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19日，明清文學與性別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古都南京秦淮河畔的狀元樓酒店中閉幕。由南京大學中文系暨南京大學明清文學研究所主辦的這次會議，自5月16日開幕那天起，就一直在融洽而熱烈的氣氛中進行。來自中國內地、港臺地區(qū)以及美、加、韓、日等國家的六十余位學者，利用這短短的四天時間，在會里會外進行了多方面的交流。尤其是通過各自提交的論文，展示了性別理論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成果，探討了此種實踐的前景。

　　這里所說的性別，并非一般意義上所說的自然形成的生物性別（sex），而是社會性別（gender），這一概念的提出與成型是西方女性主義學術發(fā)展的結果。70年代中期起，這一概念開始為女性主義學者所廣泛使用，借以指稱有關性別的社會文化含義，它“作為社會的構成，指的是通過社會學習到的與兩種生物性別相關的一套規(guī)范的期望和行為。”（周顏玲《有關婦女、性和社會性別的話語》）

　　與早期的女性主義猛烈抨擊男性、強調男女對立不同，性別研究理論的發(fā)展逐漸消除了男女之間的界限，進而將男性也納入了思維體系與研究范疇之內。這種研究理論以性別為視角，可以穿越學科的限制，進行跨學科研究。美國耶魯大學孫康宜（Kang-I Sun Chang）在其提交的論文《老領域中的新視野——綜述：西方性別理論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探索和突破》中指出，性別研究理論在近十年來所取得的成就乃是“‘對知識的重審和重組。’……學者們透過性別意義的新棱鏡已經(jīng)燭照到了很多傳統(tǒng)學術所忽視的，或者根本不可能看到的東西。……傳統(tǒng)學術視而不見的東西，在性別理論的透視下，就有了新解，用Susan Mann的話來說，即所謂‘用新眼光看舊面孔’( Defamiliarizing the familiar)”。

　　將性別研究理論應用于文學研究，這在西方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建立了相應的研究方法與體系。然而，由于在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存著各種差異，這種理論在中西文學傳統(tǒng)中的運用必然呈現(xiàn)出不同的面貌。在認識并引進性別研究理論之后，我們還需要在實際運用中對其進行檢驗與修正，使之適合中國特殊的文化背景，并最終可以為中國文學研究開一個新方向與新境界。具體就中國古代文學而言，如何在這擁有悠久的研究傳統(tǒng)的學科之中，實踐一種剛剛起步的研究理論？這樣做的結果如何?前景怎樣?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進行思考。而這次會議的召開在某種程度上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回答，可說是得學術風氣之先。

　　從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來看，研究涉及的范圍極為廣泛。其中既有《紅樓夢》、《金瓶梅》這樣廣為人知的經(jīng)典巨著，亦有沈善寶、薛紹徽這些對今人而言十分陌生的作家；既有作品人物分析，又有作家創(chuàng)作研究，還有時代風尚的勾勒等許許多多的內容。在性別研究理論的觀照之下，學者們從老題材里得出了新意味，而對新材料的發(fā)掘更是開拓了古代文學的研究領域，顯示出理論應用的巨大前景。

　　圍繞“明清文學與性別”這一主題，學者們主要致力于兩個命題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一是用性別分析的方法解構明清文學，對作品進行重讀，得出不同于前人，甚至是顛覆傳統(tǒng)的認識；另一個命題則重在研究明清文學與女性的關系，包括創(chuàng)作、閱讀、接受等各個環(huán)節(jié)，并對當時的社會性別意識進行探究。二者側重點不同，所用方法也各異。

　　在女性主義批評者看來，過去的歷史中男性意識一直占據(jù)著中心地位，于是對文學作品，尤其是與女性相關的文學作品的誤讀是不可避免的。而通過重讀，可以糾正誤讀并揭露男性話語霸權。山東大學馬瑞芳通過《〈聊齋志異〉的男權話語和情愛烏托邦》一文，反駁《聊齋志異》中愛情故事的“反封建”主旨，認為更多的是”以男權話語創(chuàng)造出的情愛烏托邦。”新加坡國立大學周建渝則在《重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中分析了故事里男權中心的預設立場與敘述視角。而天津師范大學杜芳琴提交的《才子“凝視”下的才女寫作——重新解讀〈西青散記〉中的才子才女關系》，是通過重讀文本，“揭示18世紀江南一帶社會底層文化人性別權力關系的復雜態(tài)勢――男性凝視下的女性寫作（聲音）如何共謀復制父權制及其有限的反抗，從而破除浪漫的才子佳人（才女）想象和神話。”

