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于1945年2月，浙江浦江人。現為浙江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典文學專業碩士生導師。

　　老實說，從事《楚辭》研究，我是先天不足的。首先，我不是出身于具有厚實的家學源淵的“書香門第”，父母世代為農，斗大的字不識幾個，我的童年教育差不多是在牛背上度過的；其次，在我讀大學的時候，正好趕上“十年動亂”，白白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讀書機會，五年大學，中文專業知識似乎沒什么學到。所以，命運決定了我的《楚辭》研究，只能選擇一條艱難而坎坷的道路。雖然，我的成績微不足道，但是所付出的代價相對要比別人多一些，其間某些曲折的經歷，實在不是順順當當從書院里出來的人所可想象的。

　　我是1965年考入杭州大學中文系的，進校時，只對現當代文學發生興趣，暗暗發誓將來也要寫出象魯迅、茅盾那等“驚世駭俗”的作品來。這樣的抱負，恐怕在當時的大學生中也是司空見慣的極時髦的想法。但到后來，多是中途改棄，另謀出路的，我也未能例外。何況在那個非常的歷史時期，本來為自己所崇拜的文學“偶像”一個個都被送上“審判臺”，“作家夢”被徹底擊碎了。然而，我竟然會一變初衷，迷上了遙遠而高古的《楚辭》學，而且自得其樂，長期游弋在古書堆里不能自拔，曾經很讓一些了解我的朋友大感困惑。其實，對這個終身選擇，連自己也感到惘然，確是很難用三言兩語說清楚的。

　　那是1968年夏天，我與千千萬萬的發過高燒的“紅衛兵”一樣，在盲目地跟著“狂熱”了一陣子之后，已經日益厭倦于無謂的“政治斗爭”，于是“逍遙”起來，整天捧著一部殘缺不全的《史記》以銷磨時日。當我讀完第八十四卷《屈原列傳》時，立刻被屈原的高尚人格和不屈精神所感動了。我一方面同情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不幸的人生際遇，更折服于他那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的不妥協的精神。回顧當時的社會，是非顛倒，善惡不分，整個世界處在一種非常可怕的“瘋狂”狀態，給“權勢”二字攪得“昏天黑地”，社會人格正在扭曲，變形，墮落，覺得這多么需要提倡一下屈原的崇高的人格精神！與此同時，我第一次讀著他的詩作的時候，不禁擊節高吟，連聲稱好，長久沉浸在“傷懷永哀，汩徂南土”的蒼涼悲忿的氛圍中，整個靈魂完全為其絢麗、奇倔、狂放的藝術魅力所俘虜了。在這以前，我雖然知道《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可是并沒讀過，更未曾接觸屈原的全部傳世之作。當時，所讀到的，僅是收入《史記》的一篇《懷沙》而已，盡管有崔骃、司馬貞、張守節三人的注釋，但是讀得非常吃力，某些章節的意義百思不得其解。這似乎并沒有使我喪失讀下去的興致和勇氣，我覺得它奇，它美，說不盡那錯落有致的句式，頓挫抑揚的韻律，回腸蕩氣的悲憤，纏綿動人的情思，不斷誘引我去窺秘、索隱、探賾……我生性還有個愛鉆“牛角尖”的毛病，遇到愈是不明白的東西就愈不肯放棄，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于是乎我捧起屈原的《離騷》、《九歌》、《天問》等作品讀起來了。當然，這算不上是研究，可是我以后研討《楚辭》的漫長生涯，正是由此起步的。

