態。而正是有新的因素加入會對運動中的事物有著“相生”和“相克”的情況發生，事物才有發展，才會出現事物由不平衡態走向新的平衡態。因此，我們應該認識到新因素的加入，正是事物發展的動力。所以羅素說：“歷史多次證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是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如果事物能在運動中不斷吸收新的事物，不僅注意到適度，而又注意相對立方面的影響，并能處理好其在運動中的“相生”、“相克”關系，和在新舊事物之間找到內在關系，這樣事物就可以在運動中經常保持“平衡”態，而中國傳統哲學認為事物的最高平衡態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萬物并育”、“道并行”是“大同”，“不相害”、“不相悖”是“和”，這種“和”就是《易經》中所說的“太和”。所謂“太和”就是事物在運動的最完滿的平衡態。這當然是一個理想，但它無論如何正是人們追求的理想境界。《周易·乾卦·彖辭》中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意思是說，天道的大化流行，萬物各得其正（恰當的位置），保持完滿的和諧，萬物就能順利發展。一切事物（萬物）如能在運動中與其他事物保持“和諧”，這必定要照顧到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的條件下保持與其他事物的“和諧”，這應該是“平衡論”所必須注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