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勛是中國書店一位賣古舊書的老師傅，去年去世了。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就想寫一點東西。在我的眼里，他就是清人李文藻在《琉璃廠書肆記》里提到的那種“頗深于書”的賣書人。

　　我買舊本古籍起步很晚，是１９９２年調到北京工作以后的事情。當時我住在北大附近，海淀中國書店的古籍業務恰在這時重新開張，徐師傅被經理梁永進從琉璃廠大庫請來，負責經管古籍。由于來往近便，那一時期我竟把逛海淀中國書店當作了日常的消遣。也就是在這時，我正式開始試探著買一點古籍，并很快熟悉了徐元勛師傅。

　　王鍾翰先生在《北京廠肆訪書記》一文中曾經寫到：“廠肆書賈，非南工即冀州，以視昔年之多為江南人者，風氣迥乎不同。重行規，尚義氣，目能鑒別，心有輕重。”王先生這篇文章寫在１９５０年，說的是解放前三、四十年間的情況。徐師傅確切的籍貫我說不清楚，但肯定是河北南宮、冀州一帶人則沒有疑問，并且也是解放前在琉璃廠學的徒，其鄉前輩“重行規，尚義氣，目能鑒別，心有輕重”這些特點，在他身上都有所繼承和體現。

　　賣古書的人從業時間久了，單純搞搞版刻鑒別，做到“目能鑒別，心知輕重”，應該說并不算難，特別是現在宋元乃至明初版本都很少見，日常經手的大多是明嘉靖以降的版本，鑒別起來尤其沒有多大難度。難的是分辨學術流別，了解古籍的文獻價值和學術價值，過去孫殿起、雷夢水輩優長于普通書商的地方正是在這一點上。賣書的人不比做學問的人，懂得什么書有學術價值是不必寫文章宣揚的，他手中衡量價值的尺度就是價格，通過價格來體現書的價值。

　　記得大約是在１９９３年，我在海淀中國書店徐師傅那里見到一部乾嘉間原刻本清孫志祖著《家語疏證》，書僅一冊，卻標價高達８０元。８０元在今天固然不足道，但是當時像這樣一本普通方體字清刻本，在北京往貴里說一般只是二三十元一冊，８０元是普通明末刻本的價格；我在這前后也是在他那里買下的大名頂頂的康熙原版林吉人寫刻《漁洋精華錄》，一套四冊，也不過８０元而已。除了徐元勛師傅，恐怕很少有人能給《家語疏證》定出這樣高的價格，然而這卻自有他的道理。《家語疏證》乃是孫志祖辨明審定《孔子家語》為偽書的辨偽名著，其對于《孔子家語》之價值，猶如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之于偽古文《尚書》，為研治古代學術史者所必讀。而此原刻本流傳稀少，并不多見，我曾核對過幾家圖書館收藏的所謂原刻本，其實都是后來的翻刻本。當時我初涉此道，弄不明白他何以會定出如此高價。直到大半年后業師黃永年先生來京，命我陪侍到店里看書，一看此本大叫好書，當即指點我將其收入寒舍（此書后來因永年師以賞賜黃丕烈代古倪園沈氏刻《四婦人集》而索敝藏道光陸建瀛木犀香館刻本《爾雅義疏》，我便一并把此書也奉呈業師藏舉，被永年師收入所纂《清代版刻圖錄》），我這才明白個中道理。

　　這次陪侍永年師訪書，永年師在徐師傅那里買下了一部日本東方文化學院在３０年代用珂羅版影印的高麗藏本《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此書一套四冊，徐師傅定價２４０元，而當時買一部部頭相當的普通明末刻本，如南監本和汲古閣刻《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周書》之類，價格也不過如此。書上架已近一年，卻始終無人問津。一次我對他說，這書不過是一部影印本，標價未免太高，恐怕很難賣出去。徐師傅則笑笑說，這書你不懂，你老師懂，是本好書，很難得的。果然永年師一見即滿臉歡喜，收入囊中，并告訴我說，這是傳世《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最好的一個版本，當時印行不多，傳入中國的更是寥寥無幾，對于研究中外交通史和唐代歷史來說，都是難得的佳本，不能因為是影印本而等閑視之。后來我有機會到日本東京訪書，前后跑過不下二百家舊書店，也始終沒有見到此書，可知確是難得一遇，心中對徐元勛師傅和業師黃永年先生不能不逾加嘆服。

　　有了這樣一次經歷之后，我就常主動向徐元勛師傅討教，從他那里學到許多版本目錄學知識。后來國家給古舊書從業人員評定職稱，徐元勛師傅成為全國為數不多的獲得高級職稱者之一，他很高興地向我講述了評定結果。以他在古籍版本目錄方面的學識，這當然是受之無愧的。

