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夏商周“禮”文化的創立和形成是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文化標識，“禮”是人類文明發展中創造的第一個比較成熟的文化體系?！岸Y”文化是春秋孔子儒家思想文化的直接源頭，而儒家思想是對“禮”文化的傳承、提升和創新。儒家思想是春秋時代世界最先進的地域思想文化。秦代“焚書坑儒”是對上古夏商周“禮”文化的斬殺與割裂、否定；而西漢“獨尊儒術”是對“焚書坑儒”的否定之否定，及對夏商周“禮”文化的傳續、鏈接與弘揚，是一次正確的政治抉擇和文化轉型。漢武帝選擇儒家思想是一次理性選擇、前進選擇和生產力選擇，其后出現的“漢唐盛世”是對“獨尊儒術”政治思想變革的實踐檢驗和黃金饋贈。中國的統一是兩個人完成的：秦始皇統一了國土、文字和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漢武帝統一了國家意識形態。中國秦代創造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與漢代獨尊的儒家思想意識形態相結合的封建政治模式，延續2000年直到清朝末年。

　　當代世界的先進文化在哪里？在中國。13億中國人民正在改革開放和民族偉大復興實踐中創造當代世界的先進文化。

　　關鍵詞：獨尊儒術；抉擇；轉型

　　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有許多偶然事件，中國漢代發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被認為是一次純粹的偶然事件。但馬克思說過：“如果斗爭只是在有極順利的成功機會的條件下著手進行，那么，創造世界歷史未免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么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①]我們認為，西漢初期“獨尊儒術”這一影響了中國二千年封建社會歷史的變革，其實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抉擇和文化轉型，對其后保障中國社會的國家統一和發展繁榮，起著重要的長遠的決定作用。

　　一．儒家思想是春秋時期傳承出新的時代先進文化

　　春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文化空前活躍的時代，各派人物紛紛登上舞臺，“百家爭鳴”，各種思想互相碰撞，老子、孔子、墨子等大思想家針對社會現實和變化，展開激烈爭論。同時他們創立了不同的學術流派，使社會達到空前的文化繁榮。孔子儒家思想是百家中的主要學術派別。但是，儒家思想是流而不是源，是孔子對夏商周三代禮文化的傳承和創新的結果。

　　1.“禮”是中國社會走向文明的文化標志，是人類第一個比較成熟的文化形態體系

　　華夏文明進入新石器時代的夏王朝后，出現了私有財產和階級分化，作為調節階級關系和規范人們行為的需要，“禮”隨之創立和誕生。正如錢穆所說：中國文明自上古神農、黃帝、堯、舜、下及夏商周三代，禹、湯、文武、周公，當已有二千年以上時間，這一時期中華文化已經成熟。[②]什么是“禮”？《說文》說，“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薄岸Y”是社會的典章制度、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是社會政治制度的體現，是人與人交往中的禮節儀式，也是國家領導者和貴族等的一切行為的標準和要求?！岸Y”是中華民族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體現，表明人類第一次真正有了高于動物界的形而上的東西?！岸Y”的形成創立和出現，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的里程碑?！岸Y”是夏商周三代創造的文化積成，是中國進入文明時代開端的文化標志。“禮”亦是人類文明的第一個比較成熟比較系統的文化形態，從此人類第一次真正有了高于動物界的形而上的東西。

　　孔子是“禮”文化大美的發現者和禮文化瀕亡的救失者。 孔子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孔子儒家思想對人類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至今仍存在巨大生命力?？鬃雍我詣摿⑷寮宜枷氲?？源于他對時代社會生活的認知和感受，以及他對古文化的存亡焦慮和特殊情感?？鬃印笆形宥居趯W”，這一學不得了，他發現了夏商周“禮”文化之大美。他嘖嘖稱贊說：“殷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③]然而孔子又發現這個“禮”文化有瀕臨滅絕之危。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④]孔子對此痛心疾首，寢食難安，激起他巨大的使命感和責任意識，決心挽危救失，傳續絕學。于是他搜尋于敗垣，拜訪于鄉野，或謁隱賢，或得遺篇。輯片簡以成冊，拾殘缺而補章。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孔子終于搜集并整理出《書》《詩》《禮》《樂》《易》五部古籍典章，使中國上古三千年文化瑰寶遺存得以見之于后世，傳之于后人。中國上古文化成果得以流傳，孔子居功至偉。

