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學在20世紀創造了自己的輝煌，并通過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先后獲諾貝爾文學獎而走向世界。這充分說明盡管日本文學從近代以來大力吸收西方文學，但都是消化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因此20世紀的日本文學史不是西方文學的變遷史，而是日本和西方文學的融合史。

　　具體地說，百年的日本文學在與西方的交流中，首先是對傳統美理念的傳承。日本文學有著自己悠久的傳統，確立了獨自的民族美學體系，并形成以寫實的“真實”、浪漫的“物哀”、象征的“空寂”和“閑寂”等屬于自己的文學的審美觀念形態，所以在引進西方文學主義形態時，就根植于傳統的文學觀念形態的土壤，實現通常所說的“日本化”。

　　自然主義的“私小說”

　　本世紀初日本自然主義的大發展，就是繼承古代“真實”的美意識和古代日記文學的傳統形式。因此日本自然主義將西方自然主義提倡的“自然”理解為“原原本本”地“貼近自然”而求其“真”，就自我疏離社會，沉溺于個人的日常生活、心理和心境之中，形成個人的“私”（日語即“我”）的領域，通過自白式地表現自己的私生活，來顯示作品強烈的真實性。田山花袋的《棉被》是日本自然主義的先驅之作，也是一部典型的“私小說”。小說中的男主人公時雄厭倦與妻子的生活，對女弟子芳子產生了特別的感情，又囿于傳統，只好強壓自己心頭的愛欲，在芳子離他而去后，埋頭聞著芳子的棉被上的余香。作者無所顧忌地違反了當時日本社會的倫理道德，暴露自己生活中最丑惡的部分。日本作家吸收西方的自然主義，創造了日本“私小說”的獨特形式。

　　從此，“私小說”成為日本純文學的主體。它通過個人生活經歷的描寫，抒發作者對社會生活、對時代的看法。一個世紀以來，日本產生了許多優秀的“私小說”作品。比如堀辰雄的《起風了》、尾崎一雄的《蟲子的種種》。前者描寫主人公“我”陪同患肺結核病的未婚妻節子住進山間療養所，以及“我”在節子死后過著寂寞、孤獨的生活。后者通過作者在病榻上細心觀察各種蟲子為生存所作的努力。它們剖析了生與死的內涵，以抒情的風格，表達對人生的態度。“私小說”至今仍保持其生命力。

　　戰前戰后的不同探索

　　二三十年代是新感覺派和無產階級文學雙峰雄峙時期。新感覺派文學全面否定傳統和舊有的文學形式，全盤照搬西方現代派的東西，甚至“把表現主義稱作我們之父，把達達派稱作我們之母”。橫光利一的《蠅》，一反傳統的寫實手法，通過大眼蠅的眼睛反映馬車夫和各種乘客之間的復雜關系，引發出人與人、人與馬之間的尖銳矛盾，最后以人馬俱亡為悲劇的結局，企圖以此刺激人的官能，讓讀者痛切感到現實的冷漠和人生的不安。無產階級文學則以另一種歐化形式出現，即全盤照搬蘇聯“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的簡稱）的錯誤理論，并無視日本歷史傳統的繼承，許多人不學日本古典原作，連日本文學史也沒有研究過，卻熱衷于“政治首位論”，使文學從屬于政治。還有另一種傾向，是戰爭期間以保田與重郎為代表的日本浪漫派，他們對西方現代文明完全不信任乃至絕望，并將馬克思主義和美國主義（他們將物質萬能主義稱作美國主義）一概視為“時代的頹廢”，需要統統打倒，主張復古和國粹主義。

　　以戰后為轉折點，在美國化的風潮中，作家們開始重新自覺地審視傳統與西方交流的關系。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這些傳統派、古典派作家自不消說，就是接受西方現代主義強烈影響的作家如存在主義作家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等，都在與西方文學的交流中，最終找到傳統與現代結合這條路，創造出自己的文學的輝煌，構成了20世紀后半葉日本文學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谷崎文學和《細雪》之美