　　徐元勛師傅在海淀中國書店是給國營店當伙計，替人家經管書，這與過去個人開書鋪性質完全不同，不宜隨便自做主張，因此不好按過去的標準看待他對顧客是不是很講“義氣”。我經濟能力有限，買的書很少，且都是人家揀剩不要的滯銷貨，所以雖然和徐師傅很熟，卻沒必要讓他給我預留什么好書；不過據我所知，他對有需要的老顧客和朋友，確是常常會預留出所需要的書籍的。徐師傅給我的幫助，主要是幫助我調換過幾次書籍，盡管送給書店的書籍價格要遠遠超過換回的書籍，書店是有得無失，而我得到了自己更喜歡或者是更有用的書籍，還是要感謝徐師傅體諒讀書人的情誼。如我所得清人曾燠《賞雨茅屋詩集》的嘉慶九年初刻八卷本，雖然定價僅３００元，當時還是苦于手邊無錢，便用舊存康熙刻本《容齋隨筆》與之易得。對于書店來說，《容齋隨筆》要遠比《賞雨茅屋詩集》好賣，且能賣上更好的價錢；而對于我來說，不僅通行的后刻二十二卷本《賞雨茅屋詩集》與此初刻本不同，緊接著此本之后在嘉慶十五年編刻的第二次刊本，就刊落了初刻本中的許多內容，此初刻本具有獨特的文獻學價值，且流傳不多，得到了自然很是高興。其實對讀者的“義氣”不一定是具體提供什么方便，更重要的是一種相互理解與溝通的情誼。我雖然常去看書，而且總是把書架從上到下，一翻到底，最后卻很少買書，可他從不厭煩，總是笑著和我閑聊，出去上廁所或辦事時還經常讓我幫助照看門面，這種尊重和信任，使人溫暖，也就更加愿意到店里看書。現在我能多少粗知一點古籍版本的皮毛知識，首先是要感謝業師黃永年先生的教授指點，另一方面就是得益于這幾年在北京書肆上瀏覽古籍摸索出的實踐經驗。徐師傅主管海淀中國書店古籍業務期間，為我瀏覽古書提供了十分愜意的環境。

　　徐師傅體諒和尊重讀者，還體現為注意遵守執業的規矩。所謂“行規”，對讀者主要是要講信用，不能隨意胡來。讀者看到想要的書，讓店里先單留出來，過些日子或交錢來取，或改變主意不要，由讀者隨意決定，這是經營古舊書的老規矩。不管是誰留書，徐師傅對此均一律恪守不爽。說到這里，我不禁想起前些年琉璃廠某書店有一位管古書的仁公，讀者一留下什么書他就把書藏起來或另行賣給別人，不禁毫無信義可言，簡直非夷所思，不知其是何心腸。相比之下，也就顯出了人品的高下。一次我在徐師傅那里找到兩冊清末黎庶昌手寫的《國朝名家詩選》，徐師傅一看定價僅３００元，連連說是別人幫助上架，搞錯了書價。這是一批徐師傅和梁經理在四川剛剛收來的書籍，收書時徐師傅就盯上了這本書，準備賣個好價錢，不料被我揀了個便宜。盡管心里很是遺憾，但照規矩既然已經標價上架，也就只能忍痛出售，徐師傅還是按規矩把它賣給了我。

　　在海淀中國書店工作幾年之后，不知是因為年齡大了，還是其他什么原因，徐元勛師傅退休了。退休后徐師傅曾在什剎海邊的荷花市場開過一家舊書店，我到店里去看過他一次，他送了我一部清末什么人的詩集。這書本無關緊要，可他的生意經營得并不好，送我一部書，也是很珍重的情誼。這也是前面所說的古舊書業崇尚“義氣”傳統在他身上的表現。沒退休時是給人家做事，當然不好拿東西隨便送人。記得他書店的店名好像就是承用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中提到過的陶氏“五柳居”。不過他這家店沒經營多久就關張歇業了，此后則在家中收售一些古籍，偶爾也被一些書店請去臨時幫助做做價。

　　徐師傅喜歡喝一點兒酒，而酒量似乎不大。在海淀工作時，南京圖書館的版本權威沈燮元先生正住在北京圖書館，編纂全國善本書總目。沈先生一個人住在北京，閑暇時常到書店里來消磨時光，徐師傅便時或與沈先生相聚小酌，面紅耳赤地共憶書林盛事。這些話就都是不可與我輩后生小子相共語的了。

　　徐師傅家住在隆福寺中國書店的后面，退休后我到他家里去過兩次。雖然他在家里還零星賣一點兒書，但我并不是找他買書，只是想看看他。第二次去時徐師傅一定要請我吃飯，結果到附近一起喝了些酒，他有些醉意朦朧，說要送我一部光緒刻的《亭林遺書》，供我作研究之用。這書部頭較大，是能賣些錢的，而徐師傅老伴兒從來就沒正式工作，家里很不寬裕，所以我不能接受，婉言謝絕了。他的這一份心意，讓我很是感動。這次見面后因為工作太忙，很長時間沒去看他，沒想到后來就聽到了他病逝的消息。

　　古舊書業工作者對于傳承學術事業，具有特殊作用，過去的文史工作者一向很重視他們的勞動，珍視與他們的交往。過去在琉璃廠曾看到過一幅前清遺老金梁為北京悅古齋古董店老板韓德盛撰寫的墓志，那真是情辭并茂，神彩飛揚，動人耳目。雖然寫的是古董商而非舊書商，我還是希望能在這里寫出那樣富有文彩的文字來。可惜拙于文辭，僅能直述對于徐元勛師傅的一些印象，作為賣書人與買書人相互交往的紀念。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３日記于京西未亥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