　　開始，我不知道該從何處入門去讀懂它們。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郭在貽先生，并得知他背著“工宣隊”的監視，正偷偷地攻治《楚辭》。我向他請教入門的“捷徑”。郭先生告訴我讀懂《楚辭》誠非易事，要看許多書。接著他翻開一本記錄著五十馀條考釋《楚辭》詞語的筆記（后來以《楚辭解詁》為題發表在《文史》上），說考證這些條目，就已經查對了上百種注本。當時，我暗自吃驚，真沒想到古往今來竟有那么多人在注《楚辭》！我請他開個書目，他就把姜亮夫先生的《楚辭書目五種》推薦給我，并給我圈定了其中必讀的二十馀種注本。這些書在當時均屬宣揚“四舊”的禁書，從杭大圖書館是借不出來的。郭先生手頭上也沒有這些書，他筆記里的那些材料都是“文革”前鈔錄的。后來我想，他即使有這些書，萬一泄露“天機”，落得個“復舊”或“復辟”的罪名，也未必敢輕易借給我。可真是天賜良緣，我終于認識了一位家藏萬卷古書的朋友，知道他家藏有清代以前的十幾種《楚辭》注本。他是清代纂寫《說文通訓定聲》的朱駿聲的曾孫，他的生父就是精通漢學的著名教授朱師轍先生。朱老先生其時年逾九旬，解放初就已閑休在家，社會上很少有人知道他，所以在“文革”中，他一點也沒有受到沖擊。他足不出戶，靜靜地在杭州岳王路的寓所繼續讀書著書，好象全然不知外面世界所發生的事情。可是，這位“世外高人”嗜書如命，他的書是不肯外借的，可允許在他的寓所里查閱。起初我在他家看了幾天，后來在他的兒子“擔保”下，方破例允許我每次可借一種，但必須在十天內歸還。我第一次向他借的是清同治十一年金陵書局據明汲古閣本重刻的宋洪興祖的《楚辭補注》，時間在1969年的年底。

　　十天內要看懂《楚辭補注》是絕對不可能的，我只得采用鈔書的辦法，不管懂不懂，先把它原封不動地鈔下來再說，以后再慢慢推敲。為守信用，我日以繼夜鈔寫，有時鈔到凌晨三點，真的在十天之內把四冊書全鈔下來了。當然這一切都是在極秘密中進行的。那時上三屆同學都畢業了，只剩下我們69、70兩屆“末代大學生”，學生寢室多空著，我一人住一間，所以就是同班的同學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這以后，我又鈔錄明周拱辰的《離騷草木史》、李陳玉的《楚辭箋注》，清王夫之的《楚辭通釋》、陳本禮的《屈辭精義》、朱駿聲的《離騷補注》、于惺介的《文選集林》中《楚辭注》等七種，裝訂起來，也是“蔚為大觀”了。可以說，我的《楚辭》研究，是從鈔書開始的。

　　可是，這種鈔書的經歷并沒有維持多久，1970年7月，我與所有的同學一樣，被送進一所勞改農場“接受再教育”，一時中斷了鈔《楚辭》的“勾當”。

（二）

　　1972年2月，從農場出來后，我被安置在浙、蘇、皖三省交界的一所煤礦職工子弟學校教書。初到那偏僻、荒遠的地方，但見群山環抱，空曠蕭條，就隱隱覺得有種被遺棄的感受。

　　這所學校的條件非常簡陋，除了一冊教本以外，再不見有任何書可供閱讀。讀書人的日子再也沒有比無書看更難挨的了。在無聊之際，我就翻出當日鈔錄的《楚辭》注本來打發空閑的日子。可是，許多地方我還是看不懂，以為這大約讀的注本還不夠多的緣故罷，發誓要讀完、鈔完當今所有的《楚辭》注本。于是，我很快又與朱師轍先生的兒子聯系上。這時我才知道朱先生已經去世兩年，朱師母也不久含恨離世。我的這位朋友原先是沒有工作的社會青年，經濟來源，主要依靠他父親的薪金，朱老先生一走，他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日子過得相當艱難。開始，他賣朱師母的首飾，接著賣古玩，賣字畫，賣家具，凡是值錢的東西都給賣得差不多了，最后動腦筋要變賣古書。可是在當時，誰希罕那些發黃的古書？它們早該是被掃蕩的“四舊”之列，一般人視之如廢紙，實在賣不了幾個錢。我聽到這個消息，立即趕往杭州，趁他在沒有完全“敗家”之前借幾部來鈔鈔。這樣，我又重操舊業，鈔起書來了。記得在73年至75年間，不僅鈔寫了《六臣文選〈楚辭〉注》、《山帶閣注楚辭》、《楚辭集注》、《離騷草木疏》、《屈宋古音義》等二十多種《楚辭》注本，而且還鈔寫《說文通訓定聲》、《說文句讀》、《方言疏證》、《六書音韻表》、《四聲切韻表》、《文心雕龍》等等。不斷向我提供“書源”的人，除朱先生的兒子外，還有杭州大學的郭在貽、李遵進先生，《浙江日報》的杜永進先生以及其他朋友，我至今忘不了他們對我的慷慨幫助。