　　中國夏商周上古文化的核心是“禮”，它是華夏民族先人數千年社會生活和智慧的結晶，是人類文明之樹結出的第一顆文化碩果，在原始社會特別是奴隸社會實際生活中起著極為重要的引導和規范作用。什么是“禮”？《左傳》說，禮是“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禮”文化與孔子有什么關系呢？孔子曾自謂：“述而不作”[⑤]。我們以為，其實他是“述而有作”。孔子“述”什么？一言以蔽之，述夏商周之“禮”。所謂“述”者，搶救也，收集也，整理也，修改也，取舍也，編纂也。孔子“作”什么？一言以蔽之，創春秋之“仁”文化。所謂“作”者，評論也，生發也，抽象也，制造也，創新也。前者為禮文化，是傳承；后者為儒文化，是創造。對此，錢穆先生曾評價曰：“孔子為中國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傳統?！盵⑥]誠哉斯言！但孔子傳承古代禮文化不是照搬，而是有所損益和前進，是見變知變且主張變化的（《論語·為政》）。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落腳點不是照搬古人而是出新。所以，孔子是相當注重有所“損益”，即既克服又保留的。譬如，夏商周三代極其崇奉鬼神，孔子卻“不語怪、力、亂、神”[⑦]。孔子在對周文化作漫長而深入地思考之后，醞釀形成并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張，終于完成了巨大的歷史擔當。他傳承了“禮”，創新了“仁”，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思想，并提出仁、義、禮、智、信，忠、恕、孝、悌、敬，和、寬、道、立、敏等一套道德范疇。于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又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思想文化——儒家思想在華夏誕生了。

　　東周以前，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是“禮”；而西漢以后，中國社會主流意識是“仁”。禮是帝王之儀的社會延展，而仁是草根觀念向主流擢升。禮是貴族血統，而仁是卑賤出身。禮是奴隸主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而“仁”一降生即表明新生士人階層獲得精神成長并擁有了自己的思想武器。禮主要用于統治階級內部，“禮不下庶人”。而“仁”是新興階級爭取階級利益、社會地位和權力的政治宣言。馬克思說過：“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⑧]是故，我們以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從“禮”到“仁”，是文化的拓展，是思想的跨步，是道德的升華，是權力的移遷，是平等意識的吶喊，是走向人的解放和價值發現。

　　孔子儒家思想的創立是時代的一件大事，是一種新文化。它源于“禮”文化又高于禮文化，是新興士人階層的思想意識，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新形態，是孔子對人類文明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

　　二．從“坑儒”到“尊儒”：歷史文化的雙重否定和應時順勢的戰略決策

　　1.“焚書坑儒”是對儒家思想和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否定

　　漢武帝為何要發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場變革？這是與當時的政治形勢及儒學的文化特性分不開的，可以說，“獨尊儒術”這場改革具有時刻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

　　新生事物的發展不會是一帆風順的。儒家思想出現后曾遭遇滅頂之災。秦始皇下令“焚書坑儒”。儒家典籍被焚毀，460多個儒生被坑殺。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大浩劫發生了。秦始皇實際上是要斬斷夏商周文化傳統改弦易轍。然而諷刺的是，秦政權只維持短短15年時間二世而亡。嚴刑峻法殘暴統治是其速亡的文化根源。我們以為，暴秦“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⑨]卻是一件幸事，否則，中國文化必然走上刑治之歧途，導致恐怖、役民、落后、國家分裂和文化傳承中斷。若果，則中華文明必然走向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同樣的悲劇道路。

