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穆宗隆慶元年開放海禁至清高宗乾隆年間，即對應于西歷的十六至十八世紀時期，伴隨日益擴大的中外貿易，以銀元為代表的外國貨幣紛紛涌向中國，從流通于東南一隅到席卷中國全境，從中外貿易的支付手段躍為中國貨幣的主流形式，對明末清初的中國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甚至于清嘉慶以后至民國時期，外國銀幣牢牢控制著中國的貨幣流通市場。可以說，白銀問題也即其代表形式的銀元問題是中國貨幣史上的重大問題，也是影響晚近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

第一節　外國銀幣的輸入與流通

　　明末清初外國白銀的大規模輸入，與海禁政策的放松密切相關。隆慶元年(1567年) ，詔“準販東西二洋”，【1】引發了東南沿海蓬勃的海上貿易，也打開了外國銀元流入中國的源頭。貿易中，外國對中國商品的渴望遠遠超過中國對外國物品的需求 。清末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ROBERT HART曾無奈嘆息：“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以及最好的衣著，棉、絲和皮毛。既有這些大宗物產以及無數土制副產品，所以他們不需要從別的地方購買一文錢的東西”。【2】這樣，貿易的外方只能用白銀換取中國商品。

　　明末清初外國輸入的白銀，主要是南美洲白銀和日本白銀。

　　十六世紀中期，南美洲發現了藏量極為豐富的銀礦，秘魯、墨西哥等國均開采出數量驚人的白銀。十六世紀初，世界白銀年均生產約1,511,000盎斯。但在十六世紀中期，即明嘉靖二、三十年間，年均產量已提高到10,017,000盎斯，此后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即清乾隆年間，世界銀產量保持在9,000,000至17,000,000盎斯之間。【3】而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的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總產量的近百分之八十。至于日本，其白銀礦藏量也極大，被歐洲人譽為“銀島”。據估計，十七世紀初期以前，日本白銀產量約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于與中國貿易的另一方“均無他產”，但有豐富的白銀蘊藏和儲備，所以“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4】而中國，物產豐富，獨缺白銀，自然視白銀為奇貨。中外雙方在貿易中找到了契合點，所以導致了絲綢、陶瓷外流，而銀幣內流的局面。

　　明末清初白銀內流潮初期，由航海時代的海上“三劍客”—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擔綱；后期，新興的海上霸主英國、美國登場亮相；而日本，憑借與中國傳統的交通往來和地理上的優勢，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一）葡萄牙

　　葡萄牙是歐洲各國中最早奪取海上霸權的國家。十六世紀初，成功實現了直航東方的夢想。1516年（正德十一年），葡萄牙人RafaelPerestrello 駕船來到中國，這是葡中貿易的開始。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攫取澳門作為定居點，并以此為據點廣通貿易，每年僅交納明官府的船課稅就有二萬余兩白銀。神宗萬歷六年（1578）, 明朝官府準葡萄牙一年兩次進入廣州直接貿易，自此葡萄牙成為中國白銀的主要輸入國。

　　中國方面主要出口的商品有瓷器、絲綢、綿、手工藝品、農副產品等，“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緞疋，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價值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瓷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5】葡萄牙方面，主要以槍炮、玻璃等物品與中國以貨易貨，但這僅僅是一小部份，大部份則以白銀來補足。

　　葡萄牙的白銀來自于二處：其一為與墨西哥貿易所得的美洲白銀；其二是透過其全球貿易網的交易所得。據儒塞斯《史的澳門》一書描述可知，葡萄牙以澳門為全球貿易網絡的中結點，將歐洲的工業品運到南洋諸島換取香料與寶石，然后交換中國的絲織品等至日本調成金銀，再返航中國，用日本金、銀購買絹、麝香、細工木器、漆器、陶器回歐洲。【6】這樣的貿易模式起自于十六世紀六十年代，至十七世紀三十年代日本鎖國， 驅逐葡萄牙人為止。萬歷年間，葡萄牙對華貿易已具相當規模。史書有載：“廣屬香山為海船出入咽喉，每一船至，常持萬金，并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萬者”。【7】

