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擁有自己系統的倫理道德學說。佛教的道德是在佛教的創立與傳播、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和完備起來的。佛教道德附屬于整個佛教教義體系，是為諧調教團內部僧人之間、僧俗信徒之間以及佛教教團與國家、社會民眾的關系的倫理觀念、道德意志、道德標準與規范、道德行為的總和。佛教道德雖然廣泛地體現在大小乘佛教的教義、理論當中，但比較集中地體現佛教道德的是佛教戒律。

　　一、佛教戒律與道德

　　戒，梵文Sila的意譯，音譯為尸羅，意為慣行，轉為行為、習慣。雖然“戒通善惡”，但在一般的情況下，多從善的意義對“戒”進行解釋，所以在有場合也譯道德、性善、虔敬等。《大智度論》卷十三記載：“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羅。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羅。”

　　釋迦牟尼創立佛教之后，隨著弟子和信徒的不斷增加，為了協調教團內部僧眾之間、僧俗信徒之間的關系，以及協調教團與社會民眾之間的關系，并且為了適應傳教的需要，除從教義方面提出引導弟子和信徒修行的目標、理論和理念外，還針對教團內部發生的問題陸續制定了許多制約他們行為的規矩、規范和禁條，佛教稱之為禁戒、戒條或學處，用以防非止惡。在釋迦牟尼去世之后，佛教在傳播發展過程中對戒律又有所發展，然而任何戒條仍然是以佛的名義制定的。根據僧（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俗（男居士、女居士）信徒不同的情況，制定有五戒、八戒、十戒和具足戒等。這些戒規除散見于諸部《阿含經》之外，在部派佛教時期編集成書的所謂小乘戒律《摩訶僧祇律》、《四分律》、《十誦律》、《五分律》等書之中，系統地記載了從原始佛教以來不斷增補形成的佛教戒律，雖然戒律來自不同部派的傳承，戒條多寡也不一樣，然而它們的基本內容是一致的。在公元前后大乘佛教產生之后，又相繼產生了大乘戒律，相關經典中著名的有《梵網經》、《瑜伽師地論·菩薩戒品》等，在一般情況下與前述小乘戒律是相輔并行的。

　　從佛教戒律的內容可以看出，佛教制定戒律主要有以下兩種情況：

　　一是從當時社會通行的道德乃至法律條規中選擇適用于自己的內容，使之成為佛教的戒條，例如僧俗信徒共同的戒條“不殺生”中包含的“不殺人”的內容和“不偷盜”，實際是取自任何國家法律中都有的條款；而“不妄語”（不說謊話）及在家信徒的“不邪淫”（不發生不正當的性關系）等戒條，實際是取自社會公德的行為規范。佛教將這類戒規稱之為“性戒”，亦稱“性重戒”，意為對重罪的禁戒。

　　另一種情況是佛教為了貫徹自己的教義主張，維護教團正常的存在和發展，從佛教教義中引伸制定出一些戒條，例如五戒中的不飲酒，八戒、十戒中都有的不涂飾香鬘，不睡不坐高廣大床、不觀看歌舞、不非時（過正午）食，十戒中的不畜金銀寶戒，以及比丘、比丘尼具足戒、大乘戒中的大量限制衣物過量，禁止語言和行為不檢點等的戒條，都是為了貫徹佛教的“少欲知足”，斷除貪愛等欲望和清凈修行的教義，以利于引導教徒達到擺脫生死煩惱的目的而制定的。這些禁戒與前述“性戒”相對，被稱為“遮戒”，也稱“息世譏嫌戒”，是對輕罪的戒條，為的是防止世人的譏諷批評。

　　宋代元照《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上一上說：

　　性戒原有，無論大圣（按，指釋迦牟尼佛）制與不制，無非結業三途（按，意為犯此重戒者死后將輪回于地獄、餓鬼、畜生）；遮戒不爾，佛出方制。

　　大意是說，佛教的性戒即重戒，本來社會上已有類似的法律禁條，并不是釋迦牟尼佛出來之后才制定的，但按照佛教的說法，違犯這些禁條便造下重的罪業，死后將遭到極壞的報應，輪回到地獄，或生為餓鬼、畜生；然而，佛教中的輕戒是在佛出世后才陸續制定的。《大涅槃經》卷十一以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稱之為“四性重戒”，而把用“輕稱小斗”做騙人的販賣，營田經商，畜財養仆等稱為“息世譏嫌戒”。

　　當然也有這種情況：佛教對社會上已有的道德規范或某些法規中的條款加發改造，擴大它的內涵，使之成為佛教的戒條，例如比丘具足戒中的“不妄語”戒（大妄語戒），禁止自我吹噓已經得悟，已成阿羅漢，已得神通等等；將“不邪淫”擴展為“不淫”，禁止與任何女人發生性的關系；將“不殺生”擴展為不殺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如果是殺人，其含義包括“若自殺，若教殺，若遣使殺”等一切促成殺的行為在內。

　　然而應當指出，佛教戒律雖與社會道德有密切的關系，它的一些重要的戒條是以社會道德規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但它除了有與普通社會道德相似的地方外，尚有不同于普通社會道德的地方。