　　2.“獨尊儒術”是對“焚書坑儒”的再否定，使中華文明重拾和延續上古道德文化傳統

　　“焚書坑儒”之后不到百年，歷史來了一次否定之否定。漢武帝反秦道而行之，廢強秦刑法之學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重歸夏商周之道統。這是一次重大政治決策，是一次歷史大變革和文化大轉型?？鬃訛橹畩^斗數十年沒有實現的目的達到了，一個民間思想家的理論成為了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這次變故是感性的還是理性的？具有偶然性還是必然性？是中國之福還是中華之禍？只有通過邏輯推論和以歷史事實來回答。若無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會是一個什么狀況可結果？

　　3.“獨尊儒術”是維護國家統一的選擇，是生產力發展的選擇

　　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是心血來潮？是個人愛好？還是權力意志？

　　我們認為，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意識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決定的。恩格斯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后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的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斗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即這樣一些事物和事變，它們的內部聯系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于確定，以致我們可以認為這種聯系并不存在，忘掉這種聯系）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于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 [⑩]

　　根據恩格斯這一論斷，我們認為“獨尊儒術”這一偶然事件其實是歷史的必然，是一次理性選擇：

　　首先，“獨尊儒術”是一次“人性的選擇”。秦王朝統一后繼續推行暴政，與夏商周“禮”文化傳統的道德性和儒家“仁學”的執政理念相悖。孔子是鮮明地反對暴政的。子曰：“苛政猛于虎也”?？鬃邮翘岢抡摹Ｗ釉唬骸盀檎缘?，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所以“獨尊儒術”是得人心、順民意、從民欲的人性之舉。正如馬克思所說：我是一個人，凡是合乎人性的東西，我都覺得親切。

　　其次，“獨尊儒術”是國家統一的選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是國家統一的文化。夏商周是大一統的王道社會，王道蕩蕩，光被四野。孔子繼承了堯、舜、周公的一統思想，反分裂，“墮三都”，一生不遺余力求統一， 游說七十余國，干八十余君，宣傳“一匡天下”，安民安百姓的政治主張?？鬃尤寮宜枷氪聿㈨槕松鐣l展的潮流大勢。事實上秦法治以二世而亡，僅存十五年；而兩漢王朝合計尊儒治國存在400余年，是秦政權壽命的20倍，漢代也是中國歷史上生存時間最長久的朝代之一。中國是世界大國中唯一五千年基本保持統一的偉大國家，儒家思想發揮的凝聚、統領和教化作用，無可置疑。

　　再次，“獨尊儒術”是生產力發展的選擇。秦統一六國前，各諸侯國意識形態不盡相同，生產力水平高低不均，如何保護國土的完整和生產力的發展成為秦始皇建國后的第一要務。秦王朝才推崇李斯、韓非的法家思想，以法治國，施行暴政，與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背道而馳。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繁重勞役制約和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第一是修筑長城。秦滅六國始筑長城，年征民夫四十余萬。在當時生產力極度低下的條件下， 勞作無以果腹，紡織無法蔽體，而如此之多的民力從事非生產性勞動，造成的結果是死亡不計其數，千里之邊荒之地尸首遍野。百姓十有五戶想造反已不足為奇。第二是修建阿房宮。秦統一后每年動用民工七十萬修建阿房宮，時年秦王朝總人口不過2000萬，青壯勞力抽丁比例驚人。第三是開建驪山墓。驪山墓自秦王登基之始動工，年征用民工七十余萬，耗時30余年，最后全部工匠活埋。這三項工程極大的削弱和破壞了國內正常的生產。

　　二是秦王朝嚴刑峻法，刑法多而殘暴，有8大類30余種，僅死刑就有絞刑、梟首、腰斬、磔（分尸）等9種。此外只要對秦統治與法律稍有微詞，即有削鼻，割耳，挖膝蓋、斬腳趾等使人致殘的肉刑。當此之時，國中缺鼻、失耳、斷臂、少足者十之二三。讓本來就非常緊張的勞動力更加稀缺。人是生產力的第一要素，是故，秦王朝的統治嚴重破壞和阻礙生產力。相反，儒家思想是尊重人、愛護人的學說。子曰：“仁者愛人”“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因此，漢武帝“獨尊儒術”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一次重大改革和正確選擇。