　　（二）西班牙

　　西班牙與中國的貿易以菲律賓為中轉而進行，而中國與菲律賓的貿易則于西班牙控制菲島前三百余年已經開始了。當麥哲倫于1521年（正德十六年)發現呂宋島時，福建定居呂宋的已不下數萬人。“是時漳、泉民販呂宋者，或折關破產及犯壓各境不得歸，流寓土夷，筑廬舍、操傭賈雜作為生活，或聚婦長子孫者有之，人口以數萬計”。【8】1576年（萬歷四年），西班牙完全控制菲律賓，發現該島的自然資源不足以滿足日常所需，便支持菲律賓與“和西班牙和印度同樣富庶，什么都不缺的中國”【9】擴大貿易，中菲間的貿易因之迅速升溫，出現了中國商船絡繹不絕奔波逐流于菲律賓的局面。福建、廣東海商“將中土絲、綿、緞布、磁、鐵貴貨到彼番國，不賣貨物，止賣金銀。”【10】根據西班牙的記載，當時中國運往菲律賓的貨物可謂琳瑯滿目，除上述貨物外，還有面粉、大麥、面食、糖、水果、錫、鉛、紅銅、玻璃器皿、餅干、咸肉、火腿、黃油、家俱、窗簾、被單、掛毯、臺布、地毯、馬具、鐵盒、銅壺、鐵板、火藥、水牛、馬、驢、騾、鵝、籠養鳥、裝飾品等，甚至于還有“銅炮，鑄造得非常好，還有各種軍用品”。【11】中國貨物極受歡迎，常常是供不應求，“佛郎機之夷，則我人百工技藝，有挾一器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12】面對洶涌而來的中國商品，西班牙人只能從殖民地墨西哥調運白銀來交換。1573年12月5日，Enriquez在一份報告中寫道：“這一貿易與交往所產生的困難，在于就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無論是菲島還是西班牙，均無任何物品可供出口，而且又使他們所沒有……簡言之，與那個地方的貿易必須以白銀來進行，他們視白銀價值高于一切東西”，【13】然后西班牙將中國商品運往南美。為維持這樣一種中國 貨物 墨西哥 白銀 菲律賓的物流關系，他們不得不加快墨西哥白銀的開采與多條菲律賓海上航道的開辟，其中最重要的是墨西哥西海岸Acapulco港，橫越太平洋至菲律賓的航線。

　　面對大量白銀流向中國的局面，一位西班牙海軍上將不無妒意地驚嘆道：“中國國王能夠用來自秘魯的銀條來建立一座宮殿”。【14】西班牙國王因此于1593、1599、1604、1608、1609、1620、1634、1635、1636、1639、1706、1718、1720、1724、1727年多次頒發禁令，限制與中國的貿易往來，但實際收效甚微。只是在清建國后，康熙帝實行海禁政策這段時期，雙方的貿易關系才略受影響。因中西貿易的實質是互利雙贏的，因此中國國內對海禁也有相當聲勢的反對意見，如慕天顏在《請開海禁疏》中說：“然銀兩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則礦礫之銀也，一則番舶之銀也。自開采既停，而坑冶不當復問矣。自遷海既嚴，而片帆不許出洋矣。生銀之兩途并絕，則今直省之所流轉者，止有現在之銀兩”，【15】不久以后，康熙即解除了海禁政策。恢復后的中西貿易，仍與明代時相似， “和中國人的貿易，一如既往，是憑藉由墨西哥帶來的銀子來維持菲律賓的”。【16】

　　除菲律賓中轉貿易外，中西貿易出現了新的形式。十八世紀中開始，西班牙人直接進入閩、粵交易。乾隆四年（1739年）九月，閩浙總督上奏“上午，領國（指呂宋）夷民狼萬雷等甲板洋船，裝載洋貨價值數十萬金到廈”；【17】乾隆十二年(1747)十一月，閩浙總督和福建巡撫奏稱“呂宋船戶狼夫西拔邪敏夾板船一只，于十月十八日到廈口，文武會同赴船，查有番梢一百八名，裝有海參、鹿筋等貨及置買內地貨物三十余萬兩”。【18】但直航中國的白銀輸入，在西班牙對華商務活動中所占比例并不太重。

　　隨著西班牙海上霸主地位的喪失，其在對華貿易中也漸漸淡出，勉力支撐至十八、十九世紀之交，中國沿海便很少能看到威風八面的西班牙大帆船了。

　　（三）荷蘭

　　荷蘭，中國史書中也稱紅毛番或紅夷，與中國的交往始于十七世紀初。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 七月，占澎湖為定居之地，要求與明通商，但未獲成功。后占中國臺灣的雞籠、淡水等地，與廣東、浙江、福建商人進行走私貿易，且經常滋擾中國沿海。“（崇禎〕五年二月，……海外紅夷據澎湖，挾互市，后徙臺灣，漸泊廈門。……明年夏……紅夷乘間襲陷廈門城，大掠”。【19】

　　中荷貿易早期，荷蘭控制的南洋諸國盛產中國所需的熱帶產品，如胡椒、錫、香料等，交易方式多為以貨易貨，輸入的白銀微乎其微。十八世紀初期，胡椒、香料等產品在歐洲供不應求，但歐洲對中國茶葉的需求又急劇膨脹，荷蘭不得不調運白銀來交換茶葉。1728—1734年，九艘荷蘭商船從歐洲直接駛往廣州，總貨值達2,533,359荷盾，其中白銀占百分之九十六。1735年以后，荷印公司放棄荷、中直接貿易，改為每年派遣兩艘船到廣州，資本為每船三十萬荷盾。但這一定額貿易方式的弊端很快就顯現出來，費時既長，茶葉質量難以保證，1757 年只能重開直航貿易，平均每艘船攜帶至少三十萬荷盾的銀元。

