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現代著名高僧、佛學家、翻譯家法尊法師（1902－1980）圓寂20周年。我懷著對法尊法師的無限敬仰之情，來此五臺山勝境出席由山西省佛教協會主辦，五臺山佛教協會和廣宗寺協辦的紀念盛會。

　　20年前，在法尊法師圓寂之后，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曾在法尊法師的遺容前發表了飽含深情厚誼的悼詞，緬懷法師學習佛法，入藏求法，翻譯藏傳佛教要典，弘法利生非凡的的歷盡艱辛的畢生事跡。其中說：

　　溯自漢明西使，白馬東來，士行、法顯、玄奘、義凈并能不惜身命，忘軀求法，高風卓行，百代欽仰。若法師者，誠可希蹤前賢，比肩古德矣。

　　對法師的卓越的道德學問和宏偉的業績給予很高的評價。今天捧讀此文，仍使人感慨不已。

　　回顧法師的一生，最突出的的貢獻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把藏傳佛教文獻中的很多重要經典譯成漢文，介紹到內地；二是協助太虛法師振興中國佛教，特別是主持漢藏教理院培養現代僧才。法尊法師的事跡已經載入史冊，將永遠受到人們的懷念和尊敬。

　　仰慕古代譯經賢哲，以介紹西藏佛法和翻譯藏傳佛典為畢生使命

　　法尊法師1902年出生在河北深縣，出家后不久從大勇法師受教，并師事太虛法師，1922年入太虛法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學習，兩年后畢業，到北京入大勇法師創辦的藏文學院學習藏語。大勇法師曾到日本學習東密（日本真言宗以東寺為中心所傳的密法），回國后也曾向人傳授密法，然而感到中國西藏的密法比東密完備，便產生入藏求法的決心，希望法尊法師同往。法尊法師在《入藏經過》中回憶說：

　　我在武昌聽講《三論》、《唯識》的時候，便深慕什（按：后秦鳩摩羅什）、顯（東晉法顯）、奘（唐代玄奘）、凈（唐代義凈）諸先覺的情塵，繼聞勇法師入藏的函召，當然是雀躍三丈，唯恐不得其門而入了。

　　從此便以學習藏傳佛教，研究和翻譯藏傳佛典，向內地介紹藏傳佛教的教義和歷史，作為自己終生的目標和事業，曾未動搖。

　　1925年法尊與北京藏文學院的同學踏上赴藏的路程，在離開峨嵋到達嘉定烏尤寺時，讀到寺藏唐義凈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得知當年義凈歷盡艱辛到印度求法的事跡，看到義凈寫“去人成百歸無十，后者安知前者難”等詩句，深為感動。他在后來寫的《著者入藏經過》中回憶此事說：

　　我受了他老人家（按：義凈）說話的刺激，同時也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化，我對于前賢實在不敢起半點輕視心，我對于先覺的事業實在不敢起半點容易心。但是先覺的這種大慈大悲和大無畏精神，我羨慕極了，我也想犧牲一切去學學先覺。我對于西藏的佛教典籍，凡是內地所沒有的，我都發愿學習翻譯出來補充所缺。尤其對于義凈法師所翻譯的律藏，我很想給他補充圓滿。西藏的密法，當然也不是例外的事。就是世間的地理、歷史和工巧、醫方、政治、文藝等，我也有學習的志愿。