　　日復以日，我的鈔書生涯大約維持到1976年。當時，我已鈔錄自東漢王逸以來歷朝歷代的各種《楚辭》注本達四十七種，連現代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屈原賦今譯》、文懷沙的《屈原〈離騷〉、〈九章〉今繹》、聞一多的《楚辭校補》、游國恩的《楚辭概論》、陸侃如等《楚辭選》、姜亮夫的《屈原賦校注》、朱季海的《楚辭解詁》等都一字不漏地鈔下來了。開始，我是選用日記本鈔寫的，后來改用大16Ｋ白紙鈔寫，每張白紙鈔一句《楚辭》正文，然后再按注家的時間先后鈔錄注文于其下。這樣一來，原先在杭大鈔寫的那些本子都得重新鈔寫一遍。幾年鈔下來，兩只大紙板箱裝得滿滿的，這些鈔本至今依然是我從事《楚辭》研究經常翻閱的資料。為了鈔錄這些書，我是付出了代價的。當時，一方面要躲過別人的眼睛，以免招來不必要麻煩，另一方面又得不影響日常教學工作以及承擔起家庭的拖累，所以只能安排在晚上的時間。那個時候，條件非常艱苦，連一張書桌也沒有，妻子從醫院里找來兩只硬紙箱，疊在一起給我當書桌用。我每天給自己規定了鈔寫萬字的限量，常常從晚上六時鈔到十二時以后，真是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冬天，兩腳凍得發麻，仍然綴筆不止；夏天，為躲避蚊子叮咬，鉆在蚊帳里鈔寫，汗流浹背，憋得滿身長出麻麻密密的痱子來。幾年下來，人確實是經不起如此折騰的，不久，我終于累垮了，幾次被送進醫院。可是，躺在病床上吊著瓶子，腦子里依然跳動那些鈔錄下來的句子，好像別的都可以放棄，就是這些書擱舍不下。或者干脆拿一冊書看起來，只要有一絲力氣，決不懈怠。當時，生活中的全部樂趣似乎都在讀書和鈔書上了，如果沒這些書，心里便感到空蕩蕩的，變得無所適從。書，好象是我個體生活的第一需要了。自那時候開始，我對書的癡迷程度，用“癮”或者“癖”來形容，也不顯得有何夸侈之處。然而這一切到底是為了追求什么？名乎？利乎？都不是。我實在說不出任何功利目的，只是想把《楚辭》讀懂，讀通，僅此而已。

　　可是，怎么也想不到這又竟被誣陷為是秘密配合“四人幫”評法批儒的“政治陰謀”，遭到組織審查，要我說清那些永遠說不清的“問題”，盈箱溢篋的鈔本及其它書籍、卡片資料險遭不測。這個意外的打擊，事先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幾乎將我推到了絕境。現在回過頭來看，原不過是我治《楚辭》經歷中的一段“小插曲”，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但經歷了這次意外打擊以后，我終于明白了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遭讒見放”，加深了對屈原的悲劇性的人生際遇的理解。我意識到，在生活中，不乏專門搬弄是非的“上官”、“靳尚”式的小人，于是在傷感之馀，曾賦一詩以寓當時之慨，詩曰：