　　此外，荷蘭強占臺灣后，又在與日本的轉口貿易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荷蘭人發展了代理制的方式，提供資金給中國代理商，委托他們在中國采辦日本所需的一應物品，然后銷往日本，將日本白銀支付給中國代理商。這種轉口貿易至康熙元年(1662年)鄭成功收復臺灣而壽終正寢。

　　（四） 日本

??? 根據學者研究，日本銀的輸入絕對數量，在晚明甚至超過了西班牙運入中國的白銀數，這一優勢并保持至清順治朝（1644-1661）。

　　日本銀的輸入除第三國轉口貿易外，主要是通過中日間的直接貿易。從歷史淵源看，中日的交通往來由來已久，日本對中國商品有一種傳統的依賴，“大抵日本所需皆產自中國，如室必布席，杭之長安織也；婦女須脂粉，扇、漆諸工須金銀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饒之磁器、湖之絲綿、漳之紗帽、松之棉布，尤為彼重”，【20】此外，書籍、銅錢、名畫也在輸日物品清單之中。由于“販日之利，倍于呂宋”，【21】所以盡管明朝政府三令五申不準與日本通商，但鋌而走險者仍不在少數，“奸民有假給由引（明政府所頒的海外貿易許可證），私造大舡越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搏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搏百倍之息……，違禁私通，日益月盛”。【22】

　　日本出口中國的主要有刀、劍、硫磺、扇等寥寥無幾的數種，其余的就是用銀子來支付了。“倭國所好之中國貨物，如絲、絲綿、紅線、水銀、針、鐵鍋、藥材等，其價值均以銀計算”。【23】這與當時日本白銀產量的大幅提高有密切聯系的。日本的佐渡、石見、秋田等處有豐富的銀礦，十七世紀中葉又引進的新式白銀冶煉法“灰吹法”，使日本的白銀產量急劇上升，占世界產量的四分之一，因而儲備了足夠的貿易用銀。

　　“日本國銀子多產，故上國之人交通往來販賣，而或因漂風來泊”。【24】

　　中日間還有第三地的貨物交換，如暹羅、安南、臺灣就是其中重要的交換點。這樣的中轉貿易極為繁忙，J.K.Whitmore就曾這樣描繪發生在安南重港會安的中日貿易一幕，“在會安港，中國人和日本人各有領地，相互毗鄰。在農歷年底，借助于東北季風而來的日本商船載著大量的白銀和銅錢來到此港。這些白銀被用來交換中國人的絲綢、白糖、沉香木、生絲和陶瓷，日本人用預付定金的方法控制了這里的絲綢和白糖市場”。【25】

　　（五）英國

　　與中國的通商活動中，英國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在十八世紀以后，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現。英國最早出現在中國沿海，約在明崇禎十年（1637），但與中國通商的努力因葡萄牙作梗而沒有成功。清康熙后，在與中國貿易中，英國開始嶄露頭角。

　　雍正初，英國常不定期到廣東“互市”。至“（雍正）七年（1729），始通市不絕”。【26】后不斷擴大規模，貿易區域也漸次北上至寧波一帶。“（乾隆）二十年(1755), 來寧波互市，時英商船收定海港，運貨寧波”。【27】由于次年規模擴大，引起浙江地方不安，遂“禁不許入浙，禁絲斤出洋”，【28】于是英國北上天津，“乞通市寧波”。“二十七年夏五月，英商啖蘭等以禁止絲斤，其貨艱于成造，仍求通市。粵督蘇昌以聞，許之，然仍限每船只許配買土絲五千斤，二蠶湖絲三千斤。至頭蠶湖絲及綢緞綾匹仍禁”。【29】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使節馬噶爾尼來華，“表請派人駐京，及通市浙江寧波，珠山，天津，廣東等地”，【30】與清朝建立全面的貿易關系。

　　雙方交易的商品，中國方前期主要為絲、綢、瓷，后期茶葉的份額漸重；英國用于交易的商品初期以“黑鉛、番錢、羽緞、哆羅、嗶嘰諸物”， 【31】還有棉花、錫等，巨額出入差以白銀補足。后期，為扭轉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不利局面，以鴉片作為白銀的替代品，使中國從白銀進口國淪為白銀出口國。

　　（六）美國

　　美國卷入白銀輸入中國的潮流，始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中國皇后號”的首航中國，船上滿載著人參、毛皮、羽紗、胡椒、棉花、鉛等物品，交換了中國的茶葉、瓷器、土布、絲綢、肉桂滿載而歸。該次航行的利潤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并引發了美國人與中國貿易的想象和激情。此后，美國“貨船常至粵東“。【32】據統計，1784-1789年間來華美國商船達到十五艘。1792年，美國在廣州口岸的貿易額已超過了荷蘭、法國、丹麥，僅居英國之后。十九世紀初期，到達華埠的美國商船年均為十八至二百二十九艘，至1803年美國對華貿易已經超出英國以外所有歐洲國家與中國貿易額之和。

