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后期的王國維既是封建衛道士，也是亡清的忠臣烈士。王國維來說，衛道必然殉清，殉清也就是衛道，二者密不可分。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投昆明湖自沉。其死因何在？關于這個“中國文化史世紀之謎”，72年來有過種種說法，也有過熱烈爭論。近有干春松先生《王國維：自殺的理由》一文（見2000年4月12日《中華讀書報》），對這一爭論作了梳理，對關于王國維死因的“殉清”說、“殉文化信念”說、“羅振玉逼迫”說、“性格悲劇”說作了述評。這對讀者了解有關情況無疑是有益的。

　　此前，我曾撰文三論王國維的死因（即《也談王國維的死因——與鄧云鄉、劉夢溪先生商榷，兼析陳寅恪的有關言論》，載l998年10月3日《文匯讀書周報》；《否定“殉清”說著實不易——與鄧云鄉先生再論王國維的死因》，載《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殉清”說難以否定——三論王國維的死因》，載1999年7月3日《文匯讀書周報》），從多個角度論證王國維之死不能排除“殉清”因素，因而關于王國維死因的“殉清”說難以否定。對于干文，我贊同其有關“殉文化”說、“羅振玉逼迫”說的述評，而對其余部分持有異議，現特提出商榷，并對“殉清”說作進一步的論證。

　　干文說，“對于王國維的死因，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要數殉清說”。我認為此說與事實不符。實際情況是，陳寅恪的“殉文化”說影響最大最廣，至今天，它更深入人心，成為主流之見，甚至幾乎成為定論。

　　干文說，“王國維之自殺最主要的應是其矛盾又憂郁的性格”。我認為此說難以成立，因為它無法回答這一性格由來已久，為什么王國維早不自殺而到1927年才自殺。干文似乎也想到了這一點，所以補充一句，說“國民革命軍對葉德輝等人的鎮壓是其觸媒”。但干文又說，“王國維并沒有葉德輝在湖南組織籌安會這樣的劣跡”，既然如此，這一補充便無助于“性格悲劇”說。

　　干文還提及王國維的遺書，說，“王國維僅僅是留了一條辮子、做過清室的官而已，王國維更多的可能是恐懼，深恐自己也遭受屈辱，故而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之絕筆。但遺書中只交待家事及書籍之安排，絲毫沒涉及清帝及東躲西避的朝廷，因此我們完全可以把這篇遺書看作是一種內心的恐懼，而明確的價值指向，或未可知”。這顯然是對“殉清”說的否定。那么這種否定的理由能否成立，王國維是否“僅僅是留了一條辮子、做過清室的官”，而別無表明他對清室態度的言行，其遺書是否“只交待家事及書籍之安排”，而絲毫不涉及清室呢？讓我們還是來看看如下的事實。

　　1、辛亥以后，王國維不僅留辮，不僅流亡日本，不僅自稱“亡國之民”，而且其著作及書信對清室均以“我朝”、“本朝”、“國朝”、“大清”相稱，無一例外。可見，他始終以遺民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態度極為鮮明。

　　2、1917－18年，他曾熱切期盼張勛等復辟成功，并曾為此類“救國大計”作過周密謀劃（見《王國維全集·書信》192－263頁）；1922年，其《庫書樓記》曾表達“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的期望（見《觀唐集林》卷23）；1924年5月，其《籌建皇室博物館奏折》要溥儀“益崇圣德，務廣圣學，……以俟天心”（見《王國維年譜長編》416－417頁）；1924年年底，其《敬陳管見折》曾流露對溥儀“得國”，成為“中國將來之共主”的希冀（轉引自羅繼祖《觀堂余絮》，見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版《王國維之死》339頁）。這又可見，他始終對復辟宣統懷抱希望。

　　3、王國維認為，“為人臣者，當無事之世，事圣明之主，雖有賢者，當官守法而已，至于奇節獨行與宏濟之略，往往出于衰亂之世，則以一代興亡與萬世人紀之所系，天固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序》，見《觀堂集林》卷23）。所以對于清的覆亡，他曾感嘆“漢土由來貴忠節，而今文謝安在哉”（《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見《觀堂集林》卷24。“文謝”指文天祥、謝枋得。后者于抗元失敗后拒不出仕，絕食而死），對于張勛復辟事件，他認為“北行諸老恐只有以一死謝國”，“如再典見然南歸，真所謂不值一文錢矣”（見《王國維全集·書信集》197頁。“北行諸老”指前往北京參與張勛復辟的康有為、沈曾植等）。既然如此，一旦他自己身為人臣（1923年任“南書房行走”）而又遇到非常情況，便必然守忠貞之節，“以一死謝國”。這就是他1924年“甲子之變”時“援君辱臣死之義，欲自沉神武門者再”的原因，也就是他于1925年8月說“事到艱危誓致身”的原因（《羅雪堂參事六十壽詩》，見《觀堂集林》卷24）。