　　法尊法師正是抱著這種宏遠堅定的志愿入藏學習佛法和此后堅持譯經事業的。

　　從1925年至1933年，法尊法師穿越曲折險阻的道路，備嘗艱辛困苦，先后九年在今四川、西藏的許多地方尋訪名師，學習藏傳佛教的經論，并開始著手翻譯藏傳經典。1934年應太虛法師之請回來在四川重慶漢藏教理院短期工作一段時間，1935年為迎請西藏名師安東格什再次入藏，因安東格什突然去世而于翌年回歸，帶回藏傳藏經和黃教創始人宗格巴師徒的大量的重要著作。從1934年至1949年的十五年期間，除去一年多時間再次入藏外，法尊法師受太虛法師的重托一直負責管理漢藏教理院。法師除從事繁重的教學，向學僧傳授藏文、藏傳佛教經典和教義等外，還從事藏傳經典的翻譯工作，后又將漢譯《大毗婆沙論》二百卷譯為藏語。新中國成立之后，法師先在北京菩提學會受國家有關部門委托從事藏文翻譯。在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后先后擔任理事、常務理事，曾為《佛教百科全書》撰寫有關藏傳佛的教條目，并且在《現代佛學》上發表過許多有關藏傳佛教的論文，也翻譯過多種藏傳佛典；1956年中國佛教院成立后擔任院長，然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失去自由達7年之久。“文革”結束后，中國佛學院恢復，擔任副院長。法師在耄耋之年仍持筆翻譯法稱《釋量論》等重要藏文佛典。法尊法師自從確定終生傳譯藏傳佛典以來，矢志無悔，競競業業五十六年，為中國漢藏佛教交流，發展中國佛教文化事業，推進內地藏傳佛教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據呂鐵鋼、胡和平編的《法尊法師佛學論文集》、《法尊法師譯文集》（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出版），法尊法師在研究、翻譯和介紹藏傳佛教經典、教義理論的主要成績包括以下兩方面：

　　（一）漢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1357－1419）的重要著作《菩提道次第廣論》二冊、《菩提道次第略論》一冊、《菩提道次第略論止觀章》一冊、《密宗道次第論》一冊、《密宗道次第廣論》二冊，還譯有《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二冊、《辨了不了義論釋難》二冊、《現觀莊嚴論略釋》一冊、《供養上師與大印合修》一冊、《地道建立》一冊、《修菩提心七義論》一冊、《苾芻學處》一冊、《入中論善顯密意疏》三冊，以及《辨法法性論》、《七十空性論科攝》、《精研經釋》、《緣起贊釋》、《五次第論》、《七寶論》、《四百論頌》、《沙彌學處略釋》、《正理莊嚴論》、《菩提道次第修法》、《入中論略釋》、《俱舍論略釋》等，晚年抱病翻譯因明學名著印度陳那《釋量論略解》及《集量論》、《集量論頌》和法稱的《釋量論》，填補了漢譯藏經因明之缺。

　　（二）研究論著和論文中有很多是介紹藏傳佛教的，其中有比較系統介紹西藏佛教的《西藏佛教概要》、《西藏佛教的建設》以及《從西藏佛教學派興衰的演變說到中國佛教的建立》、《元明間與中國有關之西藏佛教》；有介紹藏傳印度德光撰《律經》的論文《律經》；有系統論述西藏所傳佛護、法稱的中觀宗的論文《中觀宗“不許諸法有自相”的問題》、《中觀宗關于“安立業果”與“名言中許有外境”的問題“》、《中觀宗不許“自續”的問題》、《中觀宗“不許自證分”的問題》；有通過比較《般若經》介紹藏傳《現觀莊嚴論》的文章《〈般若八千頌〉與〈現觀莊嚴論〉對照科目》及《〈現觀莊嚴論〉中八品七十義略解〉；有對黃教重要經典《菩提道次第論》介紹的《《〈菩提道次第廣論〉的造作、翻譯、內容和題解》》、《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論〉》，此外還有早年評論釋慧定《藏密答問》的《評〈藏密答問〉》等。

　　新中國成立后，法尊法師的重要論著中影響最大的是為《中國佛教百科全書》所寫的關于藏傳佛教的若干詞條，流傳最廣，經常為各界讀者參考。

　　1955年，斯里蘭卡國佛教界為紀念釋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發起編纂英文版《佛教百科全書》，希望中國佛教學者予以合作，撰寫有關中國佛教的條目。當時周恩來總理接受斯里蘭卡總理的請求，將任務交給中國佛教協會。此后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聘請國內著名佛教學者參與撰寫，內容涉及教史、宗派、人物、經籍、教理等各個方面，反映了當時中國佛教研究的最高水平。這些漢文原稿在1980年以后陸續由知識出版社以《中國佛教》的署名分冊出版，受到教內外學者的普遍歡迎和好評。法尊、觀空法師參加了藏傳佛教條目的撰寫。法尊所寫《西藏前弘期佛教》、《西藏后弘期佛教》、《西藏的寧瑪派》、《西藏的迦當派》（以上皆先在《現代佛學》發表，稍修改后收入《中國佛教》）、《西藏的迦舉派》、《西藏的薩嘉派》、《嘉曹杰》、《克主杰》、《僧成》、《善慧法幢》、《善慧海》，概要而系統地介紹了藏傳佛教的歷史和若干主要教派、人物、教義，可以說是法尊法師一生研究藏傳佛教成果的結晶。這些論著與王森教授的《西藏佛教發展史略》被學術界看作是介紹西藏佛教的最受歡迎和值得信賴的著作。

