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抄》嘉慶元年眾香亭刻本，竹紙８冊

　　《續集》民國丙寅刊本，竹紙１冊

　　藏書家專門措意于清人集部，初僅因關注明清易代之際史事而搜羅清初諸遺老別集；雍、乾之際，恣意禁毀，待清廷覆亡之后，又有人以當日禁毀書目為依據，專門搜求被禁毀的清人集子。當代藏書家中鄧之誠和黃裳對這兩方面即均有偏好。另外有李一氓一派因專收詞集也注重搜集清人詞集。至于廣泛搜羅有清一代之集部，則當由鄭振鐸始開其端。據鄭振鐸撰《清代文集目錄序》和《清代文集目錄跋》，知鄭氏雖在1942—1944年三年期間，“專以羅致清集為事”，在此前后也另有不少收藏，但所收清集還是以文集為主，特別著意于清初諸遺老和嘉、道二朝樸學家的文集，相對來說，對于詩集亦未多加留意。鄭氏云其之所以“不收詩集而專取文集者，蓋以詩集多不勝收，清新之作少，而庸腐之篇則充棟汗牛。文集固亦有濫竽充數者，而大體都為有用。或富史料，或多考訂之作。而治經子金石文字者，尤多精絕之言，為我人所不能不取資者”。在晚近以來的藏書家中，鄭振鐸的學術視野堪稱最為寬闊，也因此為國家保存了多方面的歷史文獻資料。只是一個學者個人的財力畢竟是有限的，當時古刻舊籍充斥書肆，他能放手收藏清人文集已屬十分不易，不可能再大肆搜羅清人詩集。然而，鄭振鐸的說法卻并不完全合乎道理。因為按照他收藏書籍的宗旨，是“竹頭木屑，無不有用”，書籍的價值取決于是否具有研究的史料價值。依此標準，首先對于清代詩史研究來說，詩集的價值就是文集所根本無法比擬的。由于時代較近，沒有經過充分的自然淘汰；加之印刷技術的普及，便利了傳播和保存，清人詩集傳世甚多，其中固然有許多庸腐之篇，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清人詩作的巨大成就，清代的杰出詩人如吳梅村、王漁洋、龔定庵之類，前后輩出，指不勝屈，不能因為注重研究小說戲曲便排斥清人詩作在文學史上固有的地位。其次，從研究一般歷史問題的角度來看，藝術水平低下的平庸之作，往往也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與文集同樣“為我人所不能不取資者”。在這方面，清人張應昌編選的《國朝詩鐸》，早已做出很好的范例；今袁行云撰《清人詩集敘錄》，更能從現代的學術視野著眼，抉取出有清一代主要詩集的歷史研究史料價值，成為了解清代文獻學的必讀書籍。

　　在目前的古籍市場上，清代著述總的來說是不受重視。這首先是由于買者多側重于版刻，而有清一代有名的精刻本又多是重刻前代舊籍。從內容上受到重視的清代著述主要為花鳥蟲魚、金石書畫、野史逸聞這些方面。比較“正經”一些的書籍，得到個別人青睞，則主要是受到葉德輝、鄧之誠、鄭振鐸、謝國楨、黃永年這樣一些人的影響。如以清人別集而論，像沈濤《十經齋文集》和趙紹祖《琴士文抄》，在拍賣會上俱以善價售出，就是典型的例子。清人詩集由于前人不大留意或在著述中很少提到，因而即使稀見，銷路也不是很好。我本來就買不起幾本書，再加上讀不懂詩，所以也很少買清人的詩集。買下這部黎簡的詩集，純屬偶然。前些年在一家書店碰到這部書時，正剛剛在一本清詩臺歷上看到一首他描寫嶺南風物的詩，咿呀讀過，印象尚深，而這書初印原裝原簽，字跡舒展開闊，獨特的嶺南方體字別具韻味，價格也還可以接受，便隨一時興之所至，收入寒齋。