　　4.其他學術能擔當大任嗎？有人曰：“獨尊儒術”是對其他學術的壓制，假使獨尊其它學術或許會更好。果真如此嗎？雖然歷史沒有假設，但我們不妨做一次分析推理：

　　若“獨尊道術”，能保證中國的統一與發展嗎？老子是道家創始人?！暗馈笔抢献拥幕靖拍睿饧词澜缛f事萬物產生的規律和法則。“道”也是深邃幽遠不可捉摸的世界本原，是萬物之源，萬術之術。 “道可道，非常道”[11]。老莊之道主張“無為”，幻想回復到古樸的“小國寡民”的社會原始，“使民復結繩記事而用之[12]”。此雖然反映了當時一些知識分子對官場黑暗和社會不公的憤懣，但這種消極思想只會把中國引向分裂和倒退。道家缺乏國家社會使命感，道教是中國文化的變節者，難當歷史大任。

　　若“獨尊墨術”，能保證中國的統一與發展嗎？墨家是墨翟創立的學派，其主張與儒家相近，提倡“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13]雖儒墨同為顯學，但墨家影響小得多。到戰國時它已自式微。顯然，西漢王朝不可能把一個奄奄一息的學派拿了來做新興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

　　若“獨尊佛術”，能保證中國的統一與發展嗎？佛教在西元前6世紀產生于印度。佛是覺悟之意，佛教就是教人如何脫離痛苦進而抵達“極樂世界”之說。據《三國志·魏書》記載，佛教大約在西元前二年即漢哀帝元壽三年，由商賈之人借絲茶之路進入中國。開始人們并不崇奉佛教，漢代沒有一個男子愿剃發當和尚。后來封建帝王有心向佛，它才香火繚繞，興盛起來。佛教之所以在中國盛大發展，我們以為原因有二：一是儒學主流意識形態的寬廣胸懷和包容態度，未曾有像基督教那樣對異教徒的火刑與剿殺；二是中國本土神文化發育不充分所致。在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因科技不發達未能認識諸多自然現象的本質，以及因生產力低下致人們生活窮困無望而產生盲目臆想等原因，人們無法理解和屈服自然力導致各種神仙從想象中生成。圖騰崇拜是世界各氏族普遍的精神生活，信神是各民族文明發展中必然要經歷的文化心理階段。人類崇神的一般路徑是從多神開始而逐漸走向一神或獨神信仰的?；浇毯鸵了固m教文化皆如此。中國夏代就有天神、地神、山神、水神、火神、日神、龍神、祖宗神等多神崇拜。夏代商代到周代，敬神成為人們日常生產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至春秋時期，文化巨人孔子對神“敬而遠之”，影響和改變了社會對神的態度，中國文化走上了非神的路徑。神文化在中國未能發展到一神或獨神信仰而始終停留在多神階段。因而華夏部分人們崇神心理未得到充分釋放和寄托。這就為佛教在中國傳入與發展提供了極大空間和基礎條件。然而，佛教是追求來世的宗教，而且曾在其本土已死亡，怎么可能拯救和發展現實的中國呢？

　　由此看來，我們以為，儒學以外的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陰陽家等等，都不可能上承三代文化下開后世文化，不可能承擔起引領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向前的重任，不可能維護和保持華夏國家統一。秦王朝以后的新封建社會意識形態，非儒家思想莫屬。秦始皇創立了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并完成了國土統一和文字等統一，西漢漢武帝“獨尊儒術”完成了國家政治思想統一。所以，我們以為，中國統一是歷經秦漢兩個朝代、歷時100余年，由秦始皇、漢武帝兩位帝王共同完成的。至此，中國統一的根基方才奠就并得以鞏固。從此以后的二千年間，歷代封建王朝雖有興起滅亡、更替和分裂，大多表現為國土、權力之分，但是文字未易，思想未變，故統一根基仍存而可再生。

　　其實，“獨尊儒術”并未打壓其他學派，而是使儒、釋、道融合發展前行。因此，“獨尊儒術”是一次順勢應時的正確的政治抉擇和理性的文化轉型，舍此沒有中國此后二千年的基本統一；舍此沒有中國此后二千年的社會發展與經濟繁榮；舍此中國不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舍此中國不會成為世界第一強國；舍此也沒有中國五千年文明文化傳承不絕。其意義巨大，其影響深遠。這是占主導的方面。那些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非議可以休矣！

