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頂（561-632）為智者大師的大弟子之一，后被尊為天臺宗四祖。有關他的身世史事，一般多依道宣《續高僧傳》，然僧傳紀事多據傳聞，未必完全可靠。今據灌頂《大般涅槃經玄義》卷下之自述經歷，輔之以《國清百錄》等史料，與僧傳對照，以期對其后期的經歷有一個近乎史實的鉤劃。

　　灌頂在智者生前的史事是比較清楚的，僧傳記載雖有顛倒錯亂之處，但總的來說還是明白的，但對于其在智者身后即其后期的經歷則錯誤較多，以致傳訛后世。

　　 據《玄義》，灌頂于智者卒后本欲隱身潛修，”更伏灰場，口誦石偈，思愆畢世”，然而由于繼智者綱維天臺僧眾的大師兄智越的派遣，也為了天臺一派的利益，他不得不多次充任僧使，擔負起溝通天臺一眾與隋王朝特別是楊廣之間的聯系的重任。

　　從開皇十七年（597）至仁壽四年（604）七月楊廣繼位八年期間，灌頂前后數次充任僧使，皆不辱使命，既加強了天臺宗與隋王朝之間的聯系，又擴大了天臺宗的影響。

　　 智者于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入滅，其前三日即二十一日特作遺書于晉王楊廣，智者卒后，智越派灌頂、普明二人持遺書及《觀心論》、凈名疏三十一卷送于晉王，這是灌頂首次出使。楊廣大概于威脅強求智者出山、以致智者入滅一事心懷慚德，對于先師遺命一一遵從，對長期充當智者侍者的灌頂、普明也親禮有加，令揚州總管府司馬王弘送二人還山，為智者設千僧齋，并開始營建國清寺。

　　仁壽元年（601）楊廣入嗣東宮，位居儲副，成為夢昧以求的隋朝皇太子，智越又派灌頂、智顗奉啟入賀，以示天臺一眾與楊廣的特殊關系。
　　同年十月，天臺新寺落成，智越再派灌頂、智顗入京謝聞，十一月初三，楊廣特請灌頂、智顗入內齋，詢問智者卒后的種種神異，灌頂應對如意，楊廣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其還山，且多有賞賜。

　　 仁壽二年（602），灌頂又應命入東宮。據僧傳，楊廣致書云：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凈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令（一作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 遲來儀，書不盡意。僧傳以此為楊廣宣召灌頂的令旨，但據《國清百錄》皇太子弘凈名疏第八十一，此說亦有問題。

　　據《百錄》，仁壽二年，右庶子張衡宣令，慧日道場僧慧莊、法論二師，于東宮講凈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一日二時躬親臨聽，令揚州府總管遣參軍張諧到天臺，有諳委智者法華義者一人，仍齋疏入京。使到寺，寺差灌頂隨使應令。

　　 這表明，楊廣只是派人到天臺，命遣”諳委智者法華義者一人”及法華經疏入京，并未點名要灌頂，灌頂應召是智越的派遣，并非楊廣的宣令。因此為《百錄》所不載的前述令旨若非誤傳，便不當為楊廣給灌頂的書信，而更象是寫給智越的。因為灌頂雖然在后世地位很高，當時卻只是天臺一宗的第二或第三號人物，與智顗、普明、智顗等名位相亞，”大師高足”尚不為過，”法門委寄”卻難承當，因為繼智者綱維僧眾、傳持教法的是智越，從《百錄》可以明確得知，天臺宗與楊廣往來書信皆以智越領銜，楊廣當然不好越過智越直接邀請灌頂，且灌頂向以精通教法著稱，并不習諳禪修，稱其為禪師不妥。

　　或許楊廣本欲邀請智越，智越有綱維一眾的職責，不便遠行，又自謙于法華義疏不及灌頂精擅，便差遣灌頂代行。從楊廣書中可以看出，邀請一事出于其年夏天。書中慧日道場建于楊廣開府揚州之時，《百錄》王重遣匡山參書第四十云”始于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場，安置照禪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已遠至。于內援建立法云道場，安置潭州覺禪師以下”。照禪師即是智者同學，于南岳門下禪法第一，江陵論法師即是渚宮法論，曾為智者作傳記，慧莊不知何人，想來亦是曾居慧日道場的智者弟子。
　　 據《百錄》，灌頂齋智者法華義疏到京后，先付有司繕寫，后經灌頂校勘，勘后入宮受持供養。其后右庶子張衡宣令灌頂入辭，面奉仁壽二年八月十八日令旨，道是”弟子重先師法門，故相勞苦，師亦須為法，勿以為辭，今遣大都督段智興送師還寺，為和南大眾，好依先師法用行道，勿損風望也”云云，這次入京傳法頗受楊廣嘉賞，除天臺山寺得到大量賞賜外，灌頂本人也受到金縷成彌勒像等重賞。

