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比較了邵雍與朱熹各自象數易學的差異，指出朱熹于《易學啟蒙》一書中所引用的“邵雍”象數易學，是經過發揮演變了的，是朱熹自家的“先天之學”。明確區分各是各的“先天之學”，將有益于對兩宋道學的進一步研究。

　　作者簡介：郭彧，原名郭寶彧，男，1941年12月出生。在沈陽讀書，做過中學教員、專業地震臺技術臺長、計算機工程師、教育督導等工作。1998年提前退休，每日埋頭于故紙堆中，自尋其樂。現為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易學與科學專業委員會理事，國際易學聯合會理事、秘書長助理。1989年始專門研究《周易》圖書學。與李申先生合編《周易圖說總匯》一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榮獲國際易學伯崑獎），個人出版（或正在出版）《周易圖象集解》、《京氏易傳導讀》、《易圖講座81講》、《河洛精蘊注引》、《“風水”史話》、《邵子全書（附注）》等書，另有《河洛津涉》、《易圖鉤隱》、《易圖學指要》、《續四庫提要辯證》等書稿。在《中國哲學史》、《國際易學研究》、《周易研究》等刊物上發表文章二十余篇。

　　南宋理學大家朱熹為糾正“其涉于象數者，又皆牽合附會”而著《易學啟蒙》“以示初學”。其“本圖書第一”篇易置北宋題劉牧撰《易數鉤隱圖》（三卷本）卷下所列圖書之名，更改原十數之“洛書”為“河圖”，原九數之“河圖”為“洛書”。其“原卦畫第二”篇則引用北宋邵雍《觀物外篇》語錄二十多條，而對其象數易學進行了充分的發揮演變。因對邵雍“歷代皆重其書”、“能明其理者甚鮮”，（1）元明清三代多數學者皆把朱熹對邵雍“先天之學”的“解讀”當作邵雍原本意思而轉述之，殊不知朱熹為著建立其理學系統，卻是對邵雍的象數易學進行了精心地改造與發揮。那么，朱熹究竟對邵雍的象數易學進行了怎樣地發揮演變？這就是本文試圖要加以闡明的問題。

　　宋代的象數易學，注重的是“象、數、言、意四者，缺一不可”，（2）象數包括卦象、卦數、易圖、易數；言意就是象數之中所反映出的義理（《系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邵雍曰：“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用，言用則意顯。”（3）又曰《易》有“意象”、“言象”、“數象”，則見其于“象數言意”四者之中，特別注重“象”。所謂“易圖”主要是指用卦象構成的圖而言，而邵雍的《先天圖》就是以卦象構成的一幅“寓卦之生變與陰陽消長之數”（4）的易圖。是圖“一貞八悔”，以八貞卦構成的方位看，就是邵雍所說的“乾坤縱而六子橫”圖。

　　初版《易學啟蒙》九圖（今見于《周易本義》卷首），其中列有以黑白塊替代原本卦爻符號所作之八卦橫圖（小橫圖，稱《伏羲八卦次序》圖）與六十四卦橫圖（大橫圖，稱《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又列有以小橫圖“中分拗轉”而成的小圓圖（稱《伏羲八卦方位》圖）與以大橫圖“中分拗轉”而成的大圓圖（稱《伏羲六十卦方位》圖）。當袁樞致信朱熹謂大小二橫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之后，朱熹復信說自己作這樣的圖，雖然與古法不合，但是為了使人容易明白，就以意為之了。并于再版《易學啟蒙》中，新出“六橫圖”（以卦爻原本符號構成的“兩儀”、“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橫圖），改稱《伏羲八卦方位》為《伏羲八卦圖》（即邵雍所謂“乾坤縱而六子橫”圖），改稱《伏羲六十四卦方位》為《伏羲六十四卦圖》（即邵雍之《先天圖》）。文中所引《觀物外篇》語錄，皆是圍繞此“伏羲四圖”而有所取舍。這一點，從《周易本義》卷首圖之圖說中，謂“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可知。朱熹不說四圖皆出邵氏，而謂其說出于邵氏，則隱含據其說而畫圖之意。其實，邵伯溫謂其父“止有一圖”，是指方圓六十四卦構成的《先天圖》而言，朱熹改稱此圖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可謂“出于邵氏”。《伏羲八卦方位》小圓圖是據邵雍“乾坤縱而六子橫”之說而出，所標乾一至坤八之數卻不出邵氏。所謂《文王八卦方位》小圓圖是據邵雍“震兌橫而六卦縱”之說而出。至于《伏羲八卦次序》小橫圖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橫圖則是朱熹的發明創造，把陰陽爻畫“一分為二”之說根本不出于邵氏。

