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海內外眾多媒體都報道了兩條相關的新聞。一條是：海峽兩岸史學家提出“中華文明史可以上溯到萬年前”；另一條是：海內外一百多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聯名建議重寫中華古史。這引起了廣大讀者關注。記者為此特地走訪了新聞中的主要人物中華民族史研究會會長史式教授以及臺灣著名史學家黃大受教授，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

史式訪談──

“三自學者”的外號

　　問：您有個有趣的外號──“三自學者”，愿聞其詳。

　　答：哦，這是社科院牟安世教授對我的“戲稱”。所謂“三自”，指“自力更生、自學成才、自成一家”。我剛入初中時，抗日軍興，家鄉淪陷，從此失學，被迫離家遠走，獨力謀生，先后從事過多種職業，業余自學，終身不懈，說“自力更生”有之；“自學成才”嘛，勉強也可；只是“自成一家”實不敢當，并無可以傳世的一家之言，豈可謂之“一家”。

　　自學自有種種不利之處，但也有好處，那就是在治學中有更大的自由，不受教條限制，也不受師門束縛，敢想敢說。“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因此也就會有些“一得之見”。江蘇南京博物院院長梁白泉先生曾在致我的一封信中說我“做學問自有主張，從不人云亦云”。

　　我原籍安徽，出生于安慶一個“書香之家”，父親是小有名氣的桐城派弟子。

　　我自幼即接觸經、史、子、集，琴、棋、書、畫，雖只一知半解，興趣已經養成，所以日后自學，能私淑海內名家梁漱溟、羅爾綱、王力諸先生。終身治學，也不出中華文化、史學與語言的范圍。

“千秋無信史”?

　　問：據我所知，您經常批評歷代史書正史不正、實錄不實，為什么？

　　答：“正史”不正、實錄不實是我一貫的觀點，這和我特殊的治學道路密切相關。學歷史，一般是先接觸課本、“正史”，以后再以野史、雜書作參考。我則由于家中書多，從小啃不動“正史”，就讀歷史小說、野史、明清諸家筆記等。這就先了解了“正史”的許多內幕，等到大些再談“正史”，自然就發現其中“破綻百出”、“假話連篇”。翦伯贊對此有言：“就史料的價值而論，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諸史；正史以外的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的群書。”我認為先看雜書、野史，再看“正史”，正是“求真”的好辦法。我的治學途徑，居然歪打正著。

　　“正史”必然不正，它不可能公正，因為所有的“正史”都成書于君主專制的封建王朝，修撰史書的都是御用史官。這種史書重視帝王將相，忽視民族群體；重視軍事、政治（統治術），忽視經濟、文化；重視漢族（以及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忽視少數民族；重視權力、權術，忽視知識技術；只記國內史事，忽視海外華人。有了這樣顯著的五種偏頗，就不可能真實（或者比較真實）地反映當時的歷史真面目，不能起到鑒古知今、鑒往知來的作用。“正史”不真實，因為要隱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揚善（對帝王將相歌功頌德），還有可說。歷朝實錄是官方檔案，總應該如實記錄吧，好像醫院的病歷一樣，不能隨便改動。事實并非如此，如明代的《太祖實錄》，建文朝修一次，成祖奪位后的永樂朝又修一次，后來再修，一改再改，面目全非。所以明代學者張履祥憤慨地說：“自古史書多不足信，至本朝史尤不足信！”歷代的有識之士，都有“千秋無信史”的浩嘆。

　　我以為，對于這些“多不足信”的“正史”，我們研究歷史的時候作為參考則可，

　　作為根據則不可，至于奉為圭臬，十分可笑。

推倒重來?