　　　　 江東馀子老黃郎，矻矻著書生計忙。
　　　　 恨入汨羅悲逐客，魂飛南楚招巫陽。
　　　　 才人行吟滄浪水，漁父嘯歌不醒鄉。
　　　　 落度書生重太息，離騷句句斷肝腸。

　　盡管如此，那時候，我仍然讀不懂陳第、戴震、朱駿聲、孫貽讓、姜亮夫、朱季海等人的注釋，決心在文字、音韻、訓詁方面下一番功夫。從７４年開始，我有計劃地攻讀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俞樾的《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章太炎的《國故論衡》、《新方言》等，清代的訓詁筆記著作差不多翻遍了，而且對每部讀過的書都做了詞條性質的索隱卡片，并按照先秦古韻的韻部編為二十八函，每函又以三十六字母排列，這等于給自己編寫了一部非常有用的“辭典”，為以后注釋《楚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在編卡片的過程中，逐步掌握了上古漢語的聲韻知識。當然在整個自學過程中，還是離不開名師的指導和幫助的。在訓詁方面，給我指導最多的是郭在貽先生。上述的訓詁書目都是他開列的，在郭先生的啟發下，我一本一本讀下來，不明白之處時時向他求教，他總是及時來信給我祛疑解惑，并給予諸多的勉勵之語。在音韻方面，完全得力于上海復旦大學張世祿先生的幫助。張先生精通音韻，且與我同鄉。我通過這層關系認識了他，先后兩次去上海登門求教。在他的指導下，我首先讀完了《廣韻》，認真分析了其中每條反切的聲韻結構情況，這為我以后著手分析唐宋《楚辭》音切的等韻門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其次通讀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江永的《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段玉裁的《六書音韻表》、孔廣森的《古聲類》以及章太炎、黃侃、曾運乾、楊樹達等研討上古聲韻學的有關文章，弄清了古今音韻分合的基本規律。最讓人感動的是，張先生還不時把自己給研究生講課的講義以及過去出版的著作都無償地寄給我學習，并囑我讀后把“意見”寄給他。這時，我便把《楚辭》里頭的幾個音韻問題挑出來，結合學習音韻學的心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張先生每次收到我的信后，也總是不厭其煩地回信解答，從75年至80年間，前后給我寫了十幾封信。如今，郭、張二先生早已不在了，可是他們的信我都完好地保存著，現在每當看到他們的手澤，不覺想起當年的情景。人去物在，真不知其感嘆為如何了。

　　有了這樣的“小學”根底，再回過頭去看那些《楚辭》鈔本，其間是非得失問題，就有些底了，于是萌生全面注釋《楚辭》之志。

　　我正式注釋《楚辭》是從1981年開始的，但由于雜事牽連，時作時輟，至８６年才完成《楚辭校詁》的第一卷《離騷校詁》。繼此書之后，原計劃有《九歌校詁》、《天問校詁》、《九章校詁》、《遠游校詁》四卷，這些都是公認的屈原作品，所以顏曰《屈原賦內篇校詁》，凡五卷，而《屈原賦外篇校詁》只包括《卜居》、《漁父》、《招魂》三篇為卷六，卷七為《宋玉賦校詁》，收《九辯》、《大招》二篇，卷八為《楚辭學雜論》，作為歷年單篇論文之結集。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治學計劃，可是我懂得，自己如此先天不足、孤陋寡聞，實在有些力不從心，勉為其難了，不加倍努力付出，能成么？

