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舉世聞名的文明古國，歷史文化遺跡豐富多彩。伴隨著一次次的驚世發現，中國古文明的魅力正越來越引起國際學術界的矚目。為了有效地推動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向海內外廣泛宣傳文物考古事業的成就，弘揚中國歷史文化，每年舉辦一次“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活動自1991年開始以來，至今已歷十年，共評出本世紀最后十年百大考古新發現。由國家文物局專家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等單位的十余位考古專家組成的評委會，從去年經批準的全國四百余項考古發掘項目中，經評議、投票，評選產生出1999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這十項考古發掘上迄新石器時代，下至明清，內容涉及城址、墓地、酒坊等多種遺跡，是1999年全國考古工作成果的集中體現。“十大考古新發現”對于揭示中華文明發展進程、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

江蘇江陰高城墩新石器時代遺址

　　是良渚時期又一處規模大、有嚴謹的布局規劃和嚴格建筑方法的高臺墓地。已發掘面積1000平方米，1999年的發掘清理了13座大、中型良渚文化早中期墓葬，出土琮、璧、鉞、錐形器、珠、管等玉器155件（組）以及石器、陶器等。在目前已清理的400平方米墓地范圍內，墓葬呈人字形向西北、東北方向排列。墓葬大都有棺槨類葬具，發掘時找到了清晰的棺、槨板灰及木紋的痕跡，搞清了棺槨的結構以及槨與墓坑的關系。該遺址的特點是內涵新，墓葬規模大，13號墓是迄今為止良渚文化發現的墓坑最大且葬具結構保存較好的一座大墓。其規模和隨葬品表明墓主的地位可能較高，這種隨葬玉器等級較高而數量不多的墓葬，可能代表著良渚文化的另一類型。高城墩遺址所在的蘇南地區是環太湖文化圈中十分重要的地區，該遺址的發現表明蘇南地區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不容忽視，可能代表著與寧鎮地區、上海福泉山一帶地位相若的另一個中心。

　　遺址發掘面積6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積厚，分別相當于新石器商周、春秋戰國、西漢、魏晉及明代。其墓葬非常有特色，分為土坑墓、土坑石槨墓、土坑石槨石棺墓、大蓋石墓、大蓋石積石墓、積石墓、階壇積石墓等7種，還發現了以女性為主體的40余人合葬墓。雖然分期上仍有缺環，但基本建立了從石板墓到積石墓比較清楚的序列，能看出前后傳承。其中積石墓、階壇積石墓反映出高句麗時期的一種特殊葬俗，此次發掘區分出的6種考古學文化遺存，分別代表了6
種新的文化類型：具有明確層位關系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在吉林南部系首次發現：二期青銅時代陶鬲的發現，糾正了鴨綠江中上游地區不使用陶鬲的這一傳統看法：三期銅短劍和鑄范的出土，表明春秋戰國時期這一區域已存在自己的鑄造業；四期環山圍溝表明西漢時期該遺址是一個大型村落，推測應為高句麗早期的土著遺存；五期高句麗中晚期土著遺存，其陶器融合了中原與土著文化的特征，該遺址的分期工作把高句麗文化與本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聯系起來，將為東北亞青銅時代及高句麗遺存的研究產生重要影響。

吉林通化萬發撥子遺址

　　遺址發掘面積6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積厚，分別相當于新石器、商周、春秋戰國、西漢、魏晉及明代。其墓葬非常有特色，分為土坑墓、土坑石槨墓、土坑石槨石棺墓、大蓋石墓、大蓋石積石墓、積石墓、階壇積石墓等7種，還發現了以女性為主體的40余人的合葬墓。雖然分期上仍有缺環，但基本建立了從石板墓到積石墓比較清楚的序列，能看出前后傳承。其中積石墓、階壇積石墓反映出高句麗時期的一種特殊葬俗，此次發掘區分出的6種考古學文化遺存，分別代表了6種新的文化類型：具有明確層位關系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在吉林南部系首次發現：二期青銅時代陶鬲的發現，糾正了鴨綠江中上游地區不使用陶鬲的這一傳統看法：三期銅短劍和鑄范的出土，表明春秋戰國時期這一區域已存在自己的鑄造業；四期環山圍溝表明西漢時期該遺址是一個大型村落，推測應為高句麗早期的土著遺存；五期高句麗中晚期土著遺存，其陶器融合了中原與土著文化的特征，該遺址的分期工作把高句麗文化與本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聯系起來，將為東北亞青銅時代及高句麗遺存的研究產生重要影響。