　　問：是否可以談談您倡議重寫中華史的經過？

　　答：早在1990年冬，我在《社會科學報》上公開倡議編纂一部從內容到形式都不同于歷代“正史”的《中華民族史》。短短一個月，就接到海內外的學者與讀者來信四百多封，熱烈響應。臺灣《聯合報》也發表了這一新聞。兩年后，我應邀訪問臺灣，作了有關學術報告，得到了臺灣著名史學家黃大受教授的支持，并與臺灣一些歷史學者達成了兩岸學者合作編纂《中華民族史》的初步協議。

　　從1993年至今，我們已經在四川、海南、云南等地舉行過四次學術研討會，出版過兩本論文集──《中華民族史研究》第一輯與第二輯。需要說明的是，這些都是兩岸的學術活動，由學者們自己出力，自己出錢，沒有依靠國家經費。其中艱苦，自不待言。

　　我們認為，所謂“正史”既然不能起到鑒古知今、鑒往知來的借鑒作用，那就應該有一部新的史書取而代之。對于建立在封建王朝體系上的舊史書這座破破爛爛的大廈，既不可“加固”，也不能作部分的小修小補，只有全部拆掉重修。我們知道，要完成這樣一個大工程，很難主觀地限以時日，只能是盡力而為，如果不能及身而成，則以待來人。　

不能為司馬遷所笑?

　　問：正如您所言，要完成如此大的工程，困難一定多多吧？

　　答：我們在探討重修中華史的各種問題的時候，采取的是不回避的態度，難題于是接踵而來。然而最大的難題還是：這部史書從什么時候寫起？梁啟超說：“唐虞以前，僅能謂之有民族史，夏以后始可謂之有國史矣。”如果寫中國史，從夏寫起，當然好辦；考古學家寫新石器時代的歷史，在考古中發現了什么就寫什么，不涉及任何王朝，這也好辦；民族學家研究神話傳說，就事論事，有什么就研究什么，這還是好辦。我們卻要把歷史、考古、神話傳說融為一體，要想找出中華文明的源頭，一定要鉆過這個瓶頸，一定要把從古到今歷代史學家都未能解決的歷史難題攬到自己的頭上，這無異自討苦吃。

　　不過，從70年代以來，我國的考古工作不斷有震驚世界的新發現，國內外的人類學界、語言學界、特別是遺傳學界都有不少新成果，為探討中華文明的源頭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我們躬逢其盛，又何嘗不可一試！而且，今天距司馬遷寫《史記》、以黃帝為我們歷史的開端已經2000年了，如果我們現在寫歷史，仍然停留在黃帝的的傳說上，仍然說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敢越雷池一步，豈不為司馬遷所笑！

不是五千是萬年

　　問：“萬年說”引起了人們濃厚的興趣，支撐這一說法的依據是什么？

　　答：一、中華文明的歷史，應該從起步的時候寫起，不應該從進入文明社會的時候寫起。好像寫一個人物的歷史，應該從他出生的時候寫起，不應該從他功成業就的時候寫起，我們非常贊成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關于“一萬年文明起步”的論點。

　　二、中華文明基本上是農業文明。就農業文明來說，先民們開始定居，種植人工栽培的農作物，定期收獲，可以利用農閑時間來發明創造，改進工具，發展生產；同時進入母系社會，人與人之間建立了一定的倫理關系，這樣，文明就起步了。我們應該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寫自己的文明史，時間大約距今一萬年左右，不勞西方學者來為我們作鑒定。

　　三、我們說中華文明五千年，這是自封的，西方人從來沒有承認過。按照他們所定的文明標準，我們的文明史最多只能從盤庚遷殷（有了甲骨文）算起，至今不過3000余年。我們非常贊成美國哈佛大學著名人類學家張光直教授所說的“西方文明是非常規的文明，中華文明則是一種常規的文明，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既然不同的文明各有自己的發展法則，也應該各寫自己的文明史，不必強求一致，更不能越俎代庖。對于我國自70年代以來不少震驚世界的考古發現，《劍橋中國秦漢史》的總編輯序中說：由于這些考古發現完全打亂了他們編寫中國史前史的計劃，“出于無奈”，他們只好從秦漢史寫起，過去的歷史如何寫法，只有以后再說。既然如此，自己的歷史自己寫，我們此時不寫，更待何時？

關于百人簽名?