　　除去這些針對作品中男權話語的解構，還有學者從女性角度切入作品進行解讀，從而消解傳統(tǒng)觀念。在《〈碾玉觀音〉中的觀音故事》一文中，香港科技大學的張洪年拋棄了對該話本所作的傳統(tǒng)解釋，拈出玉觀音等外物，與主人公秀秀的內在精神建立起相對應的象征關系，揭示她充滿欲望的性格層面。有的學者對此結論持保留懷疑態(tài)度，不過對古代文學作品中欲望話語的重構在當前的中外學界均是熱點，這種嘗試致至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解讀作品的角度。另外，對傳統(tǒng)的解構還包括對人物的重新評價。秋瑾的形象在傳統(tǒng)中是一位堅定不移的革命斗士，然而美國布朗大學的王玲珍卻要打破這種神話。在《女性、書寫和國家：二十世紀初秋瑾自傳性作品研究》中，她精讀了秋瑾的部分詩詞作品及信件，勾畫出秋瑾主觀情感上的演變歷程，展現(xiàn)出她對于自我的不斷超越。

　　這些解構，可以使我們擺脫成見，獲得對于傳統(tǒng)的全新認知。同時也促成對傳統(tǒng)研究的全面反思，審視其中存在的偏隘。

　　有趣的是，在應用西方性別理論解構中國古代作品的同時，也有學者用中國文學的實際情況來駁斥某些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觀點，對其進行“解構”。南京大學莫礪鋒針對”男性作家不能為女性而寫作”的觀點，撰寫了《論〈紅樓夢〉詩詞的女性意識》，具體分析了男性作家曹雪芹為他筆下女性所代寫的詩詞，認為這其中有當時最富女性意識的文本，以此說明男女兩性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據(jù)此，我們可以從中看出有些古代文學研究者對西方性別理論所持的審慎態(tài)度。首先，中國古代文學傳統(tǒng)與西方不同，在后者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理論未必盡合于中國的情況。再有，就此理論本身而言，它還遠未達到成熟的地步，各方面的爭論即便在西方也從未中斷過。所以用性別分析來解構傳統(tǒng)文學作品，一時還不可能成為主流。這一點也可從會議情況中得到反映，大部分學者所研究的是明清文學作品中涉及婦女、性別的具體文學現(xiàn)象，從論述方法上來看也多是運用傳統(tǒng)的研究分析方法。

　　看起來這些研究與傳統(tǒng)文學研究的區(qū)別似乎只是在選題上，與性別研究并無太多相關，實際兩者的聯(lián)系是很密切的。第一，過去的古代文學研究中，很少有關于女性作家的系統(tǒng)研究，尤其相對于歷史上實際存在的女性作家作品而言，我們以往所關注到的數(shù)目是極其有限的，而有關性別意識及社會性別的論述就更為難得了，則性別研究于拓寬視野方面的意義自不用多說。其次，就中國古代文學作切實的關于性別之論述，于相關理論之完善成熟亦會有相當貢獻，如孫康宜所言，“我們應當利用機會顯示中國研究給性別研究的廣闊視野增添的不同。”所以說，性別研究理論與中國文學研究之間，存在互動的關系，未可偏廢。學者們用傳統(tǒng)方法，研究文學史上與女性相關之事實，其意義亦屬深遠。

　　明清時期，小說、戲曲等敘事文學有了極大發(fā)展，相應的，其中女性角色的份量較以往也有了極大的增加。會上對此進行了許多討論。

　　首先是對女性形象的分析。這其中有偏重文學藝術分析的，如香港浸會大學吳淑鈿所提交的《超越與異化——〈桃花扇〉中李香君的藝術形象》。與她同校的劉楚華在《明清傳奇中的魂旦》中也討論了一系列魂旦角色所具有的獨特藝術魅力，同時還就這一特質與時代思潮的關系進行論述。與單純的文學形象分析相比，旁及作者心態(tài)與社會文化的文章更為多見，學者們多從女性形象分析切入，進而思考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識或是時代對于作品的影響。復旦大學黃霖關于《笑笑生筆下的女性》的報告，就是將《金瓶梅》中的女性人物置于道德與文學兩個背景之下加以考察，進而論述作品所表現(xiàn)出來的女性觀與女性問題。北京大學曹亦冰的《從“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后期女性文化的演變》，則如其題目所示，重在考察時代文化內涵的變化，探討其原由。