　　從此，我更鐵了心腸，一心一意閉門著述，規定日寫千字以上。寂寞經年，青燈長伴，為纂寫《離騷校詁》，整整六年時間內沒看過一本電視劇或一場電影。后來多次改寫，力求精益求精，直至９２年送交中州古籍出版社時，又進行過一次大修改，說十易其稿也不為過。這部近８０萬字的書稿，所參徵的歷代《楚辭》注本，達二百多種，凡是國內重要的著述都涉及到了。在這點上說，比起游國恩先生《離騷纂義》更完備（因為游著現代作者均未收錄）。異文搜集甚為廣泛，“上窮碧落下黃泉”，我幾乎翻遍了唐宋以前的所有文獻，達一百七十多種，上萬卷之多。再如果把書中徵引的書目都列上去，恐怕是上千種、數萬卷了。以后，我又纂寫了《九歌校詁》、《天問校詁》、《楚辭異文辯證》三部書稿，并在海內外重要刊物上先后發表８０馀篇論文。目前，我正在纂寫《九章校詁》。近三十年的治學生涯，有失也有得，有苦也有樂，雖然，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當看到自己的文章發表，特別是《離騷校詁》、《楚辭異文辯證》－－這二部長達160余萬字、傾注了我三十多年心血的專著出版時，其欣喜又當何如？

（三）

　　我的研究只能說是微末小事，與當今成績斐然的《楚辭》大家們是無法相比的，實在沒有資格侈談什么“治學經驗”。下面只想根據自己近三十年的經歷，聯系當今《楚辭》研究的狀況，談幾點微不足道的看法。

　　第一，繼承和創新問題。《楚辭》研究具有很悠久的歷史傳統，前世學者為后人積累十分豐富的經驗，這份歷史遺產是今天我們研究《楚辭》的基礎，需要好好珍惜它，利用它，繼承它。我認為只有充分尊重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才談得上創新，否則，再高妙的新說也只能是空中樓閣。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沒有任何理由將它割裂開來，或者對立起來。所以，對待唐宋以前的古注，特別是東漢王逸《楚辭章句》要持謹慎的態度，盡量從繼承方面多著眼，不要動輒加以否定而另立新說。稍不慎重，就是名家也難免出差錯。例如，《離騷》“固前圣之所厚”，王逸注說：“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世圣王之所厚哀也。”王注以“厚哀”釋“厚”。清代以前學者在理解上都沒有異議，而現在學者紛紛出來批評王逸了。游國恩先生說：“厚，重也，《章句》以為‘厚哀’，非也。”（詳《離騷纂義》）徐仁甫先生說：“‘厚’是動詞，即贊許。添一‘哀’字，把‘厚’變成副詞。”（詳《古詩別解》）他們是一代宗師，卻眾口一詞。這到底是王逸說錯了，還是后人對王注的誤解？我以為王逸說“厚哀”，自有其道理，不可輕易否定，并注意到漢代哀有愛憐的意思，而且哀、愛二字常常相互替代，其書證至富。認為王注“厚哀”是平列復合詞，厚不是副詞；厚哀，是說以厚為愛。這是后人不明漢世口語實際情況，曲解了王逸古注。我在認真比較了王逸古注與其后的眾家注疏異同之后，認為后世注家多有此類誤解、指責漢世古注的訛誤。當然對古訓不能抱殘守缺，要有所甄別，“吸取其精華，拋棄其糟粕”。這道理就不多說了。創新是多方面的，對古訓從縱、橫兩方面進行疏理，求其詞義演變的規律，同樣也可以做到有所發明。例如，《離騷》“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王逸注說：“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而現在出版的各種新式標點本對王氏注文都作如下處理：“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從其句讀分析，大概都是將“卿”字當作“卿卿我我”的“卿”的，“卿何為”，是說您怎么啦？這實在不是王氏的本意。我認為，王氏的注意是，楚語的“羌”，相當于漢世的“卿”，或作慶；這是古今音之變，而“何為”才是“羌”字詞匯意義。為了弄清其南北方言的歷史演變過程，我就以古書例證為依據，以聲韻為線索，認為南國楚語的“羌”，相當于中土的“遽”，或作詎、渠、巨等，并根于卻字。至漢讀羌為卿、慶，現世又變為竟。用于陳述句，表示轉折的語氣副詞；用于問句，則表示反詰語氣的副詞。這完全是在充分吸收漢世古訓的前提下，提出自己新見的。只有這樣的新見，才覺得達實可信。同時，在《楚辭》研究中，還要廣泛吸收、發揮前賢的學術成果，用自己的話來說，充分利用前人的成績來解釋《楚辭》。例如，《離騷》“鷙鳥之不群兮”之鷙鳥，舊注都以鷙鳥為擊殺鳥，如鷹隼之類。我注意到聞一多先生研究《詩經》的成果，他在考證《關雎》的“雎鳩”時，從其鳥的品性執一不貳，指出雎鳩又名摯鳥。取其摯一、專一之義。我認為《離騷》的鷙鳥即雎鳩之類，“不群”即專一不貳之謂，以比忠貞不貳之士。這自然要比舊注貼切多了。如果沒有聞一多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先，我絕對做不出上述解釋。