　　 據灌頂自記，此次夏日入京，八月辭還，時間并不太久，其主要任務也是送疏并校勘，講解不多，或許灌頂自重，不欲渲染其為太子講經一事，唯言”勘訖入宮受持”。此與僧傳所載有較大的差距，其云”頂持衣負錫，高步入宮，三夏闡弘，副君欣戴，每至深契，無不伸請，并隨問接對，周統玄籍”。

　　 僧傳所記楊廣請教灌頂的具體情況大概屬實，雖為灌頂所未道，推之情理，亦非過言。問題的關鍵是此次灌頂在京城究竟呆了多長時間，到底是三年還是數月。灌頂明言仁壽二年八月十八日楊廣令旨有”今遣大都督段智興送師還寺”之語，故不應有再留二年之事。然僧傳此說亦非無據，灌頂于《玄義》自道”迫不得止，戴函負封，西考闕庭。私去公還，經途八載”，從開皇十七年（597）送遺書于晉王始，至仁壽四年（604）晉王登基，正好八年，而據《百錄》，自仁壽二年送疏入京至仁壽四年之間，灌頂未再出任僧使，太子登極，代表天臺出使奉賀的是智顗，若灌頂仁壽二年九十月間便回天臺，便不應有”私去公還，經途八載”之說，若依僧傳”三夏闡弘”之說，則正好八年。或許灌頂有仁壽四年奉吊文帝之喪的使命，然既為《百錄》所不載，難于確定，亦或《百錄》廣略二本不同，今存之略本恰巧漏載了此事，因為文帝駕崩，天臺肯定會派人入吊，今不言其事，當是漏脫。另外還有一種可能，即《百錄》傳本有誤，誤將仁壽四年八月十八日抄作仁壽二年，若是仁壽四年八月楊廣始令灌頂還山，則正與”三夏闡弘”說相應，又符合”經途八載”之說。

　　僧傳對于大業元年（605）至七年之間事缺載，《百錄》和《玄義》可以補之。據《百錄》，大業元年煬帝駕巡江都，九月天臺僧使智顗于楚州華林園參見，煬帝特詢問灌頂的情況，智顗答道灌頂在寺，本應來參，只是由于身患痢疾四十余日，無法前來。煬帝初登大寶，志得意滿，對天臺大加賞賜，并敕度四十九人出家。灌頂奉命為新度的四十九人起法名。

　　 據《玄義》，灌頂于大業年間又曾因日嚴諍論召入咸陽，何事諍論，始于何時，皆為史書所不載。按《百錄》所記最后之事為”口敕施幡第九十二”，記智顗于大業三年（607）二月二十七日引入殿內辭行，口敕施幡一千二十五張，其后之事則不載，這一方面表明《百錄》編成的時間可能是在此年，另一方面也暗示灌頂因諍論追入咸陽就發生在其年以后，因為此后灌頂歷經磨難，無暇再編撰《百錄》了。

　　 《玄義》稱”日嚴諍論追入咸陽，值桃林水奔而夜亡其伴。又被讒為巫，收往幽薊。乘冰濟北，馬陷身存。臨危履薄，生行死地。悼 兢兢，寧可盡言”，這段艱難困苦的經歷對灌頂來說可謂鏤骨銘心，卻為他書所不載。

　　日嚴寺在咸陽，楊廣為晉王時，于京師曲池施營第林，造日嚴寺，后來成為楊廣籠絡的各地高僧大德云集講論之地。一時名德如智脫、法澄、道莊、智炬、辯義、明舜、慧乘、吉藏等皆住止此寺，同時此處也是經常舉行法會、相互辯論的地方。雖然無法弄清導致灌頂追入咸陽的諍論究竟何事，但當時有一個為后人所不大注意的事實，即頗受煬帝看重的天臺宗竟然在京城沒有一個得力的代表人物，或許法論可以視為天臺宗人，但《續高僧傳·法論傳》對此卻不置一詞，煬帝既然自命為智者弟子，對于這一情況大概是不能滿意的，眼見著僧璨、吉藏等人出盡風頭，煬帝或許想讓本宗的人也來亮一亮相，為自己爭一爭面子，而天臺一眾精通教法、辯才無礙的高僧，當首推灌頂，故他不得不依命前來。

　　 灌頂此次入京似乎早已注定了不順利，當他走到華陰桃林山時，夜間山洪突至，為避大水，他與同伴四散奔走，相失于道。等到了咸陽，不知何故他又蒙受讒言，被誣為巫師，惑亂世人，煬帝竟聽信讒言，將他流放到河北幽薊一帶。