　　黎簡是廣東順德人，字簡民，號二樵，出生于乾隆十二年，卒于嘉慶四年，年五十二。他是清代中期嶺南最著名的詩人，身后入《清史列傳》文苑傳和《清史稿》文苑傳。黎簡十歲即能吟詩，李文藻、李調元官廣東時對他均極賞識。然因患“氣虛疾”，黎氏足跡未能逾嶺，亦未能入仕，畢生在鄉間徘徊吟詠。此《五百四峰堂詩抄》收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六十年詩，共1852首，按照年代先后排列，有嘉慶元年自序，書亦應刻于是年。《清史列傳》文苑傳謂“其詩由山谷入杜，而取練于大謝，取勁于昌黎，取幽于長吉，取艷于玉溪，取僻于閬仙，取瘦于東野，錘鑿鍛煉，自成一家，似非經營慘淡，不能成一語者”。袁行云《清人詩集敘錄》據此集所收唱和詩篇，謂黎氏落落寡和，交游中嶺南諸子外，唯于周永年、黃景仁多所許可。周永年自視拙于文筆，于詩不足道；黃景仁則是清代中葉第一流的詩人，才情筆力俱堪追慕太白。此《五百四峰堂詩抄》卷二四上有《讀翁學士所輯黃仲則詩集》一首，詩云：“平世最高名，通籍極卑官。然且不可兼，使汝歲易殫。寧知東方士，岸絕十年冠。搔首天西北，佳人渺云端。手剪云作花，風翻花作瀾。偶隨絮沾泥，游戲下人間。忽然亦為人，卅年如弄丸。不知我生死，安憶我憂患。獨往以獨來，誰待將誰歡。或言君厄才，僅得樵與班。君才撻萬象，樵也小黠頑。類感倘云龍，天授殊易艱。心氣可遙通，期我乎道山。小技何足道，大化方就閑。騎控朱方鶴，帔披丹穴鸞。”詩中坦言對黃景仁的衷心欽服，同時也表露出堪與黃氏比肩的自負。我也泛泛翻檢過黃景仁的《兩當軒集》，姑且在這里放膽講句外行話，相比之下，還是更喜歡黃景仁的詩。因為黃詩渾然天成，酣暢淋漓，黎詩則斧鑿之痕稍稍嫌重。當然藝術不能只有一種形式，黎詩之清峭幽峻，亦非黃氏所能造及。黎氏同鄉摯友黃丹書撰《明經二樵先生行狀》，謂黎簡“才思最敏，所為詩援筆立就，而語皆深警，寫物言情，時發前人所未發”。所以雖“足跡不逾嶺，海內名士想望風采，咸以不獲一見為恨。巨公來粵者，皆折節下君”。聲名所及，甚至使得大學士翁方綱常常在夢中與黎簡相游處，并寫信托嶺南地方官員抄錄黎簡的詩集寄送到都城，想要為之點定，同時還附詩云“寄與二樵圓夙夢，蘇門學士待君來”。其賞識之深，可想而知。林昌彝《衣隱山房詩集》卷七有《論詩一百又五首》絕句，評陟順治至咸豐間詩人，其論黎簡詩云：“奇筆天風卷海潮，生平字畫亦孤標。嶺南我定三家集，祧去藥亭配二樵。”直欲舍去梁佩蘭而以黎簡與屈大均、陳恭尹相并比，可見論及清中期詩壇的成就，黎簡自然應當如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樣，與黃景仁同列前茅。從這一角度來看，收存黎氏詩集，其價值至少不應當在清代樸學家的文集之下。再說樸學家的文集只能正襟危坐研讀，不像詩集可供飯后茶余消遣，相形之下詩集也就更適于把玩。有許多藏書家過度愛惜書籍，甚至連自己都舍不得翻看。聽業師黃永年先生講，民國年間杭州的大藏書家九峰舊廬主人王綬珊就是如此。王綬珊買書時請伙計包好后帶到家中，一般即不再觸動。而我對待書則缺少這樣的虔敬，買書的目的常常就是要把玩。閑暇時讀古詩，捧一冊舊刻本慢慢吟誦，領略到的蘊藉和洋裝新印本是大不相同的，相信有機會這樣讀舊刻古籍的人，對此應該都有感受。