　　問：請您談談百人簽名活動和建議書內容。

　　答：在“中華文明史應追溯到萬年前”這一論點的補充和繼續探討的過程中，我們發起了“重寫中華古史建議書”的簽名活動。這個活動整整進行了一年，有些學者是經過反復探討后，才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的；有些學者，如張光直教授，則是在聽到此事后，主動寫信給我表示愿意簽名。在建議書中，我們提出了自己的主要觀點：中華文明的起源不是在距今5000年前，而是在距今萬年左右。

　　中華文明的起源，南方早于北方。

　　中華文明不是單純的農業文明，也包含有海洋文明的成分在內。

　　我們認為：研究歷史不是為了古人，而是為了今人，更是為了后人，是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為今人與后人指出前進的道路。寫歷史是為了創造歷史，寫古人是為了鼓舞今人。

“老伴”都不老?

　　問：恕我冒昧，我還想了解一下生活中的您，可以嗎？

　　答：當然。我習慣早起早睡，無緣煙酒，不像文人，倒像軍人。可能是受“肉食者鄙，未能遠謀”的影響吧，我食素，所以能保持頭腦的清醒。羅爾綱先生也影響了我，他年輕時多病，后來卻活到97歲，也跟食素有關。

　　我今年78歲，一向不鍛煉、不運動，要說養生之道嘛，除了食素就是忙。我是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頭，經常外出開會、考察，獨來獨往，從不認為自己高齡需要別人幫助，至今記憶力不比別人差。

　　我最高興的，是苦思冥想后忽有所得，或是二三知友，促膝談心，討論問題。我的老伴趙培玉女士，是我事業的合作者，也愿意為了這個“千秋事業”奮斗。她是白族人，能歌善舞，曾是體操運動員。她像我一樣不顯年紀，朋友們都說我們“老伴不老”。

黃大受訪談──?

晚清名臣之后

　　問：聽說您是江西宜黃人，江西宜黃在晚清出過一個名臣黃爵滋，請問你們有什么淵源？

　　答：黃爵滋（1793──1853）是我曾祖父，道光進士、翰林院編修、鴻臚寺卿、刑部侍郎。我以他為榮，是因為他在1838年上書力陳鴉片之害，和林則徐一樣，主張嚴禁。對于禁煙，他并非說說而已，而是已經預見到禁煙會引起沖突，所以在1840年兩次到福建視察海防，并且提出《海防圖錄》，以供參考。

　　果然，不久鴉片戰爭爆發，此后一百多年，古老的中華帝國遇到了“三千年未有奇變”，直到今天，祖國還未最后統一。我雖已八十高齡，而且身體不好，總還是希望能為祖國的統一，能為中華民族的團結復興，盡自己一點微薄的力量。這就是我為什么全力支持海峽兩岸史學家共同編纂《中華民族史》的原因。順便說一句，我新近還編了一本450多萬字的《釣魚島史料匯編》，正在印刷中。

民間合作先走起來

　　問：您擔任過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及美國的大學教授50年，出版過各種史學著作不下六七十種。50年代所刊行的《中國近代史》三巨冊，180萬字，為同類著作中內容最豐富之巨著。為什么對編纂這部《中華民族史》情有獨鐘？

　　答：中國近代史書確有重寫的必要。到了民主的時代，我們還以君主時代的史書作為“正史”，于情于理，說不過去。1928年，即辛亥革命17年之后成書的《清史稿》，仍以清廷為正統，詆毀辛亥革命為“倡亂”，顛倒是非，令人難以容忍。

　　史式教授倡議重寫中華史，對以往史書持批評態度，主張打破王朝體系，改按中華民族之形成、融合與發展之經過以修史，俾能起到鑒古知今、鑒往知來之借鑒作用，可謂空谷足音，發人深省！

　　我以為一部嶄新的《中華民族史》應由兩岸史學家共同完成。在兩岸分離的40年間，雙方在考古工作、史學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成績，可惜未能及時交流。大陸新發現的古文化遺址，臺灣學者很少前往考察；保存在臺灣的大量文物，大陸學者亦少得見。如今兩岸學者學術交流方興未艾，攜手合作大有可為。深望兩岸史學家敢為天下先，以民間學者合作撰書的形式先走一步。寫歷史是為了創造歷史，這樣一部史書正足以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大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