　　 灌頂記事頗簡，或許其中有不忍言、不欲言之隱情。既為諍論召之入京，肯定會讓他參與論爭，一顯天臺宗門的威風。那么灌頂與何人辯論，又是否取勝了呢？如果他獲勝了，不單大張天臺一宗之勢，而且為楊廣掙足了臉面，楊廣又何以聽信讒言，施以重法呢？

　　 日嚴高僧雖多，但以辯才名世者無過于僧璨、吉藏二人。僧璨自號”三國論師”，聲若風卷，辯如懸泉，然他以研精十地著稱，未聞與灌頂有何關聯，而吉藏更是”神辯飛玄，望重當世”，而且尊崇智者，留意法華，這就必然與灌頂發生關系了。

　　 據《續高僧傳·灌頂傳》，灌頂”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籠基，超于云印，方集奔隨，負篋屯涌。有吉藏法師，興皇入室，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稱心道勝，意之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從焉。因廢講散眾，投足天臺，餐稟法華，發誓弘演”。

　　 僧傳將此事記為灌頂隨智者東歸臺岳之后，智者圓寂之前，其實這段時間灌頂是沒有可能跑到浙東開講法華的。所謂”晚出”，當不應發生在智者去世之前，而灌頂受楊廣之邀于大業年間在京城開講法華是完全可能的。若然，灌頂既然號稱跨朗（法朗）籠基（慧基），超過云（法云）印（不知何人），勝過了吉藏的老師興皇法朗，破斥諸宗、無人能敵的吉藏當然不會服輸，其與灌頂的較量也就不可避免了。

　　吉藏與灌頂的論辯不僅是三論宗與天臺宗之爭，也是釋門辯才第一人之爭。由是不由不想起大業五年（609）吉藏與僧璨之諍。隋齊王暕欽禮僧璨，對于吉藏以辯才著稱于世頗不服氣，總想找一時機加以摧折，于是以大業五年在西京王第設一法會，邀致京師論士三十余人，請吉藏升座設擂，令僧璨為首，率諸論士輪番向吉藏發難。這場辯論大會進行了三天，盡管僧璨等人也充分顯示了自己的辯才，但最終還是吉藏取得了勝利。這場辯論使得吉藏順理成章地取得了辯才第一的美譽，自然也有力地提高了三論宗的地位。

　　 對于這件轟動一時的大事，天臺宗人不能不受到震動。楊廣自然會為吉藏的勝利感到高興，因為吉藏是他早就請入內道場的高僧，算是他的親信，但他高興之余，或許也會為天臺宗的缺席感到遺憾，產生由天臺宗人再向吉藏發動挑戰、看一看究竟誰是天下第一的興頭。

　　 由此吉藏與灌頂的論戰很可能發生在大業五年（609）法會之后，也許就在其年之末。煬帝登基之后，多巡幸于外，而大業五年九月返駕長安，十一月始幸東都。灌頂于桃林遇水，表明其時在夏秋之際，故有可能就在大業五年九十月間。論戰的結果如何呢？按照灌頂本傳的說法，好象是吉藏服輸了。但在吉藏本傳中卻未提此事。如果真是灌頂在辯論中取勝，就不應有被讒遠謫之事，天臺宗人也會對此大書特書，不會略而不言，僧傳所謂吉藏”求借義記，尋閱淺深”，方知其所從，表明灌頂不是在辯論中令吉藏欽服，而是吉藏讀其著述之后才”體解心醉”，”投足天臺”。

　　 即便灌頂辯論失敗，也只是表明吉藏的辯才確實無人能及。楊廣可能對灌頂有些失望，然為此懲除灌頂則不大可能，因為雙方誰勝誰負對楊廣無關緊要，要論起與楊廣的關系，吉藏恐怕更勝一籌，因為他早就是楊廣內道場的高僧，算是楊廣的親信。對于一個失敗者，世人更習慣于給予同情，辯論失敗更和巫術不沾邊，灌頂為何被誣為巫師呢？

　　 吉藏破斥百家，無人能敵，卻對灌頂投足頂禮，這恐怕另有緣故。單是讀了灌頂的義記，便對之如此欽佩，很難讓人相信。天臺宗教觀兼行，定慧雙修，對于禪法一向重視，而作為興皇法朗傳人的吉藏則只重教理，于禪行所知不多，是否灌頂在辯論時顯露了什么神通法術，令吉藏為之折服呢？