　　5.漢唐盛世是對“獨尊儒術”的黃金饋贈。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與否的標準。漢武帝不愧為偉大的政治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其做出的一次偉大的政治變革、重大的戰略決策和正確的文化選擇。漢武帝使孔子儒家思想從民間草根文化驀然上升到大漢國國家正統意識地位后，儒學這個那個時代的先進思想文化蘊藏的經天緯地、治國安邦的巨大威力一下子顯示出來。西漢帝國空前強大起來，經濟繁榮，國力強盛。中國成為世界的版圖大國、政治大國和文化科技大國。中國統治者視野大為擴展，眼睛向外環視世界，實行開放國策，派使臣出使西域，主動接觸和了解世界。到盛唐時，中國首都長安城是世界政治中心、外交中心和文化之都。各國使者學人前來朝拜、取經、留學之者，摩肩擦踵，絡繹于途。漢唐盛世是對儒家思想和“獨尊儒術”的黃金回饋。歷史事實雄辯證明，若無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會是一個什么狀況可結果？必然是如同歐羅巴洲或阿非利加州洲那樣，邦國林立，四分五裂，成為戰爭發源地和戰場。

　　“獨尊儒術”是一個正確決策和選擇?？鬃尤寮宜枷胧悄莻€時代世界最先進最優秀的文明思想，是人類思想文化的高峰?！抖Y記》曾對比了殷商之禮與春秋之禮的根本區別：“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而春秋卻是“仁者愛人”“子不語怪力亂神”。從“尊神”到“重人”，價值中心大異。這是時代的文化前進，是孔子的思想創新，是社會的人文邁步。正如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所言，孔子是引導人類文明前進的精神導師，孔子儒家思想是指引人類社會前行的燈塔。“獨尊儒術”的變革其實就是尊重時代先進文化，就是選擇先進思想，就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6.清末落后挨打不是儒家思想導致的。我們認為，以為孔子致中國落后挨打這種觀點是淺表而片面的。必須指出的是，孔子逝后儒分八派，漢代董仲舒將“天人感應”說加入儒學。到宋明時期，儒學又被異化為“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終于徹底唯心主義化和形而上學化。生氣勃勃的孔子原初儒學，成為虛幻僵死的玄學，脫離現實，脫離社會，脫離生活。這是佛教和理學對中國春秋儒家文化的一次大傷害大倒退，終于導致社會發展封閉凝滯，導致鴉片戰爭落后挨打。是故，清末落后挨打與孔子儒家思想完全沒有直接必然聯系。

　　7. 對毛澤東“百代皆行秦政法”觀點的一點補正。1973年，毛澤東在他新作的一首詩《讀“封建論”呈郭老》中說：“百代皆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對郭沫若進行了批評，對秦始皇加以肯定。“百代皆行秦政法”了嗎？如何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準確、全面理解毛澤東這一觀點？所謂“秦政法”，是指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廢除了“封建制”，改成“郡縣制”，郡縣長官由中央王朝任命，從而穩固了中央集權，也就成為幾千年來中國政治體制的一個基本格局。歷史事實是，漢唐宋元明清歷代所行者，的確皆是實行秦代創立的統一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但并未實行秦代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秦國政治思想和主流意識，一直為以商鞅、李斯、韓非為代表的法家人物的法家思想，秦統一六國后更是將法家思想推舉到極端。秦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以法家思想作為統治者政治思想的時期，短暫兩代不足百年。秦亡后歷代并未繼承和實行，恰恰相反，自西漢王朝起，漢武帝就對秦始皇“焚書坑儒”進行了徹底清算和堅決否定，而將被秦朝打翻在地的儒家思想擢升為政治指導思想和主流意識形態，法家思想則由主入偏，從而保證了相對于秦速亡的長治久安和迎來了漢唐盛世。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統一是秦始皇、漢武帝兩個人完成的：秦始皇統一了文字、國土和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等，漢武帝統一了封建王朝的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秦漢以后二千年基本延續和實行著秦王朝創立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和西漢王朝尊崇的儒家思想文化意識形態。一言以蔽之，“百代皆行秦政法”，乃指實行秦王朝之中央集權政治制度，而非實行秦王朝之法家政治思想。政治與政法雖密切關聯，但應是兩個不同范疇，這一點必須厘清明晰。