云南羊甫頭墓地

　　墓地規模宏大，總面積4萬余平方米，發掘面積10700平方米，清理滇文化墓葬488座，東漢時期墓葬36座。滇文化墓葬分大、中、小三種，均為豎穴土坑墓，多數有腰坑，部分有腳窩，生、熟土二層臺。大、中型墓均有棺槨。葬俗多而奇特，疊葬最多達五層，另有合葬、叢葬及殉葬。隨葬品有青銅工具、兵器、農具和大量漆木器、玉石器、金銀器等4000余件，特別是M113出土的大量完整的漆木柄兵器、工具、農具和一組造型各異的漆木雕，色彩鮮艷、保存完好，為云南地區首次出土，填補了云南出土文物中漆木器的空白，極大地豐富了滇文化的內涵，也為研究農具和兵器的木柄如何與金屬頭安裝成一體增加了實物依據。該墓地時代跨度較大，清楚地顯示了滇文化逐漸被漢文化融合的過程，為研究滇池區域民族文化及中原文化對邊疆地區的影響提供了重要依據。

安徽淮北隋唐大運河考古

　　揭示面積900平方米，在大運河故道南側發現8艘唐代沉船和宋代石建筑碼頭一座。1999年重點發掘了3艘沉船，1號沉船為木板結構，平面呈長方形，船底板和尾部保存較好，尾舵完整。尾艙橫梁上有3個格檔，放入舵柄可改變航向。2號船為一整棵大木雕鑿而成的獨木舟，3號船僅存半個幫板和與其相連的一段底板，在運河內發現如此多沉船尚屬首次。石塊建筑碼頭位于運河南側，順河道而建，為長方形立體建筑，其東西兩側均用夯土護堤，是一座貨運碼頭。這是我國隋唐大運河建筑遺址的首次發現。柳孜縣是隋、唐、宋代通濟渠岸邊的重鎮，此次發掘證明了柳孜縣不僅是一個運漕中轉碼頭，也是一個很大的商旅之地。發掘獲得的大量唐宋以來各窯口的精美瓷器尤為珍貴，器物保存完好，造型各異，其中頗多精品。特別是在淮北運河發現遼代的瓷器，對研究當時宋元交通有一定的意義。

遼寧桓仁五女山山城

　　調查并部分發掘了面積約50萬平方米的靴形山城，山城基本利用天然懸崖峭壁作屏障，僅在山勢稍緩處用石材筑墻封堵。墻體采用逐層錯縫壘筑的方法。城設三門，城內分山上、山下兩部分，山上部分清理出望臺、蓄水池、大型建筑址、兵營式建筑群址等遺跡，以及新石器時代晚期、春秋戰國、兩漢、魏晉、遼金五個時期的文化遺存，獲得陶石、瓷、銅、鐵等各類文物1000余件。經過發掘，基本搞清了山城的范圍、布局與結構；掌握了高句麗早期山城的建筑特點和施工方法，為推斷五女山山城可能是高句麗建國之初的都城——紇升骨城提供了重要依據，在東北地區屬新發現。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特別是一批高句麗早期遺跡遺物的發現，為將這一地區的高句麗文化向前推提供了新資料，也為桓仁地區古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文化譜系的研究提供了寶貴材料。

山西太原市晉源區隋代虞弘墓

　　墓葬為磚砌單室墓，帶斜坡墓道，墓室平面呈弧邊方形，殘存漢白玉石槨、八角形漢白玉石柱、石雕供養人頭像等。石槨呈仿木結構的建筑形式，由槨座、槨壁、槨頂三部分組成，特別珍貴的是，在槨座和槨壁四周，雕刻有內容豐富的浮雕圖案，且施以彩繪或描金。圖中人物、服飾、器皿及花鳥等紋飾帶有強烈的中亞民族文化色彩。該墓是迄今為止中原發現的唯一經過科學發掘，又有準確紀年的反映中亞文化的考古資料，內容豐富，保存完整。對研究北朝、隋代中西文化交流、絲綢之路和晉陽城的歷史具有極重要的價值。

