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匡亞明同志就多次提出應當對儒家孔子思想進行認真的再研究再評價，并親自主筆撰寫《孔子評傳》以為示范。1985年初《孔子評傳》一出版，立即在國內外學術界發生了廣泛的影響與回應。此后，匡老又在許多國內外學術會議上，反復論述研究、評價儒家孔孟思想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深入闡發儒家孔孟思想中至今仍保有一定生命力而具有現實意義的東西。八十年代后期，匡老更提出用“人學”來概括孔子思想體系的想法，既有研究視角上的新意，又有現實的針對性，引起了學術界的注目。

　　日前蒙匡老雅愛，惠贈新出版文集《求索集》一冊，從而使我得以重溫匡老近年來有關評述儒家孔孟與傳統文化的許多精辟論述，更使我得以拜讀匡老一生在文史哲政教等廣泛領域中的灼見。其中，匡老一些早年的著述，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在這篇短文中，我僅就“學術編”中的《儒家哲理觀——“中”》與《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兩篇舊文談一點感想。

　　這兩篇文章都寫于1925年冬，那時匡老尚是一位風華正茂的青年學子（十九歲），然而在這兩篇文章中表達出來的見解卻是如此的深刻與平實，于當時來講，誠可謂“后生可畏”也。不僅如此，我認為，這兩篇文章中的一些見解和論述，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還是相當深刻和富有啟發的。

　　比如，在對于如何對待傳統文化思想，特別是儒家孔孟思想的問題上，當時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知識青年，幾乎無不對之持全盤批判和否定的態度。正如匡老在《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一文中開卷即指出的，當時一般知識青年的想法是：“我們覺悟了，那種無生氣的寬柔以教，不報無道的仁人君子，在這優勝劣敗的競爭潮流中，決不再有他們立足的余地。”“那種萎蘼衰頹的勞什子（指儒家孔孟思想），還存有我們現在一噱的價值嗎？”然而，匡老則以冷靜、客觀的態度指出科學地研究儒家孔孟思想的必要性。他說：

　　“我們且捫心一問：孔孟的學說是否都是廢話？孔孟是否是中國目前致敗的罪人？即退一步講，我們即使承認孔孟的學說完全是廢話；甚至孔孟誠然是中國的罪人；那么，我們依據科學的精神，也應當研究一下其所以然，考究一下它為什么，是否尚有改良保留的可能。就此一點，則孔孟的學說，終有夠我們大大的探求一下，深深地揣摩一番的必要和價值；看看他們何以能負數千年的盛名，做中國式的——東方的——文化之中心。”（《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求索集》第13頁）

　　匡老發表這兩篇文章的時間，也正是當時中國學術界討論中西文化問題十分熱烈的時候，所以匡老在《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一文的首尾分別引用了兩位學者批評盲目崇拜西洋文化、學術，妄自菲薄東方（中國）文化、學術的一些論說來表明自己的立場，作出自己的回應。特別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匡老最后的一點補充，他說：

　　“對此，我只作下列補充，即凡事出于本國人自己之手，好的必須保存發揚，不好的必須排除拋棄；凡事出于外人之手，好的必須吸收學習，壞的必須抵制棄去；這才是復興中華，繁榮文化的康莊大道。

　　東方文化的主人翁啊！
　　你們忍拋棄所有的優秀文化祖產嗎？”（《求索集》第32—33頁）

　　依據以上的原則和方法，匡老在這兩篇文章中對孔孟學說中一些重要概念范疇所蘊涵的哲理進行了具體、細致而平實的闡釋和評價，很值得我們今天學習與借鑒。

　　《儒家哲理觀——“中”》一文，篇幅并不長，還不到三千字，然對儒家“中”概念中蘊涵的哲理卻分析得相當透徹。他分析了儒家“中”的哲理所包含的三方面主要內容，即“重天命”，“重內心自勵”，“重保守”；并對“天命”、“誠”、“保守”等概念作了饒有新意的詮釋。如對“天命”概念分析說：

　　“我們也不應當以辭害意，以致把孔孟在這里所講的既不左、也不右而適中的‘天命’和宗教上有人格的上帝之命相混淆。”

　　“其實，孔孟重天命的缺陷，就在于含糊其辭，不明朗，沒有能明確指出，‘天命’不是指一個什么‘神靈’在天上指揮自然界和人間社會一切事物的運行，而是指自然界和人間社會自身逐漸形成的運行規律，那就清楚明朗了。”（《求索集》第7頁）

　　總起來說，匡老認為，儒家“‘中’的哲學提倡聽天由命，安分守己，放棄抗爭，確實是一種消極的保守思想。社會要進步，要變革，就要突破這種思想，就要打破它對人們頭腦的束縛。……但另一方面，還要看到儒家‘中’的哲理在教忍如何困苦自勵，如何‘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方面，確有其合理的、積極的思想實質所在。在儒家‘中’的哲理中，前者應打破、清除，后者應保留、發揚。能如此，就可以在儒家‘中’的哲理中找到有益于當今的不少珍貴思想。”（《求索集》第10頁）

　　在《孔孟“仁”的哲理之厘定》一文中，匡老詳細分析了“仁”包含的五個主要原素，即“親親”、“忠恕”、“誠”、“禮義”和“樂”，這里我就不再贅引了。但在這篇文章的“余論”中有一段專門詮釋“孔子好古觀”的文字，其中有些議論甚是發人深省，我覺得很有必要摘引出來，以供今人思考與回味。文章說：

　　“有人拿‘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來反駁孔子，說他放棄創作的天性，只是好古，因襲主張。這種批評的人很多，他們都自認為‘自我的發現者’，一切事情都要拿‘自我’做中心，藐視一切古人。這種精神固是不差。但我相信短時期的‘自我’，和已往的縱的‘亙古’相比，真好似駒光過隙；一個‘自我’的精神思想，和古來千萬個英杰圣賢的精神思想相比，真好似滄海一粟的精神思想，不問路徑，不靠憑藉，而任‘自我’去發展，恐怕反不能跳出古人的精神思想的圈套呢！因為社會的進化，文明的興盛，都是連續性的，逐漸的，即使外表上看去是突然變革，也是由來已久的結果，決不是一人或少數人之力所能突然造成。……所以無論什么偉人，都要拿已故的學說和成績作一切改進的張本。若把古的一概抹殺，一切都要自己所創作的，那么最好是從‘茹毛飲血’的生活起。試問于事實上可能嗎？”（《求索集》第31—32頁）

　　匡老這兩篇文章的發表，距今已整整七十年了，然而至今讀來仍具有極強的現實感。當今，中國和世界面臨二十一世紀的即講來到，又一次展開了有關東西文化的熱烈討論，此時此刻重讀匡老的這兩篇舊文，實在是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