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大學潘樹廣先生主持撰寫的《文獻學綱要》（下簡稱《綱要》），去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以其顯著的特色，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我以為突出特點有三：

　　一、大文獻學體系的建構。文獻學，近年來有”古典”和”現代”之分。中國古典文獻學源遠流長，西漢的劉向、劉歆父子的《別錄》、《七略》，使開創了目錄、版本、校勘三位一體的古典文獻學，其后的鄭玄、鄭樵、章學誠，以及近當代的余嘉錫、張舜欽、程千帆諸先生雖各有開拓和補充，但其基本體系是一脈相承的。其主要研究對象是文、史、哲方面的古代典籍。中國現代文獻學，則是近年來在西文學術思想影響下，逐步形成的，與計算機的誕生、發展，幾乎是同步的。它是以計算機網絡為依托，以日新月異的多語種文獻為研究對象，活動范圍遍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尤其注重理、工、生、化、醫、農、經濟、政法。以此，古典文獻學與現代文獻學有明顯的差異。而潘先生慧眼獨具，敏銳地發現了它們的共同點：研究的對象都是知識的載體–文獻，研究的內容都是文獻的搜集、加工、傳播和利用。而且兩只隊伍的優勢，經常互補。古典文獻家利用計算機網絡，大大提高了檢索能力，改變了往日以手工檢索的低效局面；現代文獻家所接觸的文獻，常常涉及到傳統文化的內容，豐富了傳統文化素養，可以保障研究工作的順利進行。兩者互補，相得益彰。于是潘先生融會貫通古典文獻學和現代文獻學，建構其大文獻學的新體系，這是文獻學新境地的開拓，令人振奮不已。

　　二、簡練明快的表達形式。這部體大思精的大文獻學體系的建構，按現在的常規，該是煌煌百萬字的大書。而潘先生僅僅用了26萬字就把大文獻學的方方面面都講到了，都講透了。諺云：”簡練是智慧的精髓。”故全書處處閃耀著作者的智慧之光。其簡練明快的原因，我想有三：其一，作者對大文獻學的學理有精深透辟的理解，故下筆即能要言不煩地揭示其底蘊；其二，善于運用最新最精確的數據，這些數據多來自近年來專家學者在報刊、專著發布的新研究成果，有許多是1999年發布的，有的是2000年發布的。《綱要》的作者隨手拈來，皆為自己理論的論據，精銳無匹。真似碳元素合成金剛石，精光百倍，所謂”天章云錦為吾用，妙手便成無縫衣。”其三，圖表的運用。全書用圖書16幅，表26個，皆恰到好處。圖畫，顯明醒目，稍加標示，便可省去大量解說文字。如第二章講古籍的裝幀，用圖7幅，令讀者一望，便明白了古籍的各種裝幀形式，既省文又形象。表格，有眉目清晰，以簡馭繁的優點，如第三章”文獻的分類”，涉及到大量著作的作者、卷數、內容、版本諸多內容，若以敘述的方式出之，必然令讀者感到繁冗、枯燥、沉悶。而《綱要》以表格出之，便感到頭緒分明，次序井然，便于閱讀，便于查檢。《綱要》的作者采用了最經濟的手段，表達了相當繁難復雜的內容。全書雖不足的三百頁，但其蘊涵量卻十分豐富。

　　三、切實的實用價值。歷來文獻學家都是十分重視文獻檢索的，俄國文獻家布留索夫說：”學問與其說是知識的儲蓄，不如說是善于在書海中找到知識的本領。”美國文獻家赫伯特說：”知識的一半，是知道到哪里去找它。明日的文盲，不是不能閱讀的人，而是缺乏檢索能力的人。”當前面臨知識爆炸的時代，知識經濟的時代，學者文獻檢索的能力，顯得特別重要。故《綱要》既重視基本理論的闡發，又具體講述獲取知識信息的操作方法。本書的第五章、第八章及第四章的第六節是專文獻檢索的，占全書總量的四分之一強。評介了新出版的各類有關工具書和機讀文獻數據庫，以及因特網上與文獻檢索密切相關的網站。這對學者研究知識的科學組織和有效利用，起到了切實的指導作用。

　　總之，《綱要》一書，在文獻學領域中有新的開拓，新的成就。學術品位是上乘的，其影響將是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