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文章、讀文章，這是由思想轉為文字，再由文字轉為思想的過程。搞社會史、思想史的研究時，作者經過對原始材料的分析、綜合與提煉，最后寫成了史論文章。讀者則根據自己的理解，將文章還原為思想。這種從文章中還原出來的思想，當然帶有讀者自己的主觀色彩，理解之中同時亦包含著不同程度的歪曲，這本是難以避免的,也符合”解釋學”的原理。而如果讀者再進一步任意馳騁想象，將文章中的歷史細節內容與現實中的大小事情牽強附會地攪和到一起，妄加比附，其結果則將更加荒謬。在閱讀方法上，這就是步入迷途了。
　　歷史有所謂借鑒作用，這主要是指其中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而并非指全部細節。歷史的細節雖然也有可能前后相似，但決不會完全相同。所以，”比附”本身就有著先天性的局限。歷史好像一張舊照片，它是不能與真實完全等同的。而這張舊照片中的昔日場景和人物、事物，凡是反映其時代特征的東西，在今天的現實中則早已時過境遷，難以再現了。盡管作者是在就史論史，讀者依據自己的天資稟賦和生活經歷，卻可能各自產生不同的感受，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但如果讀一篇史論，必定要”聯系實際”，事事對號入座，尋找所謂”現實意義”，那么，事情將變得異常復雜，甚至非常可怕；更可能大多數人都會望而卻步，不敢再作史論，以避免有影射現實之嫌，何必自找麻煩呢？

　　清代社會中一想起來就令人心驚膽戰、毛骨悚然的文字獄，大都帶有盲目比附的特點。雍正四年，浙江海寧人查嗣庭（字橫浦）任江西考官，出有《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矣；今茅塞子之心矣》的試題，雍正認為這是針對自己而發，以”訕謗文字”治罪，致使查嗣庭死于獄中，又下旨”戮尸梟示”，其子其兄或被殺，或被流放。雍正八年，江蘇昆山人徐駿（字冠卿）因詩文集內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的詩句，被怨家舉發，”照大不敬律”，”斬立決，將文稿盡行燒毀”。史書上搞文字獄和為搞文字獄推波助瀾的人，以牽強附會的方法，羅織罪名，借刀殺人，手段殘忍卑劣，讀之觸目驚心。這真是太可悲了！太卑鄙了！太荒謬了！

　　研究歷史講求實事求是，必然要從原始史料出發，講求言之有據，寧缺毋濫。如果既缺觀點，又缺材料，移花接木，胡編亂造，滿紙荒唐言，漫天大帽子，主觀武斷，不講道理，認為自己什么都懂，別人則一無所知，或別有用心，讀了這樣的所謂”文章”，誰能不驚嘆其作者的大膽、無知和人品低下呢？

　　史論文章重在史料和觀點，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總結概括歷史規律而顯示自己的存在價值。研究歷史，其目的并不是為了淺陋地比附史實，借古諷今；如果誰癡迷熱衷于牽強附會的比附和”六經注我”的妄言，那當然就誤入歧途了。相信學術界、思想界一定能突破傳統和人為所造成的誤區，同時，拋棄那些華而不實的花拳繡腿，一定會有更多、更精湛的能深刻揭示歷史規律、推動歷史前進和社會進步的社會史、思想史力作問世！

2000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