　　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商品種類較多，有野參、水獺皮、海豹皮、檀香木及有限數量的平布。從中國進口的主要是茶葉，占貿易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有絲綢、瓷器、土布、桂皮、樟腦、大黃等。由于美方商品結構和特性的局限，很快處于逆差地位，以西班牙和墨西哥銀元來彌補差額。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前，銀元占到美國輸華商品總額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并延續到美國參與鴉片走私為止。

第二節　內流白銀的種類和形制

　　十六世紀外國銀幣大規模入華以前，中國傳統白銀形制，最基本的是鋌狀的，也有餅形和銀錠，攜帶使用極為不便，交易時須用戥子秤重，并以笨拙的切割法才能完成買賣，銀子成色的鑒定也未有統一的標準。這與當時日益擴大的白銀使用形成了一種不和諧，因此，標準劃一、大小適中的外國白銀鑄幣一進入廣東、福建就受到民間喜愛而快速流通，也就不奇怪了。

　　明末清初輸入中國的外國白銀，林林總總有數十種之多。“聞有大髻、小髻、蓬頭、蝙蝠、雙柱、馬劍諸名等語”。【33】“番銀又稱洋銀，名亦不一，曰雙柱，曰倭婆，曰三工，曰小潔，曰小花，曰大戮，曰爛板，曰蘇版，價亦大有低昂”。【34】現以其中流入量大，流通廣的外國銀元作一考察。

　　〖本洋錢〗

　　本洋為西班牙所鑄的銀幣。本名SPANISH COROLUS DOLLAR，明清時期，中國人稱之為西班牙元，佛頭洋。有雙柱、卡羅斯三世、卡羅斯四世、費迪南七世等版別，分別鑄于1535至1821年之間，主要在墨西哥鑄造，“為外國銀元來華之嚆矢”，【35】也是流傳較廣的外國銀幣之一。十六至十八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日本與中國交易大部分是西班牙元。

　　雙柱，本名PILLAR DOLLAR，是本洋中最早傳入中國的一種銀幣。幣面左右對稱鑄有兩根華柱，取自西方神話傳說中的赫居里斯柱子，雙柱各有一卷軸裹著。雙柱為機制幣，1732年以前，廓為光邊，幣面是“皇冠圖案，下置一盾形徽記，四格內對角鐫有城堡與雄獅圖案，兩側為二根平直的立柱，平行對稱的雙柱被一條巨型冠帶卷繞，即直布羅陀海峽著名的格格立斯雙柱，周圍西班牙文，民間俗稱‘雙柱’當由此而來”。【36】早期的雙柱錢在兩柱之間是騰升于海面之上的燦爛雙日，雙日之上是一頂光芒奪目的皇冠，以象征西班牙的統治和海上霸權永遠如日中天。“此錢以銀為之，徑寸一分，重七錢七分，面字中還有四花，中間上作瓔珞，下二圓珠，珠有繪事。兩旁二柱垂幅，左作S U I P,右作R I IV。背作梵相字，自左下及上右讀之。間一花中間，左作M F,一種作F M。下一花右作S ，上下各一花。周圍齒紋邊作三垂花紋，此種流傳特多”。【37】雙柱錢重合中國庫平七錢三分，成色在含銀量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當時在中國流通的雙柱，大的重七錢二分，中型的有半元的，小型則有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的”。【38】翁樹培的《古錢匯考》中也有小型“雙柱”錢的記載，“此錢以銀為之，甚小，徑四分強，重四分。面上作瓔珞，下二圓珠與二柱垂幅，左作L P，右作 V，其 U E三字在上方。背作梵相，左右二花，周圍齒紋邊，作三垂花紋”。【39】

　　西班牙銀元之人像幣，俗稱佛頭洋。正面依版別不同，分別鐫有西班牙國王卡羅斯三世（或稱查理第三），卡羅斯四世（或稱查理第四），費迪南七世的頭像。流通于清代，錢緣壓制成清晰可見的切紋，屬“花邊錢”的范疇。“此錢以銀為之，徑寸一分，重七錢七分。面為其國王，面側向右，高鼻深目無須，腦后有帛結束，垂下至肩。背繪其國，梵相字并繞其邊，書之皆不可識。左右二柱，曲拖帛幅，上有凹文。右五字 II V，左四字 S V I R，細極難辨。輪周圍作齒紋，邊厚分許，作方圓相間紋。制作精巧，有小至重三錢及數分者，流行中國甚多，無由考其鑄作年代，然亦外國錢之一種也。今俗謂之洋錢，又謂之花邊錢”。【40】近年來的考古發現也予以了印證，除浙江普陀山外，安徽九華山1990年6月在轉輪殿也發現了本洋錢，“經初步清理，有以下兩種：1.西班牙在墨西哥城鑄造的‘本洋’。 正面為西班牙國王頭像，背面是皇冠及國徽，兩旁有平行直立的兩支號角，類似柱子，故又名‘雙柱洋……正面頭像有查理四世和費迪南七世兩種版別。……”【41】