　　在人物形象之外，還有討論俗文學作品中某些特殊內容或母題的。中山大學黃仕忠的《明清俗文學之負心婚變母題研究》，追蹤這一母題在歷代文學作品中的表現(xiàn)，分析其存在與演變的社會根源。而北京大學顧歆藝亦在《明清俗文學中的女性與科舉》中就女性與科舉在作品內外的聯(lián)系作出社會歷史原因的討論。這些，都可以看出學者們非常重視社會因素及作者心態(tài)對作品的影響，這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傳統(tǒng)，同時對性別研究而言亦具重大意義。對”性別”這一概念中的社會性前面已有所論及，進一步說，社會性別的社會性是其首要特征，所以對社會的考察就十分必要了。只有在明了社會時代特征之后，對社會性別的狀況及其在文學中的反映才能作出具體分析。因此，學者們從各方面對明清社會，尤其是其中的性別文化進行仔細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從〈影梅庵憶語〉看晚明文人的婚姻性愛觀》是南開大學陶慕寧提交的論文。他根據(jù)冒襄的回憶文章及其它文獻記載，分析了晚明江南黨社勝流與秦淮佳麗之間的性愛觀念、婚姻取向等多方面情況。會議中還由這篇論文引發(fā)了關于”回憶”文體真實性的討論。對于這樣的作品，美國克拉克大學羅溥洛（Paul Ropp）的研究也許頗具啟發(fā)意義。在《雙卿接受史綜述：從謫仙到文化偶象》中，他通過描述雙卿故事的接受與改造軌跡，討論了社會文化的演變情況，從而說明，作品在流傳的過程中，往往注入了社會的因素。

　　關于文人，尤其是有社會影響力的文人，對他們的性別觀念進行研究的文章也有不少。南京大學曹虹的《從<北江詩話>看洪亮吉對婦女德藝的評章》，討論了乾嘉漢學風尚對文人婦女觀的影響。而美國匹茲堡大學的柯麗德（Katherine Carlitz）從明代康海與王九思的作品入手，在《道德或是激情：明代文人為什么支持婦女節(jié)操的理想》中具體談論了明代文人對婦女貞操的觀感。從文人對待艷體詩的態(tài)度上也可窺見他們的性別觀念。香港中文大學吳宏一、何繼文二位合作而成的《清代艷體詩論二題》，即歸納出清人對待艷詩一重傳統(tǒng)道德詩教，一重抒寫性靈的兩種態(tài)度。從這一點出發(fā)，則對于詩歌中的女性形象亦可提供一個新的分析思路。

　　傳統(tǒng)素材之外，研究者也注意到一些以前很少使用的材料。日本龍谷大學的野村鲇子在《明清女性壽序考》中，對于壽序這種盛行于明清的應酬文體，從中國女性史研究的角度加以考察，分析其中的社會意識。還有一些可供社會性別研究之用的材料，由于筆涉艷情，向為人所諱，如今亦有學者秉”思無邪”之態(tài)度，作學術之觀照，得有益之結論。南京大學趙益《明代艷情小說中的道教角色及其所反映的性別意義》、臺灣政治大學黃慶聲《晚明笑話書<絕纓三笑>中之性別與情色意識》、臺灣中央大學張克濟《子弟書中的艷曲》、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袁書菲（Sophie Volpp）《規(guī)范色欲：十七世紀的男色觀念》與日本京都大學金文京《〈童婉爭奇〉與晚明兩性文化＝等文章便屬此類。

　　以上是對明清一些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各種社會性別觀念的討論，所體現(xiàn)的是一個性別文化發(fā)展的歷史坐標，而女性的文學創(chuàng)作正是在其中進行的。明清時期擁有龐大的女性創(chuàng)作隊伍，在性別視角下，這一部分理所當然地受到了眾多學者的重視。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蔣寅在《開辟班曹新藝苑 掃除何李舊詩壇——汪端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批評初論》中，高度贊揚了這位女詩人兼批評家所取得的成就。香港浸會大學黃嫣梨的《徐燦的思想及其傳統(tǒng)婦德觀念》同樣是對女性作者的個體研究。