河北元中都

　　勘探30萬平方米，調查發現城垣內、中、外三重相套。發掘面積1430平方米，發現內城中心宮殿臺基、高等級宮城門道和特別形制的角臺結構，獲得大量石、陶、鐵、銅、木等珍貴建筑構件。高出地面2—3米的元代垣基及內城形制特殊的夯土角臺?；靖闱辶顺窃Y構和配置，以及城內的建筑布局?？碧阶C實內城四門，中城三門、水道一處，外城保存最好處有殘高約1米的墻垣夯土臺基。三重城內均發現有建筑遺址，包括內城的“工”字型主體宮殿群建筑基址，中軸線明確，分布對稱。出土的雕刻精美的漢白玉角部螭首、琉璃走獸與浮雕龍紋的瓦當滴水花磚等高級建筑構件。元中都的考古發掘為研究元代都城形制，提供了新的實例。

四川成都水井街酒坊遺址

　　遺址已發現面積約1700平方米，發掘面積近280平方米，揭露的遺跡現象包括晾堂3座、酒窯8口、爐灶4座、灰坑4個及路基、木柱、釀酒設備基座等。出土大量青花瓷片、晾堂的年代分屬明代、清代，一直沿用到現代。酒廠遺址的發現揭示了明清時代釀酒工藝的全過程，從發掘現場看，該遺址為“前店后坊”的布局形式，晾堂、酒窖、爐灶等是“后坊”遺跡；在酒坊旁邊清理的街道路面及陶瓷飲食酒具，則是臨街酒鋪的遺物。水井街酒坊（全興燒坊）遺址位于至今仍在生產的全興酒廠老窖所在地，從地層疊壓堆積和器物的類型學排序上可將明、清、民國至當代連接起來，延續五、六百年未間斷生產。是我國發現的古代釀酒和酒店的唯一實例，堪稱中國白酒第一坊。

河南焦作府城商代早期遺址

　　1999年發掘面積約1700平方米，在府城遺址中部發現商代早期城址、夯土基址、房基等文化遺存。城址平面為方形，西城墻現存高度約2米、長300米，寬4—8米，北墻保存長度約300米，高度約2—3米。東墻復原長度約300米。南墻僅有地下部分的基槽。城墻的建筑方法是先挖基槽。基槽寬約15米、深0．9米，然后加板夯筑而成。城址內共發現四處夯土基址，且互有疊壓打破關系。一號夯土基位于整個城北的東北部，平面為長方形，南北長70米，東西寬40米，分南北兩個院落，中間有正殿。二號基址為長方形，地面式建筑，基槽內的夯土是用十分純凈的淺黃色生土夯砸而成，居住面面上鋪有一層黃色含有料礓石粒的土層。三號基址平面為長方形，用黃紅色土夯砸而成。一、二、三號基址下疊壓二里頭時期的文化層，出土陶器以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為主，圜底深腹罐、圓腹罐、深腹罐、捏口罐、大口尊等器物與二里頭文化同類器形體特征接近。府城商代早期城址是河南繼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之后又一重要發現，對于研究河南商代早期文化，探討當時的物質文化和社會生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湖南虎溪山一號漢墓

　　該墓是繼長沙馬王堆漢墓后，湖南地區第二座未被盜掘的王侯墓，是湖南西漢考古的又一重要發現。該墓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帶斜坡墓道，有南北兩耳室，棺槨結構基本完好。墓室由主墓室和外藏棺槨組成。隨葬品主要放置在四廂及內棺、外藏棺，共出土漆木器、陶器、銅鏡、玉印章、玉璧等近500余件，竹簡近千支。器物制作較為精致，有大量針刻花紋圖案。竹簡文字清晰可辨，字體秀美，保存完好。內容有圖書、刑德、黃籍、“美食方”四大類。以黃籍和“美食方”最為重要。黃籍記載了沅陵侯國所屬各鄉的戶口人數和分次調查統計的變化及變化原因，為研究西漢前期侯國的戶籍檔案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美食方”記載了加工各種食物的選料和加工方法，填補了古籍中有關古代食物制作流程記載的空白。墓主人吳陽，系長沙王吳臣之子，為第一代沅陵侯，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受封，死于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在位25年，該墓的發掘為研究當時的歷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