　　4、趙萬里《王靜安先年譜》記述：“去秋以來，世變日亟，先生時時以津園（指在天津張園之清遜帝溥儀——蔡按）為念。新正赴津園覲見，見園中夷然如常，亦無以安危為念者，先生睹狀至憤。返京后，憂傷過甚，致患咯血之癥。四月中（指農歷四月——蔡按），掇魯間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數驚。先生以禍難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變者，乃益危懼。”（轉引自孫敦恒《王國維年譜新編》，見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版169頁）戴家祥《記王靜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記述：“今歲四五月間，黨軍下徐州，馮玉祥引兵出潼關，敗奉軍于河南，直魯危急。北京大恐。是時清華研究院評騭成績方畢。五月二日（指農歷。陽歷為6月1日——蔡按）……晚，某與同學謝國楨謁先生。……涉及時事，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聞馮玉祥將入京，

　　張作霖欲率兵總退卻，保山海關以東地，北京日內有大變。’嗚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謂時局無關也”（轉引自同上書169、183頁）金梁《王忠愨公殉節記》記述：“公殉節前三日，余訪之校舍。公平居靜默，是日憂憤異常，既以世變日亟，事不可為，又念津園可慮，切陳左右請遷移竟不能達，憤激幾泣下。余轉慰之。談次忽及頤和園，謂‘今日干凈土，唯此一灣水耳’。蓋死志已決于三日前矣。”（轉引自《王國維之死》29頁）這些記述都有助于說明王國維遺書為何有“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之語，有助于說明其自沉確實是為了殉清。

　　5、我已在《“殉清”說難以否定》一文中指出，王國維遺書所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一典故，此典故出于《宋史·范質傳》。范質為后周世宗所重，曾于世宗臨終時“受顧命”，輔佐年僅七歲的恭帝，但他卻在趙匡胤奪取后周皇權、建立宋朝時“降階受命”，未作反抗，有負重托。故宋太宗趙匡義對他有如下評語：“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范質“受顧命”、“降階受命”均在公元960年，此時他正是五十之年。王國維在遺書中用了這一典故，足以說明其死是為了忠于前朝，即為了殉清。現在，我還要進而指出，王國維之死與顧炎武的影響也不無關系。明亡后，顧炎武拒絕仕清，曾言“先妣……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于志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與葉訊庵書》），又曾言“乙酉之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于常熟縣之語濂涇，謂不孝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絕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于寓室之內寢。遺命炎武讀書隱居，無仕二姓。……今將樹一石坊于墓上，藉旌門之典，為表墓之榮”（《亭林文集·與史館諸君書》）。辛亥以后，羅振玉曾對王國維“以亭林相期”，王國維自己則以“可幾于亭林先生”自，故“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身受國恩，義不可辱”云云，對王國維無疑具有啟示作用，顧炎武及其嗣母之盡節、殉節，對王國維無疑具有典范意義。“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云云，就是王國維對顧炎武及其嗣母上述言論的繼承，王國維的自沉就是對顧炎武及其嗣母忠于前朝，為前朝盡節、殉節行動的仿效。

　　6、王國維既認為辛亥革命后中國“紀綱掃地，爭奪相仍，財政窮蹙，國幾不國”（《論政學疏》，見《王國維之死》9頁），說“赤縣竟無干凈土”（見《王國維全集·書信》254頁）；又視象征清皇室的頤和園為“干凈土”，說“今日干凈土，唯此一灣水耳”。兩相對照，可知他之所以選擇昆明湖自沉，就是出于對清室的眷戀，就是為了對亡清盡其忠貞之節。

　　以上論證表明，辛亥以后，王國維并非“僅僅是留了一條辮子、做過清室的官而已”，他還有忠于清室、期盼復辟清室的大量言行。以上論證也表明，王國維的遺書并非“絲毫沒涉及清帝及東躲西避的朝廷”，“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數語便直接關涉清遜帝及其“朝廷”，解析此數語，便不難看出王國維眷戀清遜帝及其“朝廷”，甘愿與之“共命而同盡”的鮮明立場。

　　根據以上論證，我認為王國維自沉的直接原因是殉清，關于其死因的“殉清”說無法否定。

　　王國維曾在《教育小言十則》中說：“自殺之事，吾人姑不論其善惡如何，但自心理學上觀之，則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絕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時之感情而后出此也。”（《靜安文集續編》）辛亥以后，王國維始終期望溥儀復辟，當他感到“禍難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變者”、“世變方亟，事不可為”，因而復辟無望時，他便“入于絕望之域”，走上自殺之途了。

　　我并不否認王國維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認為，生活不幸（長子之喪、摯友之絕等）、悲劇人生觀、性格矛盾、思想沖突等等也許都對其死不無影響，卻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現實的、直接的、決定性的原因；陳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說可謂言之成理，卻無法說明王國維為何經此“數十年”（指中國文化之銷沉淪喪已數十年）不死而到1927年才死？又為何遺書有“再辱”之語？唯有“殉清”說才足以回答這些問題，才是促使他自沉的現實的、直接的、決定性的原因。

　　在我看來，后期的王國維既是封建衛道士，也是亡清的忠臣烈士。既衛道，又殉清，二者并不矛盾。因為所衛之道即所謂“紀綱”不得不有所依托，其依托就是清皇朝所代表的典章制度。所以對王國維來說，衛道必然殉清，殉清也就是衛道，二者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