　　乾隆以后， 西班牙銀元漸遍布于長江和沿海各通商口岸，因含銀量較高，在民間極受歡迎，市價較其它銀元為高，如在蕪湖，一西班牙元可兌換其它銀元一元三四角不等，其形制也成為十八世紀后中國自鑄新式銀元仿制的樣板。后鷹洋流入，本洋的地位才漸漸式微。

　　〖馬錢〗

　　馬錢，又名馬劍，十七至十八世紀末荷蘭所鑄，有大、小二種，廣泛流行于清乾隆初。“福建、廣東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錢。……約有數等：大者曰馬錢，為海馬形；次曰花邊錢；又次曰十字錢”。【42】據彭信威先生考證：“馬錢是荷蘭各省在十七、八世紀所鑄的大銀幣，重庫平八錢六七分，相當于三盾”。【43】因幣面所鑄為騎士策馬執劍圖，故曰馬劍。

　　馬劍因是荷蘭各省分別所鑄，其圖案、形制稍有不同。

　　“此錢以銀為之，徑寸二分，重九錢二分。面作人騎馬形，向右，有冠，以幅帛裹頭，身服介胄。左手執轡，右手持劍，馬有鞍而馳。下作梵相字之末間一花。背文自下左及上右讀之，作梵相，中作一獸，一手持劍，一手持元寶狀。左右各一人，狀貌獰惡，與面文之人略同；下又作雙龍旋繞狀【44】”。另外，翁樹培引《海島逸志》曰：“荷蘭以銀鑄圓餅錢，中有番人騎馬持劍，名曰馬劍，半者名曰中劍。有小而厚者，鑄荷蘭字，名曰帽盾，半者曰小盾。有小而薄者，肖甲板船名，曰搭里”。【45】

　　1792年荷蘭被法國軍隊占領，馬錢鑄造停止。

　　〖十字錢〗

　　十字錢，本名CRUSADO，葡萄牙所鑄銀幣，流通于清乾隆年間。大小與小樣雙柱錢差不多，幣重約有五錢六分，錢緣為花邊切紋，邊齒間隔整齊，無論正面還是背面，沿錢邊四周均鐫刻有西洋文字。正面上部為一皇冠，上覆飄揚的綬帶，皇冠下是一個大的盾形，內含一個小盾形，小盾形之中五個方塊以豎三橫二的十字形狀排列，大小盾形之間的空隙中均衡分布著七個方形符號。背面是一橫貫幣面的大十字，由十字分割而成的四格內，分別點綴著對應的四個花形符號，十字錢之名即因此而來。【46】銀幣正面四周的外文是PETRVS·II·D·G·PORIVG·ET·ALG·REX，在有十字的一面，四周文字是SIGNO·VINCES·IN·HOC

　　〖鷹洋〗

　　鷹洋，本名MEXICAN DOLLAR，俗稱英洋，北方各省稱正英，墨西哥所鑄，有新舊兩種版別。舊版于十八世紀后進入中國，對原先市場主流銀幣的西班牙銀元沖擊極大，最終取而代之。新版鷹洋是墨西哥獨立以后所鑄，1823年為第一版。新、舊版鷹洋因流傳非常廣，民間誤為英國所鑄，故訛稱為“英洋”。成色較高，“較各種外幣為佳，外國銀幣輸入我國者，以此種為最多數”。【47】幣面為一蒼鷹，嘴叼一條掙扎扭曲的長蛇，昂然站立于仙人掌之上，故有“鷹洋”之名。《古泉匯考》中收了一品，“此錢以銀為之，徑七分，重一錢四分。……字參差相間，一面似七字，一面似五字，它應有字處，似作一鳥形。中間作寶相花及連珠文映帶，字于周圍作連珠文”。【48】鷹洋主要流傳于我國南方及中部地區，尤其在上海地區，十九世紀以后上升為主幣，為流通貨幣兌換的標準。

　　〖龍洋〗

　　龍洋，亦名龍番，大日本，因幣面正面鐫刻有“大日本”三字，背面鐫刻有蟠龍紋而得名。這種銀幣“為日本國內昔日通用之舊銀元，嗣因幣制改革，輸入我國之貨幣也”。【49】在福建流通最廣，江西、湖南、奉天、大連等地亦多有流通。但日本早期與中國貿易所交換大部分是西班牙銀元。“一面則作人面，或為全身，眉目冠服劍飾如生，一面為宮室器皿禽獸花草之類，亦有面背皆為人形，亦有不刻人面者，緣邊皆有梵字環之，其為西域之錢無疑矣。然今商船自東洋歸者，亦往往攜有銀錢，制亦仿佛相似”，【50】“委使小西飛來議封事時以京營將佐楊貴綠為館中伴，小西飛昵楊，有私覿之禮，如刀盒之類，一猶常是，惟銀錢多作人馬之狀”。【51】