　　《五百四峰堂詩抄》僅此嘉慶元年一種刻本，談不上稀見，可也說不上很常見，在過去舊書店的書目上很少見到就是證明。真正比較稀見的倒是晚出的《五百四峰堂續集》。《續集》刊刻于民國丙寅亦即1926年9月，系由汪兆鏞雇請“廣州九曜坊翰元樓書籍鋪雕印”，內封面則鐫“微尚齋刊”，卷末亦鐫有“微尚齋”字樣。案汪兆鏞亦廣東人，清末曾入兩廣總督岑春煊幕府，后以吟詠著述自適，微尚齋乃其齋號。汪氏刊有《微尚齋叢刻》，所收除汪氏自著四種外，為粵人吳蘭修和陳澧的詞集，疑此《五百四峰堂續集》本亦在《叢刻》之內。檢《中國叢書綜錄》所收《微尚齋叢刻》無此《續集》，《販書偶記》正、續編亦無單刻著錄，知此《續集》雖刊刻甚晚卻流傳較罕。《微尚齋叢刻》中除有一種是在民國三十二年排印之外，俱為清末至民國初年雕版印行。疑此《五百四峰堂續集》刻成后即遇1927年之廣州起義，戰火紛擾之際，書版受毀，故未能匯入《叢刻》，印本流傳至罕（《微尚齋叢刻》流布亦較稀少）。

　　《五百四峰堂續集》計上、下兩卷，收詩84首，也是按年代順序編排。卷首有汪兆鏞識語云：“謹按黎二樵先生《五百四峰堂詩抄》，編刻至乾隆六十年止。先生卒于嘉慶五年。曩在友人許見其手稿，嘉慶元年、二年詩凡二卷，篇首有‘二樵山人手存’六字。移錄一過，置篋衍中，恐日久散佚，茲付剞劂，以續前編。”今黎氏原稿及汪氏移錄本俱無可蹤跡，黎簡在嘉慶元、二年所寫詩篇，或即賴此刻本得以傳世，故雖刊刻遲晚，亦未可輕易視之。我能夠得到《詩抄》原刻本及此《續集》并儲于一室，也不能不說是一件很幸運的事情。袁行云先生生前累年搜討清詩別集，撰成《清人詩集敘錄》一書，也僅見到《五百四峰堂詩抄》，不知尚有此《五百四峰堂續集》傳世。據黃丹書撰黎簡行狀，黎簡除善詩外，尚“兼工書畫印章。篆隸真草得漢晉人之髓，山水直造元四家堂奧”。又黎氏雖不以文名世，《清史列傳》文苑傳亦稱其“為文雜莊騷，不屑八家規范”，知其為文一如為詩為人，均能別具風骨。

　　黎簡著述除已刊之《五百四峰堂詩抄》及其《續集》外，尚有《五百四峰堂文抄》若干卷、《藥煙閣詞抄》一卷、《芙蓉亭樂府》二冊及《注莊韻學》，見于《清史列傳》文苑傳及黃丹書撰行狀，俱未刊，不知是否尚存留于世。知此尤可見汪兆鏞刊刻《五百四峰堂續集》為之延一線命脈，實在是功德無量。需要指出的是《清史稿》文苑傳和《清史列傳》文苑傳述黎簡著述均作“五百四峰草堂詩文抄”，衍一“草”字，且黎氏詩文未嘗合刊，故所述略有差誤；《清史列傳》文苑傳且直記作“《五百四峰草堂詩文抄》二十五卷”，誤已刊之二十五卷詩集為詩文合集，差誤更多。

1999年７月３１日記于京西未亥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