　　致力振興佛教，培養中國現代佛教人才

　　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上，太虛法師（1889－1947）發起的佛教復興運動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他針對清末以來佛教界的種種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號，主張在教理、教制、教產三個方面實行革新，規劃建立新型的僧團組織和制度，推行貼近普通民眾社會生活的“人生佛教”，致力發展佛教教育，繼設立武昌佛學院之后，又在重慶建立漢藏教理院，積極培養能夠與時代要求相適應的佛教人才。太虛的佛教復興運動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舉步惟艱，雖然從整體上看是失敗了，然而在推廣建設新佛教的理念的方面，在發展佛教教育培養人才等方面，都取得重大而明顯的效果，可以說一直影響到現在海峽兩岸的佛教界。

　　法尊法師追隨太虛20多年，對于太虛法師致志復興佛教的理念和所從事的佛教文化事業十分理解，并且受太虛法師重托代理漢藏教理院14多年，協助培養人才。1947年3月太虛法師去世之后，法尊撰寫《略述太虛大師之悲愿及其偉業》，回憶自己師從太虛法師的經歷，從“大師之救教運動”、“整理僧伽制度”、“創辦僧教育機關”、“從事世界佛教運動”、“組織學會教會”、“籌辦菩薩學處”等方面介紹并評述了太虛一生的事跡，在最后的“繼承大師事業之集議”中將太虛法師弟子于上海集議的要點向世人介紹：

　　其最要者，在僧教育機關方面，則大師所創辦之武（按：武昌佛學院）漢（按：漢藏教理院）兩院，必須力圖其繼續進行，以備造成復興中國佛教之人才。在佛教刊物方面，《海潮音》為大師二十余年弘揚佛法唯一之喉舌。不論經費如何支絀，必須設法印行，以為推行大師之思想及其事業之指針。大師叢書為大師畢生思想學行之結晶，必須速疾編纂完成，以作后學推行復興佛教運動之范本……法尊法師此后繼續管理漢藏教理院，在從事繁重的行政、教學事務之外，還進行佛學研究、藏傳佛典的翻譯，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可以說法尊法師以自己的行動實踐著太虛法師培養人才以備復興中國佛教的理想。

　　新中國成立后，法尊法師從北京菩提學會轉到中國佛教協會工作，在1956年中國佛學院成立直到“文革”兼任副院長，除行政工作外還兼任佛教課程，同時不斷翻譯藏傳佛典。“文革”結束后1980年中國佛學院恢復，擔任院長，直到圓寂。

　　法尊從1934年至1980年底圓寂為止，在前后長達46年的時間，除去遭受迫害的“文革”十年外，在大部分的時間里不是從事藏文經典翻譯，就是從事佛教教學。那么，法尊法師對佛教教育的宗旨、教育方法和培養人才，有些什么見解呢？也就是說，他的教育思想是什么呢？雖然現存的有關文字資料很少，然而從這些僅存的資料中仍可大體看出個端倪。下面主要歸納兩點：

　　（一）將佛教教育與振興中國佛教聯系在一起

　　法尊作為太虛法師的弟子，看到太虛為聯合佛教界的僧俗信眾復興中國佛教，先后發起成立佛教協進會、中國佛教總會、中華佛教聯合會、中國佛教社，組織現代僧伽社等，雖在佛教界和社會取得顯著的成效，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然而也同時遭到來自佛教界內部勢力的誤會、毀謗乃至激烈反對，致使他的主張“能見實現者，實屬寥寥無幾。”法尊法師曾向太虛提出建議：

　　寺院既多如此腐敗，僧眾又多如彼冥頑，縱教會組織成功，亦必無使其改善之希望。況欲改善僧寺，須先有能改善之人才，如無能改善之人才，則何從僧寺改善？（《略述太虛大師之悲愿及其偉業》）