第三節　外國白銀的數量統計

　　明末清初輸入和流通的外國白銀數量極為龐大，梁方仲先生曾估計：“由萬歷元年至崇禎十七年的七十二年間，合計各國輸入中國的銀元由于貿易關系的至少遠超過一萬萬元以上”。【52】至于清建立后的流入數額，英國東印度公司有一記錄，現以本文討論范圍為限，截取康熙二十年（1681）至嘉慶五年（1800）的白銀數作表如下：

　　（一）葡萄牙

　　首先來看從澳門進入中國的白銀數，據《郭給諫疏稿》卷一揭示，葡萄牙每年交廣東市泊司的船課為二萬兩白銀，而“其報官納稅者，不過十之一二”。【53】按明朝規定，所征之船課為百分之二的從價稅，這樣可推知進入中國的白銀年均為二百萬兩左右。儒塞斯的《史之澳門》也說，據1607年（萬歷三十五年）墨西哥官員的統計，每年輸出到中國的白銀在百萬以上。

　　至于葡萄牙從日本輸入中國白銀的情況，山村弘造和神木哲南在《銀礦和宋錢—在國際范圍內看中世紀和近代日本的貨幣史》中估計是：1600年以前的四十年中有九十至一百五十萬公斤的白銀流入中國；R.L.Innes的《半開半閉的大門：十七世紀日本的對外貿易》認為日本學者的估計數太高了，他認為1546-1638年間由葡萄牙輸出到中國的日本白銀為3660-4100萬兩（約138-155公斤）；國內學者倪來恩、夏維中認為“在十六世紀的后50年中，葡人共輸入中國的日本白銀是500000公斤，1600—1609年是200000公斤，1609—1629年是300000公斤，1630—1639年是450000公斤，因此葡人通過長崎—澳門貿易輸入中國的日本白銀高達165萬公斤”，【54】約可認為是比較準確的數字。

　　（二）西班牙

　　西班牙通過菲律賓輸入中國白銀數，中國史書甚少記載，但前輩學者對此有些統計數字，茲錄于此。

　　彭信威在《中國貨幣史》中認為：“自隆慶元年馬尼拉開港以后，到明末為止那七八十年間，經由菲律賓而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可能在六千萬披索以上，約合四千多萬庫平銀”。

　　梁方仲在《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中認為：“假如自萬歷元年 （1573）起，即馬尼剌辟埠后之第三年，依上面所揭最低的數目計算，每年平均有三十萬比收流入中國。……倘若一直算到崇禎十七年（1644）止，則在七十一年間，應有二千一百三十萬比收的收入了”。

　　王士鶴在《明代后期中國—馬尼拉—墨西哥貿易的發展》中認為：“1571—1644年間，共約五千三百萬比索白銀流入”。錢江的《1570—1760年西屬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認為：“1570至1760年共約三千零九十七艘中國商船駛入馬尼拉貿易，平均每年入港十六點二艘。另依筆者的研究，當時每艘中國商船的平均貿易額約為八萬比索，按照百分之九十五的載銀量計之，則回航的中國商船平均每艘約載白銀七萬六千比索。由此可知，在此一百九十一年間，僅由中國商人自菲律賓載回的美洲白銀便達兩億三千五百三十七萬兩千比索，約合中國庫平銀兩一億六千九百四十六萬七千八百四十兩”。

　　雖然明、清中文史料很少中菲貿易詳細的記載，但所幸西班牙方面仍有駐菲律賓人員與本土的書信文牘材料及檔案記載，現試以此來推算一下。

　　1602年，西班牙駐墨西哥殖民當局給馬德里的報告說：“每年從Acapulco運往馬尼拉的白銀總計有500萬比索，1597年高達1200萬比索”。【55】

　　1602年，Fray Loyola在給西班牙國王的信中提到：“菲島每年得到的二百萬比索，均流入中國人的手中”。【56】

　　1628年，Madrco說：“每年由新西班牙運往菲島的法定銀幣數量為二十五萬比索。然而，除此之外卻有無以計數的巨額銀幣流入了菲島”。【57】 《菲律賓群島》記載，1729年，西班牙商人抗議國王對馬尼拉商人特別優待，稱Acapulco進口中國的絲綢，每年換去白銀三、四百萬比索。【58】