　　個人之外，女作家群體的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也是研究的重點。這方面有蘇州大學王英志《隨園女弟子考評》、南京大學許結《明末桐城方氏與名媛詩社》、南京師范大學陳書祿《”德、才、色”主體意識的復蘇與女性群體文學的興盛—明末吳江葉氏家族女性文學研究之一》等文章。其中還有兩篇涉及陳文述這位女性文學倡導者，一是美國耶魯大學康正果的《泛文和泛情–陳文述的詩文活動及其他》，一是臺灣東海大學鐘慧玲的《陳文述與碧仙館女弟子的文學活動》。然而二文的寫作目的與方法皆有不同，康文重在辨析陳文述等人為文時情之假真，主要談論其思想，而鐘文對碧城仙館的成員及文學活動作了詳細考察，精于考證與分析。

　　在傳統(tǒng)的女性詩詞創(chuàng)作之外，南京大學徐興無通過《清代王照圓<列女傳補注>與梁端<列女傳校注本>》，論述了女性在傳統(tǒng)學術活動中的成就。華東師范大學譚帆在《論<牡丹亭>的女性批評》中則描述出女性在文學批評中的聲音。

　　在南京大學張宏生的《才名焦慮與性別意識—從沈善寶看明清女詩人的文學活動》一文中，我們又發(fā)現(xiàn)了對社會性別意識的論述。他從沈善寶的作品與生平入手，分析其內心對文名的期盼與抱負難申時的不平，進而將此現(xiàn)象推諸社會，說明其普遍性，并探求其產(chǎn)生的社會根源。這篇文章從女性創(chuàng)作出發(fā)，使讀者可藉以窺見其中女性的意識以及她們真實的生活狀況。 美國萊斯大學的錢南秀通過《清季女作家薛紹徽及其外國列女傳》，向我們介紹了不為人知卻十分重要的女性薛紹徽，以她為考察重點，進而將戊戌之際的女性描述為”積極自主、樂觀向上、敢思考、有創(chuàng)見。”此外，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方秀潔（Grace S.Fong）《明清女性創(chuàng)作絕命詩的文化意義》、美國芝加哥大學蔡九迪（Judith Zeitlin）《題壁詩與清初對婦女詩的收集》亦從某一特殊的文體或現(xiàn)象談起，探討當時社會中的女性寫作動機與作品流傳方式。

　　在考察了明代女學、社會思潮、男性角色與女性的自省等方面之后，南京大學俞士玲寫了《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學的興起和發(fā)展》。可以預見，隨著各方面研究的深入，這樣的整體性研究也必然會逐漸增多，并最終建構起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婦女文學史。 要達到這樣的目標，我們還有許多方面需要改進。以本次會議為例，在成功之余，一些有所欠缺的地方也顯露了出來。首先是文獻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對女性著作的清理還很不夠，而這方面的重要性是毋庸多說的。在本次會議中，僅有南京大學史梅一人作了《湖山靈秀鐘于巾幗者獨厚——清代江蘇婦女著作概述》的報告。這對于研究婦女創(chuàng)作的全貌而言，還遠遠不夠。再有是對整個漢文化圈內各國的研究還不夠。會議中雖有韓國天主教大學李澤東《朝鮮時代女性漢詩的形態(tài)及其意義》，同校宋晟旭《明清時代的韓國朝鮮時代小說和女性的形象》、韓國順天鄉(xiāng)大學樸現(xiàn)圭《明末清初文獻所錄朝鮮許蘭雪軒作品之實況》等文章對韓國的情況作了介紹。但同屬漢文化區(qū)域的日本、越南等國的研究狀況我們則未能了解。 第三是理論的探討尚不夠深入，特別是建構明清文學與性別的歷史時，缺少縱橫的比較。在借鑒西方女性主義等理論時，也還存在著不夠圓融的現(xiàn)象。在秦淮河的槳聲燈影里，會議拉下了帷幕。1993年，耶魯大學召開了一次中國婦女文學會議，促進了美國漢學界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本次會議的成就，正如許多學者在閉幕式上所說，可以與耶魯大學那次開創(chuàng)風氣的努力相媲美，必將在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上開啟一個新的層面。它的意義在以后幾年里，將越來越清楚地表現(xiàn)出來。

（作者單位：南京市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