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的楊振寧先生光榮退休，以其人之功德圓滿，引起一片喝彩，楊先生也以朱自清當年詩句自勉：“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這是人生絢爛歸于平淡，“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新境界，著實令人企慕又感動的。可惜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歸宿，比如楊先生回憶少年讀書情節，他是清華成志小學和北平崇德中學的學生，清華教授楊武之先生教子有方，當楊振寧讀初一時，即有了家教的待遇，數學家的楊武之先生要平衡兒子的知識結構，所以，“他沒有找一個人來教我數學，也沒有找一個人來教我的物理。他去找雷海宗教授，那個時候雷是清華大學的歷史系教授，是我父親的好朋友，他跟雷先生說，你可不可以找你的一個學生，來教振寧《孟子》。雷先生就介紹了他的一位得意的學生，叫做丁則良。丁后來是一個很有名的歷史學家”。楊先生回憶，那一個半暑假的家教使他終生受益，因為“《孟子》里頭有很多關于儒家哲學，你可以了解整個中國的思想方式”，這“對于我這個人的整個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響，遠比我父親那個時候找一個人來教我微積分要有用得多”（《楊振寧教授談教育》）。今天是不會有給自己的孩子請講哲學的家長了，而那個雷海宗的得意弟子、著名歷史學家的丁則良，不要說沒有挨到“夕陽無限好”的時光，就是讓今天中國各高校學歷史的大學生或者研究生等等回答知不知道這丁先生，恐怕也百不出一了，這就是時間的殘酷。

　　不盡然是時間的殘酷呵，那還是歷史的殘酷。我不知道后來楊先生打聽過丁先生沒有，我知道有一年楊先生于尼克松訪華后返鄉參觀。曾有美國華人科學家參觀團到來，其中任之恭、林家翹、王浩、張明覺、劉子健等等，其中多清華出身者，作為陪客的竺可楨提心吊膽他們會打聽趙忠堯等下落，果然周總理宴請眾人，任先生開口詢問錢臨照、胡剛復、陳寅恪等情況，周公自是一番苦心。在場的歷史學家劉子健，其兩位兄長已在運動中雙雙夫婦自殺了，另外一個兄長在農村勞動，周公特別對劉先生噓談，“使劉大為感動”（《竺可楨日記》），周公還懇請參觀團返美后不要過分為中國宣傳，“只能適可而止，因國內缺點尚多”，那是不堪的一幕。任先生等當年同行，竺先生于日記中有段椎心泣血的自白：“熊慶來作古，數學所評之為反動學術權威，并早已停止薪水，給生活費，死后才聲明是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恢復薪水。科學界老一輩從此又弱一個，生物學錢崇澍、秉志、胡先骕三老相繼去世，物理學胡剛復、饒毓泰，化學王進，地質謝家榮、何作霖，氣象趙九章等繼亡，今日又有數學家熊迪生，我輩真成魯殿靈光了”。楊先生大概不曾想到：那個家教于庭內的書生丁先生，早已不在人世了。

　　遍查了各種人名辭典和辭書，可惜我們都沒有記載這個丁先生，當然他是一個“異類”，是被遺忘的對象。還是周一良先生的近作《畢竟是書生》提及丁先生。周先生還為“海峽彼岸的朋友”擬為丁先生所編的文集寫了序言，可惜也僅是序言而已，這本書結果并未出版。周先生是曾由研究他獨擅的國史轉而研究亞洲史的，這個“大膽”的轉變福乎禍乎小子不敢妄議，在周先生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北大全盤蘇化，按照蘇式教學計劃安排授課，原來周先生與丁先生是合開國史的，便改行去教亞洲史，以后編亞洲各國史教材，周先生負責古代，近代部分則歸丁先生負責，“他完成了幾篇頗有水平、當時很受重視的亞洲近代史論文，但由于他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含冤而死，未及出書”，周先生呢，只是“直到70年代中期梁效成員受政治審查，我才墜歡重拾，又接觸魏晉南北朝史”。

　　丁先生是怎么死的?周先生婉約微諷，有這么一段自傷自哀的回憶：“1957年從‘引蛇出洞’搞起來的反右派斗爭，是解放后知識分子遭受的第一次大災難。我生性小心謹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認為自己出身剝削階級，又在舉國抗戰期間置身國外，對不起人民，鳴放期間確沒有什么不滿，運動開展后則誠心實意努力緊跟，以后歷次政治運動無不如此。但當涉及自己親近的人時，不免真情流露。在批判亞洲史教研室青年教師夏應元的會上，我發言說他‘辜負了黨的培養和我的期望’，隨之落淚。好友丁則良在北大含冤自殺，我因須開會不能送葬，在他停靈處繞棺一周以示告別。作為北大民盟支部負責人，我主持批判他的大會。丁則良到蘇聯開會，根本未參加整風鳴放，毫無可抓辮子的言論，是原單位欲加之罪故意捏造出‘三人反黨集團’。我在大會上只能批判他‘辜負黨的信任和重用’。這些以后都在全系大會上受到‘溫情’與‘立場不堅定’的批評。只有翦老，在會上聽到我繞棺一周的事，意味深長地對我說了一句話：‘你對丁則良是真有感情啊！’當時心想翦老還有人情味”。有“人情味”的翦伯贊先生，后來也只能效丁先生的玉石皆焚。丁先生那年自殞不過42歲。他是清華抗戰前歷史系的畢業生，曾在西南聯大、昆明師院、云南大學以及母校任教，并曾在倫敦大學作研究，后來院校調整，被發配去了東北人民大學，周先生說兩人共治亞洲史，那是他回到了北大（與清華歷史系合并了）的事情，不久也就自沉未名湖。學人之難，于亂世為常情，令今天人們艷羨不已的徜徉于北大未名湖邊的學子未必知曉湖上故事吧。

　　我是學歷史的出身，我沒有讀過丁先生的大作，相信知道有過歷史學家丁先生的歷史系學子不會更多；我們也沒有一本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史，去年出版的1957年《思憶文叢》仿佛也沒人提到過丁先生，許是人太多了吧，比如石揮和儲安平怎么死的?就沒人知道。再說北大，也是歷史系出身的程賢策是懷揣了烈酒和敵敵畏進了香山深處，鐘敬文女弟子朱家玉是蹈了渤海……；受了傷的，汪曾祺先生喃喃：“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受了驚嚇的，則如周先生等，名在舒蕪《四皓新詠》中，他如馮友蘭、魏建功諸先生，以馮先生之倒孔、魏先生詮釋《鄉黨篇》，進退失據，終是憾事，推其原委，盡在毛之于皮的無奈，馮、魏兩家夫人門前私議，說：解放以來經過多少次運動，想著這回跟著毛主席可跟對了，不想更錯，乃兩位老太不勝唏噓，真是可慨也夫!

　　周一良先生為丁先生文集作序，感慨“還有多少幕后的悲劇”，那是丁先生子女們的命運。丁先生作為歷史學家，按先前的說法：“家學淵源，父承子業”，等等，這些后來都難作數了。胡風先生以他“曾經滄海”的經驗囑咐他的晚輩要堅決不考文科，這消息披露后讓多少彷徨于專業志向的學子看淡了文科而改考理工呵，丁先生事業的絕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周先生以為“幕后悲劇”的故事是從來沒有間斷過。不說一汪未名湖了，市場經濟你可敵得過它?如是，將來，還會有楊振寧功成名就之后感懷丁先生早年之”家教”的故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