　　因此他對于太虛法師提倡發展佛教教育，創辦佛教學校武昌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等，不僅十分理解，而且以身體力行表示堅決支持。法尊法師在《讀太虛大師佛教革命失敗史之后》的文章中對太虛創辦學校，教育僧才的事業給予很高評價，認為在這方面不僅不能說是失敗，而且是極大的成功。他說：

　　民十一年（按：1922年）在武昌創辦佛學院，教育僧才，時間雖短短二年，學僧不過數十名，但現在散于各處與環境掙扎，辦學講學，發心整理僧制和住持佛教者，又誰非直接或間接受我大師施教之影響而使然耶？故此云失敗，更可為最大之成功也。

　　正因為法尊法師抱著創辦佛教學校是“造成復興中國佛教之人才”的宏愿，才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接受太虛的重托長期代管漢藏教理院，從事繁重的行政和教學的事務。

　　（二）主張僧眾愛國愛教，培養智行并重、教證兼優的僧才

　　在舉國投入抗日戰爭的非凡年月里，中國佛教愛國僧眾在從事弘法利生活動的同時，也積極參加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法尊法師懷著滿腔的熱情寫給同是太虛弟子的《致各地同學書》，在贊頌他們在各地積極從事傳法，利濟社會，培養人才，編印刊物發揚佛教文化的同時，并且提倡僧眾應當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他大聲疾呼：

　　在眼前我們的國族碰到非常的暴寇，真是生死存亡在呼吸的關頭。我們假想國族若亡，中國的佛教也必遭摧毀！所以在這民族斗爭的當兒，我們有兩種是危險和責任：一種是亡國的危險，責任是如何去護國？一種是毀教的危險，責任是如何衛教？前者全國佛教徒從已普遍的講誦祈禱，或到前線參加救護等工作，盡力去加強國族自保的力量。后者的危險，雖依前者為轉移；但是問題實在不同。就是中國戰勝了以后，佛教是不是就能夠興盛？

　　他接著提出應當繼續推進佛教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改革，并建議大家共同認真思考今后“佛教應如何適應此中國和國際的大斗爭時代”和“應以如何的方法去建設今后的中國佛教和世界佛教”的兩大問題。從中不難看出，法尊是將愛國與愛教當作做現代僧人的最基本的標準的。

　　1935年是法尊代理漢藏教理院的第二年。他在開學典禮向學僧致的訓詞《論學僧之成績》中，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對學僧的要求。他認為，學僧要成為“真正的僧才”，成績應表現于兩個方面：

　　一智，二行。第一智者，即普通之所謂知識，不過范圍稍狹。此智乃成績之一部分，而賴之以宏法利生者也。第二行者，即德行，謂能修養身心，調伏煩惱，防止諸非，而不至越軌則之行動。故此二種皆佛法之所并重者也。然合普通言之，即是學問、道德；在佛法中，則攝為教、證二種功德。教者即通達圣教。證者謂由佛之言教，而親證諸法性相。又教即通達教理智，證即依智而修，所得之三學功德也。《菩提道次第廣論》說，教證二種，學佛者應當并重。教證之義，直言之即是智行。一方面須要注重學問，一方面仍要注重德行。注重學問則于師所授課，日有所進；注重德行，則于己身心日有所益。此進、益即是莫大之成績。品格者，是成績之基礎也。

　　此致成績之方法，略而言之有三：（一）具足品格；（二）勤求學問；（三）注重德行。

　　法尊法師在這里所說的智與行、知識與德行、教與證，也就是現在常講的才與德、思聞與修、學與修的關系，既要通過刻苦勤奮的學習積累系統濃厚的佛教知識，掌握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環境弘法利生的本領（“方便”、“善巧”），又要培養優秀的品德，堅守戒律，遵循佛教義理修持戒定慧三學，以求證得最高覺悟。

　　法尊法師撰寫此文已經過了56年，中國社會和國際環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然而他對佛教教育的基本理念仍沒有過時，對于今天佛教界正在發展佛教教育，培養合格優秀的僧才，乃至加強佛教自身建設，進一步改善僧團風尚，都有借鑒的意義。

　　法尊法師雖然已經含笑而去20春秋，然而法師當年的宏愿將常留人們的心田，并給后世學人以鼓舞；他用自己的心血做出的偉業，將永遠受到佛教界和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并且已經增添到古今相承的中國佛教文化的寶庫之中。

2001年4月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