　　第二，宏觀與微觀問題。現代《楚辭》研究強調“宏觀把握”，希望能從傳統的“小學”圈子里走出來，開創一個全新的天地。這是不錯的。從宏觀角度入眼，就造成一種高屋建瓴的氣勢，把《楚辭》放到中華文化的歷史長河中，甚至放到世界歷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考察、比較、綜合，確能發人思致，做出前人達不到的成績來。但是，這個“宏觀”研究，必須以“微觀”的“小學”做基礎。清人戴震在《古經解鉤沈序》中說：“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圣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躐等。”（《戴震集》卷十）這里，戴氏所說的“文字”，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詞”，而戴氏所說的“詞”，就等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語言”，戴氏所說的“道”，就是我們所說的“思想”，甚至包括屬于“宏觀”范疇的東西。戴氏是說，要想明白古圣賢的思想，從宏觀上進行把握，就必須先搞清表達這思想的語言；要想搞通表達古圣賢思想的語言，必須把構成這語言的每個具體的詞弄明白。不然，就根本談不上“宏觀把握”。前人總結出“離辭”、“辨言”、“明志”這樣一個治學公式，我以為，這仍然適用于我們今天的《楚辭》研究。這雖然是在走前人的老路，可是從我個人的治學經歷看，這條前人走了上千年的老路還得走下去。例如，《離騷》“湯禹嚴而祗敬兮”之湯禹，自漢王逸以來都認為是指商湯與夏禹。惟姜亮夫認為湯應訓大，湯禹即大禹，還斷然認定古無禹湯倒作湯禹的。我首先從前漢文獻中引徵出七例倒言作“湯禹”的書證，說明古確有與“禹湯”同時存在的“湯禹”的詞例，而把大禹稱作“湯禹”，在古書里找不出一個實例。說明姜氏的發明不可靠。為什么“禹湯”可以倒作“湯禹”呢？前人對此未置一詞。我從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二五《排調》一段話中得到啟悟。余氏認為，“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而非有一定之先后，如夏商、孔顏之類，則必平聲居先，仄聲居后，此乃順乎聲音之自然，在未有四聲之前，固已如此。”我認為“湯禹”即屬其例，平聲“湯”居前，上聲“禹”居后，即有“一定之先后”的詞語也可以照字音聲調的平仄關系來排列。我還舉了王逸《九思》“呂傅舉兮殷周興”的呂傅，認為上聲“呂”字居先，去聲“傅”字居后，本不以其時代先后排列，而聞一多把它校改為“傅呂”，實在是多此一舉。還舉了出現在《荀子·賦篇》和《鹽鐵論·誅秦篇》“禹舜”的例子，以上聲“禹”字居先，去聲“舜”字居后，沒有據其時代的先后次序。再推而廣之，屈賦里的蘭蕙、蘭芷、荃蕙、草木、云霓、霰雪、鸞鳥、雞鶩、燕雀、時世、關梁、媒理、江夏、幼艾等，都可以如此看。如果沒有具體的一個個駢詞的微觀研究，能做出“二名連用不較其時代先后，而以平上去入為次序例”這樣概括性的結論來么？又如，《離騷》靈氛占語用了兩個“曰”字，古今注家都沒說清楚。我一方面認真考察了先秦古世占卜的禮俗，了解到古代占卜有一人習（襲）卜“不過三”及“三人占從二人”之法，靈氛為屈原占卜是屬于襲卜法。靈氛始用瓊茅之草占筮，而后襲用竹具貞卜，是為二占，每占各有貞辭，前一“曰”下二句，是占筮之辭；后一“曰”下二句，是以竹具貞卜后的貞辭。這個條例，用在《九章·惜頌》“吾使厲神占之”下的兩個“曰”字，也可以得到驗證，說明厲神為屈原貞卜也是襲卜法，而且是“襲二卜”，有二條貞辭，所以用了兩個“曰”字。我還發現出土于戰國楚墓的竹簡文書有襲卜的記載，以地下實物證明其說可靠性，就顯示出更加具有無可辯駁的說服力了。于是，我在這些微觀研究的基礎上，概括出“一人占卜分用二物而其占辭別以二‘曰’例”這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現在，有的研究者歧視微觀問題，甚至在根本沒有讀懂《楚辭》原著的情況下，竟然洋洋灑灑地寫起評論屈原的大文章來。我想，他們的結論除了謬誤和空泛，還會有什么呢？湯炳正先生曾感慨地說，《楚辭》里頭“還有許多文字沒有認清楚，怎能談到翻譯”？更何況說是宏觀研究了。