　　西班牙駐墨西哥總督的調查報告中寫道：1731年，馬尼拉出口中國綢緞一百萬比索，而墨西哥對應交換出口物為1877327比索，其中白銀1691465比索，以致1734年西班牙國王規定墨西哥的白銀回程為100萬比索，二年后提升為150萬比索。【59】而 墨西哥運往菲律賓的白銀，絕大多數轉手購買中國商品，換言之，絕大部分的白銀經由廣東、福建海商進入中國。

　　綜合以上史料分析，每年從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白銀，約在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之間，與錢江先生從貿易船只的考察所得出的結論大致相符，也即通過中菲西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約達二億多比索的西班牙銀幣。

　　（三）荷蘭

　　十八世紀時期， 荷蘭向中國輸出了大量的白銀。海運史專家莊國土先生經縝密核算，得出結論：“1757—1794年，共有135艘荷船到達廣州，如每船平均攜帶82697兩，共攜銀11164095兩。從1735—1756年，從巴城共派到廣州85艘船，如各船的30萬荷盾投資中貨物與白銀各占一半，則這85艘荷船共帶3674380兩白銀。若以上推算成立，加上1728—1734年9艘荷船從荷蘭攜帶702855艘白銀到中國，1728—1794年，荷船可能攜帶15541330兩白銀前往中國。在1720—1795年間，荷船從歐洲運送63442651兩白銀到亞洲，其中四分之一流入中國”。【60】由于中荷貿易較具規律性，莊國土先生的推算應是比較精確的。

　　（四）日本

　　日本是明末清初外國白銀的另一重要輸入源，其主要通過葡、荷與中國的轉口貿易及中日間直接貿易的方式向中國流入。白銀史專家認為：

　　“在十七世紀初，由日本人、中國人、葡萄牙人以及荷蘭人的船只，從日本載運出口的白銀每年可達150000到187500公斤。……最終還是流到了中國大陸”。 【61】

　　至于中日直接貿易輸出的白銀數目，日本學者研究認為“ 1600年以前的四十年，平均每年有11250公斤被中日商船運走，這一時期的總數達450000公斤。”【62】“1600至1635年，共有350只日本朱印船出海貿易，每年運走白銀30000-40000公斤，總額約在100-140萬公斤”。【63】

　　現根據Brian Molougheny and Xia Weizhough:《Silver and The Fall of The Ming :A Reassessment》、【64】日本學者岸本美緒的《康熙年間的谷賤問題》【65】等學者的資料制成下表：

　　另根據巖生成一《有關近代日中貿易數量的考察》，【66】有十七世紀去日本的中國貿易船只的記錄：

　　以每條船平均載銀量為一千一百公斤計，也可得出輸入中國的白銀數目。

　　（五）英國

　　中英貿易中，貨物與銀幣的比例約為一比三，有些年份，甚至有高達百分之九十八的情形存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以后，英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茶葉主顧，特別是十八世紀末葉，東印度公司從中國輸出的唯一商品就是茶葉。當茶葉的裝運量由于庇特的抵代稅條例而迅速擴張時，英國意識到白銀不足的問題。又因1779年美西戰爭爆發，西班牙銀元市場被封閉，所以“自1779至1785年沒有一塊銀元從英國運到中國。就是在恢復裝運現金銀之后，茶葉投資的增長也速于現銀的流入”。【67】所以1807年，英國從中國進口的貨物為27157006鎊，而從英國運往中國的只有16602388鎊。【68】

　　在這種情形下，英國開始考慮“怎樣措辦一些既可為中國方面所接受，又能支付茶價，而且本身還可以賺錢的一些商品”，【69】并最終選擇了鴉片。

結語

　　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明清帝國，在洶涌而來的外國銀元沖擊下，不得不對外半開半閉著大門，也不得不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循環之中，成為吸引國際白銀的“洼地” ，同時與外貿有關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產地的商品生產很快被帶動起來，出現了一系列經濟發達的市鎮，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也因此滋生、萌芽。更由于海外貿易事業的興旺，不少行業中人積聚了雄厚的資本，形成了粵商、閩商、徽商、晉商、吳越商等商人勢力集團，對地方政治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與其說中國的大門是被1840年鴉片戰爭的大炮所轟開，還不如說是被明末清初的白銀浪潮沖開的。盡管在清初，康熙帝實行海禁，但畢竟大勢已去。對于一個“若一概禁絕，東西之地每歲頓少千萬之入，不獨民生日蹙，而國計亦絀。”【70】情形下的中國，已難以從世界貿易體系中全身而退了。

　　外國白銀的輸入對中國貨幣體系也形成了決定性的沖擊，并最終推動中國完成了向銀本位的轉變。乾隆五十七年起，中國開始自鑄銀元。而且，此后所鑄的金銀錢和銅質錢，形制樣式均仿自外國銀元，中國的貨幣單位也從“兩”完成了向“元”的過渡。但明末清初外銀的輸入，對集中統一的貨幣政策有強烈的沖擊，大量國家控制外貨幣體外循環于流通市場，無論是對社會的經濟領域，還是中央對地方財政的監控，均出現了野馬放韁、太阿倒持的局面。這樣的影響滯后到十九世紀暴露無疑，并對近代中國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后果。