　　谷崎潤一郎最初崇拜西方的唯美主義文學，依靠與西方的交流來開拓自己的藝術。但他后來遷居關西，被古都奈良和京都之美所征服，在東西方文化的比較中進行反思，決心“尋找心中故鄉的文學”，在他的隨筆集《陰翳禮贊》中表達了回歸傳統的審美理念的愿望。于是他不僅寫了《春琴抄》，以傳統的東方情調，描寫學生佐助用刺瞎自己雙眼以保持他所愛慕的女琴師春琴原來美的形象的故事，而且創作了谷崎文學巔峰之作的《細雪》，描寫了一個上流中產家庭四姐妹生活在動蕩的時代中愛情與婚姻的懊惱、悲哀及其幸福的存在。小說不僅始終貫穿了物哀的審美情趣，而且通過觀花、賞月、捕螢等四季行樂的描寫，表現傳統的季節感，發揚了自然與人融合、天人合一的東方傳統文化精神。

　　川端康成：日本式的吸收法

　　走過全盤接受西方現代主義和無批判地繼承東方的佛教輪回思想兩種極端之后，川端康成總結了自己的創作經驗和教訓，提出了應該“從一開始就采取日本式的吸收法，即按照日本式的愛好來學，然后全部日本化”，并在實踐上將汲取西方文學溶化在《源氏物語》以來形成的浪漫“物哀”和幽玄“空寂”的傳統美理念之中，創造了像《雪國》、《古都》、《千只鶴》這樣優秀的作品。在我國讀書界最近一次“20世紀百部文學經典”調查活動中，在排行榜上排列18名的《雪國》，以浪蕩公子島村在愛情生活上所表現的虛無的態度與藝妓駒子對愛情、工作和生活的認真態度相對比，來反映駒子的充實、純真和對生命的憧憬。故事雖然平淡無奇，但作家卻以高超的藝術技巧，在繼承傳統的物哀和空寂的余韻美、敏銳的季節感受性，以及平淡自然的美學追求的基礎上，充分運用“意識流”和象征、暗示、自由聯想等方法，使傳統和現代的巧妙結合，達到了完全的協調。諾貝爾文學獎給予的評價是川端以卓越的感受性，現代的小說技巧，表現了日本人的心靈的精髓，在架設東方與西方的精神橋梁上做出了貢獻。

　　由川端康成舉薦而登上文壇的三島由紀夫，雖然師生兩人文學性格迥異，但在日本和西方文學的接合點確立自己的歷史方位上卻是一致的。三島一方面繼承日本近世井原西鶴的男色審美情趣，并從中汲取日本古典的情緒性和感受性，一方面吸收希臘古典主義肉體和知性均衡的男性藝術美。因此他比起追求內面的精神性來，更重視外面的肉體性，在生命、活力和健康的描寫中，創造出像《潮騷》這樣一部作品，它在漁島的自然和風俗的畫面上展開主人公新治與初江漁歌式的純情故事。特別是小說描寫暴風雨后這對初戀情人脫下衣裳在烤火，雙雙擁抱、長吻，彼此都激起一股裸露的鼓動，但沒有羼入任何雜念，達到肉體與精神的均衡，將愛推向至純至潔的境界。

　　大江健三郎：重新發現《源氏物語》

　　大江健三郎創作之初，傾心于薩特的存在主義，對《源氏物語》不感興趣，可是他在實踐中逐步認識到“民族性在文學中的表現”的重要性，同時他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晚宴上致辭強調，他“重新發現了《源氏物語》”。尤其是大江生長在茂密森林的山谷村落里，對日本人作為自然神信仰的樹木和傳統的家和村落共同體情有獨鐘。他在獲諾貝爾文學獎之一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就描寫了蜜三郎、鷹四兩兄弟從山谷村落來到現代化的大都市，一個卷進了學生運動遭遇失敗，一個生了先天白癡的兒子，陷入家庭生活的苦境，兩人最后決定回歸故鄉，企圖在自己的鄉土上尋回“靈魂的根本所在”。同時他運用了日本文學傳統的想象力、日本神話中的象征性和日本式的語言文體，展現了作品的民族性格。這一審美的價值取向，在《M／T與森林里奇異的故事》和獲獎后創作的第一部小說《燃燒的綠樹》中也有充分的表現。

　　20世紀日本文學的歷史經驗，可以借用三島由紀夫的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生于日本的藝術家，被迫對日本文化不斷進行批判，從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中清理出真正屬于自己風土和本能的東西，只有在這方面取得切實成果的人才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