　　第三，短期與長期問題。誰都想在短期時間內出成果，都希望在探索過程中少走或不走彎路，能找到一條直通目的地的“捷徑”。其實，在學術研究中，這樣的好事是很難遇到的，至少是我不曾有過如此“奇遇”。我以為，短期出成果，只能理解為長時期的厚積薄發，這中間是沒有什么“捷徑”可走的。短期與長期，這也是辯證的問題。在這方面我是有過深刻的教訓的。我開始在考索《楚辭》異文時，感到已經有聞一多的《楚辭校補》、姜亮夫的《屈原賦校注》，特別是后者，《楚辭》異文的考索，堪稱獨步古今，再也沒有比它更完備的了，似乎已無事可為。在纂寫《離騷校詁》初稿時，在異文考索方面，不想化費時間，完全轉錄姜著，悉從其校，少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以為這是考索《楚辭》異文最簡便的“捷徑”。后來，我偶然發現姜校所列異文與民初劉師培《楚辭考異補》基本相同，再逐條與原書對勘，發現有不少錯誤，而且讓人吃驚的是，二書錯得一模一樣。例如，《太平御覽》卷六九二引《離騷》“紉秋蘭以為佩”一句，佩字作珮。劉、姜同引此書時，都將卷六九二并誤作卷六九三。《藝文類聚》卷三○引“怨靈修之浩蕩兮”，劉、姜同謂靈字作零。今檢影宋本、明刻本及四庫本等都作靈字不誤。《路史後紀·疏仡紀》卷一三《夏后紀上》注引“夏康娛以自縱”一句，劉、姜并謂娛作豫。查四庫本、備要本并作娛字。與聞氏《校補》對照，也有這種情況。例如，《方言》卷四郭璞注引《九歌》“遺余褋兮澧浦”，這句詩出自《湘夫人》。聞一多氏始誤謂出自《湘君》，而姜校也誤謂出自《湘君》。類此例子前后有一百二十多處。這說明號稱異文最全的《屈原賦校注》并沒有認真地親自到唐宋以前的文獻資料中調查過，其所列異文是從劉、聞二書中轉引過來的，實在不足為憑據。這件事給我一個深刻的教訓，即名家迷信不得，學問偷懶不得。于是我干脆自己從頭做起，整日泡在圖書館里，化了七年多的時間，把唐、宋以前的各種文獻資料差不多都翻遍了，不論劉、聞、姜引過還是未引過的，我都一一重新認真地調查一通。有些書，同是一句《楚辭》異文，因版本不同，也略有出入，我就斟酌各種版本，擇善而從，不敢輕置一言。結果，其所得異文較姜校不啻多出十倍，而且糾正了姜校諸多失誤。類此轉鈔的失誤，后來我在金開誠《屈原集校注》（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版）、程嘉哲《天問新注》（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等書中找出一些例子來。于是，我一下子在短期內才寫出了一組系列性質的《楚辭異文校補》的文章。如果沒有那七年多的泡圖書館的積累，絕對不可能有這種短期出成果的效應的。所以學術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來不得半點投機取巧，必須踏踏實實，有長期努力的打算，前人所說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耐得寂寞，刊落聲華”等等古訓，仍然是我們今天做學問的座右銘，任何取巧的想法都是有害的。