　　社會道德主要靠經過長期的文化、習俗傳統的積淀與熏陶形成的社會風尚、輿論和個人的道德意志、道德情操來加以維護。用于評價社會道德觀念、行為的概念有善與惡、公正與偏私、誠實與虛偽、忠與奸、孝與不孝等等。若有人具有較高的道德情操，出色地做出符合道德的事情，便受到社會輿論的褒揚，個人也會獲得道義上的欣慰與滿足；反之，將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個人也會感到內疚，自我譴責。既然佛教戒律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佛教的倫理道德，當然也可以運用帶有佛教特色的道德概念對它進行評價，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維護戒規的尊嚴，促使佛教信徒主動遵守戒條和道德規范的作用。這些概念有：善與惡、凈與染、道與非道、正與邪、持戒與破戒等。然而佛教戒律不同于社會道德，主要區別在于：一、佛教戒條不全是道德觀念和規范，例如僧尼具足戒中有大量是關于日常生活和行為的具體規定，如“僧殘”罪中的不許在不適當的地方建造房屋，在“舍墮”罪中的對個人持有衣物數量的具體規定，在“眾學法”中的對日常生活規則和禮儀的規定等等，雖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道德精神，但它們本身并不屬于道德的范疇；二、佛教戒律不僅僅借助僧眾和社會輿論、個人道德自覺和內心譴責來加以維護，而在維持過程中具有特定的強制性，例如違犯淫、盜、殺、妄語四重罪（四波羅夷），將被驅逐出僧團；違犯“僧殘”等罪，將按規定程序進行懺悔，達到要求才有可能繼續被留在僧團內；這與社會道德一般通過家庭規矩、社會團體紀律等進行批評，并喚起個人懺悔和自我譴責有所不同；三、佛教戒律整體上從屬于佛教教義體系，與佛教特有的善惡因果報應說教、修行解脫理論密切結合。

　　二、五戒、十善及其現代詮釋

　　在佛教的戒律中最具有道德色彩的是五戒和作為佛教道德觀念的十善。從二者關系來說，十善不僅大致包含了五戒的內容，而且應當說它也是五戒的基礎，具有比五戒更深廣的內涵。在《阿含經》等很多佛經中都有關于十善的說明，特別是隋瞿曇法智譯《業報差別經》、唐實叉難陀譯《十善業道經》有比較集中的論述。關于五戒與十善的關系，請看下表：

　　十善中的三意善業——不貪欲、不嗔恚、不邪見，是對治佛教所說的造成人生輪回生死的根本煩惱――貪、嗔、癡的，應當說既是佛教所追求的精神目標，也是佛教道德的總觀念，是一切戒律得以制定的總出發點。這三點自然體現在一切戒條和五戒之中。其三身善業與五戒的前三戒全同。十善的四口善業――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是從不同的角度禁止用語言表達欺騙人、傷害人、擾亂社會環境和人際關系的內容的。五戒中雖只有“不妄語”，但其內容是可以涵蓋其它三口業的。至于五戒中的不飲酒，嚴格說來不屬于道德的規范，是佛教關于禁止飲酒的規定。因為飲酒能夠使人精神麻醉，失去自我約制，做出違犯戒律，違背道德的行為，所以也要嚴加禁止。

　　五戒雖是為佛教在家信徒制定的，但實際也包含在出家比丘、比丘尼的具足戒中，也包含在大乘戒的“十重戒”之中。因此可以說五戒是一切佛教信徒的戒條，也是他們用以指導自己行為的道德規范。在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佛教學者將五戒比附于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正是看到它們內涵中所具有的道德意義。他們有意將佛教的五戒、十善與儒家的倫理會通和融合，從而擴大了傳統的五戒與十善的內涵，這有利于佛教向社會各階層傳播，擴大佛教對民眾的影響。

　　在當今世界，人類社會面臨種種問題。然而在高度發展工農業和科技的同時必須提高人們自身的文化修養和道德素質的問題，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人共識。在這里我只是想說，應當發揮宗教在提高人們的道德修養和道德情操中的作用。宗教具有歷史悠久的為信徒熟悉的道德說教，完全可以適應時代的特點對這些道德作出新的解釋，以便于為現代人接受，推進人類文明健康發展。

　　佛教道德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為現代社會做出新的貢獻？我想不妨從五戒、十善的闡釋和現代詮釋開始，然后向信徒、社會廣大民眾宣傳和普及。例如：五戒的不殺生，不僅包含不殺人的意義，也要愛護動物，并且提倡仁慈之心，做到尊重生命，愛護世界上的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民眾，反對民族歧視和迫害，制止戰爭，維護和平；不偷盜，不僅意味著不偷盜別人的東西，也不用不正當手段騙取別人的財物，并且反對強國以不公正的貿易乃至其它強制手段掠奪貧弱國家的財富，致力建立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的新秩序；不邪淫，不只是禁止個人發生非正當的兩性關系，也應當制止各種危害婦女、兒童和青年的色情買賣的丑惡現象；不妄語，不僅包含個人之間不說謊話，不進行欺騙，提倡人際之間的誠信關系，而且也應反對國際間制造謊言，以訛詐和恐嚇的手段達到政治企圖的做法；不飲酒，對于一般人是提倡適量飲酒，并且提倡節制吸煙，還要制止危害公眾衛生健康的污染、公害和販毒吸毒的現象。至于十善中的不貪、不嗔、不邪見，包含方面廣泛，可以與現代社會的提倡的“公正無私”、“服務于社會大眾”、“寬容”、“謙和”、“追求與堅持真理”等加以會通，在不同場合廣加宣傳和提倡，對于建設現代社會的道德文明是十分有利的。

　　關于佛教適應現代社會的問題，有很多問題值得深入研究。我想，上述對于佛教道德的重新認識和適應新的世界和社會環境加以詮釋是其中的重要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