　　三、 當今我們應持何種民族文化立場

　　有人以為，與世界接軌就要摒棄老祖宗老古董拿來西方先現代進文化。我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歷史先進性，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必須世世代代傳下去。毛澤東早就指出，“中國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創造了豐富的燦爛文化”。[14]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要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中國共產黨業已承擔起了歷史責任，它率領億萬人民正在傳承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又在發展和創新著的時代新文化。

　　當代世界的先進文化在哪里？在歐洲還是在美國？我們認為：當代世界先進文化在中華，中國正在建設當代世界先進文化。在數千年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中西文化是相互交流、互相影響和追趕向前的。春秋時期孔子儒家思想的創立成為當時人類文明的領跑者，代表著中華文化領先于西方；但歐洲自從文藝復興開始，西方文化加快了前進和創新步伐，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新思想新文化的誕生，也標志著在人類文化長征中，西方文化在理論深度和科學廣度上第一次大大超越東方。19世紀的中國真正十分落后了，被列強瓜分宰割侵略蹂躪，勢所必然。然而，可喜的是，儒學這個承上古三千年精華、開后世二千年格局的具有極大生命力的曾經的先進文化，以其一貫樸實開放的胸襟，歡迎、接納、吸收、拿來歐洲的馬克思主義，與本土文化相結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億萬中華兒女的生動的波瀾壯闊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創新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沒有革命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國改革開放的輝煌成果，業已以雄辯證明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威力。中共是與時俱進的領導者，中國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當前，13億中國人民正在一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辛勤創造物質財富，一面意氣風發地創造著當代世界先進文化。這包括先進政治文化、理論文化、道德文化、教育文化、軍事文化、藝術文化、網絡文化、休閑文化，等等。看看以春節晚會為中心的節日文化，看看中國萬千城市鄉村，田間地頭，公園廣場，處處有民眾自娛自樂放歌勁舞，練身健體，形式多樣，姹紫嫣紅。雖然中國科技文化暫時遜色他人，但是請問：縱觀歷朝歷代，放眼美歐日澳，可有這樣億萬民眾意氣昂揚的生產實踐活動和自發的文化娛樂活動？可曾看到如此普遍的廣場文化？世界有目共睹，中國億萬庶民正走在了創造當代先進文化之行列，正在為世界文明發展而躬身實踐。中國建設當代先進文化的核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這一先進理論的指導下，中國一定會再次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世界第一文明強國，中國人民將再次引領世界文化潮流！這是我們的文化自信，這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固有之生命力、發展力之所在之必然。

主要參考書目：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司馬遷.《史記》 中華書局2006年版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張岱年.《國學要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錢穆.《中國思想史》，新亞書院，1962年再版
顧立雅（美）.《孔子與中國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漢斯·施杜里希（德）.《世界哲學史》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6年版
黃釗.《國學與儒釋道文化發微》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1年版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程石泉.《論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張潔宇.《毛澤東與郭沫若》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簡介：夏銳，法學碩士，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工部；夏新，文化學者，北京大學原《北大青年研究》特約編委，教育部北京師范大學高校黨建研究中心原特約研究員，中文核心期刊原主編、編審。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致路·庫格曼》，《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393頁
[②] 錢穆：《中國思想史》，新亞書院，1962年再版，第174頁
[③] 《論語·八佾》
[④] 《論語·八佾》
[⑤] 《論語·述而》
[⑥]? 錢穆：《孔子傳》，三聯出版社，2004年，第1頁
[⑦] 《論語·述而》
[⑧]?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⑨] 《左傳·莊公十一年》
[⑩]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頁
[11] 老子·《道德經》
[12]《老子》
[13]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上海書店 1992年版， 第90-91頁
[14]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667-6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