　　第四，新時期的《楚辭》研究，必須充分占有和運用新材料。近幾年，在兩湖地區發掘出大量的戰國時期的楚文物，尤其是出土于楚地的大批簡帛文字，從字形到字義，對《楚辭》研究來說，都極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這是新時代恩賜于我們的新條件，也是前人想利用它而無法達到的事情，我們倒是沾了時代的便宜。例如，《九章·懷沙》：“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王逸注：“鄙，恥也。言人遭世遇，變易初行，遠離常道，賢人君子所恥，不忍為也。”《史記·屈原列傳》“本迪”作“本由”，（唐）張守節《正義》引王注：“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這“本迪”、“本由”是個么意思？王逸說“違離常道”。可是從字面看不出有“違離常道”的意思。朱熹《楚辭集注》說：“本迪，未詳。”王夫之《楚辭通釋》說：“易，變也。初本迪者，始所立志，本所率由也。”林云銘《楚辭燈》說：“改變初始本來之道，似匠人之常度替矣。”蔣驥《山帶閣注楚楚辭》說：“易初本迪，謂變易其初時本然之道也。”戴震《屈原賦注》說：“迪，導也，達也，語之轉，初之本迪，猶工有規畫繩墨矣。”陳本禮《屈辭精義》說：“本迪，本于先人啟迪之道。”馬其昶《屈賦微》說：“本，常也。言人違離常道。”真可眾說紛紜，未衷一是。后來劉永濟先生校“本”為“不”，聞一多先生校“迪”為“道”，“本迪”即“不道”之訛。較之早說，當是通達多了。可是“易初”、“不迪”為對文，都是動賓結構，而“不迪”是偏正結構。可見劉、聞之說還有剩義。這“本迪”一直是研究《懷沙》的一個疑案。后來，我查證了近年出土于楚地的竹簡文字，發現“不”、“本”二字的寫法，楚簡也并不相似。“本迪”，當是“伓本”之誤。楚簡的“倍”字寫作“伓”，從人旁、不聲。倍，背也。迪，道也。我以為“不迪”當作“伓迪”，猶說背道。“倍道”是動賓結構。王逸注作“違離常道”（今本作“遠離常道”，遠即違字之訛），恐怕也作“倍道”解釋，可見其本未誤。但古書沒有“倍迪”、“倍由”這個詞。蓋本書作“伓本”，本、由同義，由為本字注文，后羼入正文，遂誤作“伓本由”。后人不識“伓”字之義，遂刪作“本由”了。如果沒有楚簡文字作參考，我能作出上述的解釋嗎？新發掘的楚文物所提供的內容是多方面，文字訓詁特其一端耳。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總算走了一程，雖然苦惱過，傷心過，卻未曾后悔過，今后還將無怨無悔地繼續走下去。但在探索《楚辭》的漫漫修路上，我還能走到哪一步呢？還能付出多少余力來呢？自己畢竟年過五十，已是“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我將寄厚望于矢志于《楚辭》研究的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