〖注釋〗

【1】 張燮：《東西洋考》卷七，
【2】 序赫德：《中華見聞錄》
【3】 F.W.Hirst :《Money》第四章，《銀和銀價》
【4】 張燮：《東西洋考》，卷七，《餉稅考》
【5】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6，《郭造卿防閩山冠議》
【6】 轉引自百瀨弘：《明代中國的外國貿易》，《食貨》四卷一期
【7】 周玄 ：《涇林續記》不分卷
【8】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3，福建三，《漳州府洋稅》
【9】 Blari and Robertson:《菲律賓群島》卷三
【10】 《明經世文編》卷280，《馮璋集·通番舶議》
【11】 Blari and Robertson：《菲律賓群島》卷3，卷十六
【12】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6，《郭造卿防閩山冠議》
【13】“Letter from the viceroy of new Spain to Felipe,”M.Enriquez, Mexico,
Dec.5,1573.VOL:13
【14】 Blari and Robertson：《菲律賓群島》卷29
【15】 《皇朝經世文編》卷26，戶政
【16】 Blari and Robertson：《菲律賓群島》卷22
【17】 中國第一檔案館：《朱批奏折·外交類》
【18】 同上
【19】 《明史》卷235，《郭維璉傳》
【20】 姚叔祥：《見只編》卷上
【21】 《明神宗實錄》卷476
【22】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3
【23】 李恭、郝杰：《日本考》卷一，《倭好》
【24】 《李朝明宗實錄》，轉引自小葉田淳：《日本貨幣流通史》，第二章
【25】 瓦特莫：《越南和東亞的貴金屬流動》，載《貴金屬》380頁
【26】 《清史稿》卷154，《邦交志二·英吉利》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32】 《清史稿》卷156，《邦交志四·美利堅》
【33】 張家驤：《中華貨幣史》，第二編，第一章銀元，第二節流入銀元
【34】 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二
【35】 張家驤：《中華貨幣史》，第二編，第一章銀元，第二節流入銀元
【36】 盛觀熙：《浙江普陀山出土西班牙銀幣》，《中國錢幣》96.4
【37】 翁樹培：《古泉匯考》，《外國·西洋篇》
【38】 徐蜀等：《銀幣的收藏與鑒定》第一章，第一節
【39】 翁樹培：《古泉匯考》，《外國·西洋篇》
【40】 翁樹培：《古泉匯考》，《外國·西洋篇》
【41】 林介眉：《安徽九華山出土外國銀元》，《中國錢幣》93.3
【42】 賀長齡：《皇朝文獻通考》卷16，《錢幣考》
【43】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八章，第一節
【44】 翁樹培：《古泉匯考》，《外國·西洋篇》
【45】 翁樹培：《古泉匯考》，《外國·西洋篇》
【46】 張家驤：《中華貨幣史》，第二編，第一章銀元，第二節流入銀元
【47】 張家驤：《中華貨幣史》，第二編，第一章銀元，第二節流入銀元
【48】 翁樹培：《古泉匯考》，《外國·西洋篇》
【49】 張家驤：《中華貨幣史》，第二編，第一章銀元，第二節流入銀元
【50】 翁樹培：《古泉匯考》，《外國·西洋篇》
【51】 姚叔祥：《見只編》卷中
【52】 梁方仲：〈明代的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載香港聯經 出版社：《中國經濟發展史論文選集》下冊
【53】 周玄 ： 《涇林續記》不分卷
【54】 倪來恩、夏維中：《外國白銀與明帝國的崩潰》，《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90.3
【55】 轉引自晁中辰：《明后期白銀的大量內流及其影響》，《史學月刊》93.1
【56】“Letter from Fray Ygnacio de Loyola, Archbishop of Manila to Felipe”， 1602,VOL:12
【57】“Economic reasons for suppressing the silk trade of China in Spain and its colonies”，J.R.Madrco;Oct 7,1628,VOL:22
【58】 同上
【59】 同上
【60】 莊國土：《16-18世紀白銀流入中國數量估算》，《中國錢幣》95.3
【61】 阿特韋爾：《國際白銀的流動與中國經濟》（1530-1650），《PAST and PRESENT》82.5
【62】 山村弘造、神木哲南：《銀礦和宋錢—在國際范圍內看中世紀和近代的貨幣史》， 《貴金屬》351頁
【63】 巖生成一：《16、17世紀日本的海外貿易》，載《ACTA ASIATICA》1976，NO：30
【64】 《FAR EASTERN HISTORY》 NO：40
【65】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NO:89
【66】 《史學雜志》VOL:60, NO:11
【67】 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第一章
【68】 同上
【69】 同上
【70】 魏源：《圣武記》卷14，《軍儲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