　　 若是灌頂只憑教理辯術取勝，當然和巫術不沾邊，不可能被誣為巫師。如果他憑禪定功夫折服對方，就可能落下把柄。歷代帝王對于有神通法術的僧人都是又敬又怕的，敬其異能，懼其聚眾，楊廣對智者一直緊追不舍，欲其時時在自己身邊，就是這個道理。楊廣曾經問灌頂智者卒后的種種神異，恐怕不只是好奇而已。

　　楊廣的擔心并非毫無根據，大業六年（610）正月，京都便發生了一件大案，幾十個身穿白衣、自稱彌勒者進入建國門，守門者皆斂手為禮，不加阻攔，他們又搶奪衛士手中杖，把守的衛士竟然不敢反抗，幸虧齊王暕路過，喝令手下加以擒拿，才避免了一場大亂。其月角抵大戲于端門街，天下異技奇能之士聚集京城表演，這次匯演進行到月底，楊廣竟然親自數次微服往觀。

　　 這兩件事恐怕對楊廣的刺激很大，表明他對身懷神異之士的密切關注和警惕。或許灌頂的被謫與此有關。不然的話，以楊廣與天臺的密切關系，即便有人告狀，他也不好意思輕易貶斥灌頂。灌頂自己也未明言何人誣陷于他，但從”負罪三讒驅馳于西北”來看，也許與后宮之人有關。昔晉獻公之世，三子皆為驪姬所讒，太子自盡，重耳、夷吾出奔于外，灌頂也許得罪了煬帝的寵姬，不能自明，故以此為喻。

　　 煬帝將灌頂收往幽薊，其用意不言自明，他就是想讓灌頂離天臺越遠越好，一個身懷法術的智者高足活動在遠離京城的東南高山，身邊又有無數個同道弟子，怎么能讓他覺得放心呢？這下可苦了不耐北方酷寒的灌頂，他不得已乘冰北渡，結果馬陷冰而死，幸虧他自己保住了性命。從這一情況來看，他有可能是在大業五年底或次年初天氣正寒時離京北上的。開始他還有馬可騎，表明不完全是以罪犯的身份北行的，煬帝對他還有一念之慈，但他自己清楚自己的處境和地位，故一路上戰戰兢兢，創巨痛深。

　　 生為南人的灌頂在當時尚屬邊野之地的幽薊開始了他的流放生活，其艱難困苦，難以備述。個人生活的艱辛倒在其次，最讓他痛苦的是智者所傳一代教觀尚未整理，當弘未弘，當興未興，他焦急地等待著出籠的那一天，可他得罪的不是別。人，而是當今天子，而且他萬里遠謫，根本沒有辯解的機會。

　　 大業七年（611），他的命運忽然有了轉機。煬帝欲東征東麗，駕臨河北涿郡，使得他有了解脫的機會。僧傳道是煬帝”追思智者，感慕動容，下敕迎頂遠至行所，引見天 ，敘以同學之歡，又遣侍朗吳 送還臺寺”，這一說法是很成問題的。其實煬帝追思智者為真，召見同學也不假，但召見的并非灌頂，而是智顗。《續高僧傳·智顗傳》云其”七年又往涿郡參，勞謝遠來，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執仗防援還山”，可見”遠至行所”者乃是智顗。灌頂是否以罪臣蒙召還屬疑問，但他無疑成了這次東征的受益者。智顗肯定會借此機會說項，楊廣或許會因”感念智者”而寬恕并無實罪的灌頂，僧傳所載的禮遇肯定不會有，但灌頂為此被釋放則有可能。

　　 灌頂何時南歸不得其詳，但最遲于大業十年（614）十月他已經回到了久違的天臺山。他本想安定下來作智者所未及作之涅槃經疏，但時至隋末，天下大亂，就連偏居海隅天臺山也放不下一張書桌了，他不得已匿跡沃洲、安洲等地，在兵荒馬亂、衣食不繼之際歷時五載，終于完成了十二卷的涅槃經疏及玄義一卷。

　　 灌頂一生歷盡坎坷，卻排除萬難，完成了對智者教觀的整理，對于天臺宗的貢獻可謂巨大。對于其后半生的極盡艱辛，人多不知，或受僧傳之惑，謂其多受隋帝尊崇扶持。究其實際，從智者到灌頂，隋室對天臺宗的真實態度可用”不放心”三字表示。只是楊廣礙于師資之禮，對于智者尚存體面，對于當時名氣遠不如智者的灌頂就沒有那么客氣了。今重提舊事，并非意在再論天臺宗與隋王室的是非恩怨，而是使時人得知古人弘法之難，”為志之堅”，生思齊之心，起興邦之意。

原刊《東南文化》1998增刊，199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