　　后人對《易學啟蒙》一書，有“不刊之書”的美譽。元明清三代闡述象數易學的大量著作，如稅與權的《易學啟蒙小傳》、胡方平的《易學啟蒙通釋》、熊禾的《勿軒易學啟蒙圖傳通義》、胡一桂的《易學啟蒙翼傳》、張理的《易象圖說》、錢義方的《周易圖說》、胡廣的《周易大全》、韓邦奇的《易學啟蒙意見》、錢一本的《象抄》、楊時喬的《周易全書》、金賁亨的《學易記》、方以智的《圖象幾表》、胡世安的《大易則通》、李光地的《周易折中》、江永的《河洛精蘊》、連斗山的《周易辨畫》、德沛的《易圖解》、楊方達的《易學圖說會通》等等，或以《易學啟蒙》為藍本而注釋之，或引《易學啟蒙》之圖而解說之。至王夫之、黃宗炎、毛奇齡、胡渭、李塨等人，則于書中將朱熹發揮演變的“先天之學”視作邵雍之學而批駁之。一言以蔽之：自朱熹《易學啟蒙》問世之后的數百年間，無論研究象數者或批駁象數者，皆有“朱冠邵戴”之誤。究其原因，皆是不曾對邵雍原本的學問有過深入地研究，而是一律把朱熹發揮演變了的“先天之學”當作邵雍原本的學問對待之。由此可見，分辨邵、朱“先天之學”的異同，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一、邵朱象數之不同

　　1、《先天圖》由來之不同

　　既曰《先天圖》“寓卦之生變”，則邵雍所作《先天圖》就是一幅由卦變而得之圖。邵雍曰：“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卦成矣。四變而十有六，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則六十四卦備矣。”這是在說《先天圖》的卦變。以三畫乾為祖，三變而得八卦圖：一變乾之上爻得兌；二變乾、兌之中爻得離、震；三變乾、兌、離、震之初爻得巽、坎、艮、坤。圍成圓圖既是“乾坤縱而六子橫”圖，亦是《先天圖》內貞八卦方位圖（八卦小圓圖，一般所稱“先天八卦圖”）。以六畫乾為祖，六變而得六十四卦圓圖：一變乾一卦之上爻得夬；二變乾、夬二卦之五爻得大有、大壯；三變乾、夬、大有、大壯四卦之四爻得小畜、需、大畜、泰；四變乾至泰八卦之三爻得履、兌、睽、歸妹、中孚、節、損、臨；五變乾至臨十六卦之二爻得同人、革、離、豐、家人、既濟、賁、明夷、無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六變乾至復三十二卦之初爻得姤、大過、鼎、恒、巽、井、蠱、升、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遯、咸、旅、小過、漸、蹇、艮、謙、否、萃、晉、豫、觀、比、剝、坤。圍成圓圖既是《先天圖》象天之圓圖。《先天圖》內象地之方圖，則是由“四象相交成十六事”而來：以“天之四象”交于“天之四象”，得方圖“天門”十六卦；以“天之四象”交于“地之四象”，得方圖“人路”十六卦；以“地之四象”交于“天之四象”，得方圖“鬼方”十六卦；以“地之四象”交于“地之四象”，得方圖“地戶”十六卦。所謂“四象相交”，是以八經卦為“天地八象”，以乾（日）、兌（月）、離（星）、震（辰）為天之四象，以巽（石）、坎（土）、艮（火）、坤（水）為地之四象，八卦相錯四變而得六十四卦方圖。（5）邵雍以乾卦為祖逆爻序的卦變方法是有序的邏輯卦變，是變卦的“加一倍法”。其實以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為變祖，均可變出其余六十三卦，然而要想得到“乾坤定上下之位”的六十四卦圓圖，就必須以乾卦（或坤卦）為變祖。朱熹曾力圖以李之才的卦變圖推出所謂的“先天卦變”（見《周易本義》卷首卦變圖），結果只能是下卦符合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失敗的原因則在于李之才的卦變圖根本不是什么“先天卦變”（是從虞翻用辟卦為變母進行卦變之法發展而來）。

　　朱熹所謂的“先天圖”是從六十四卦大橫圖中分拗轉而來，只是一幅六十四卦圓圖而已。所以他主張把邵雍《先天圖》內之方圖“取出放外”。（6）其八卦小圓圖則是由八卦小橫圖“中分拗轉”而來。大小二圓圖都不是按照邵雍卦變的“加一倍法”得來的。

　　正因為邵雍的《先天圖》與朱熹的《先天圖》圓圖由來之不同，其易圖模式就有“○”型與“∽”型之分。邵雍所謂“三變而八卦成”，是乾變巽，震變坤，圍作原圖正好乾與巽接，震與坤接。所謂“六變而六十四卦備”，是乾變姤，復變坤，圍作圓圖正好乾與姤接，復與坤接，如此就形成一“〇”型模式，而朱熹是以六十四卦大橫圖中分（復、姤中分），又拗轉而圍作圓圖，橫圖起乾至坤為“逆”，圍作圓圖之后起復至乾為“順”，起姤至坤為“逆”，如此就形成半順半逆的“∽”型模式。正因為朱熹《先天圖》為“∽”型模式，所以《易學啟蒙》在解說“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時，只能以“圓圖右方之序”而為之說，（7）成了順知二時和逆知二時，此則是針對以大橫圖中分拗轉所成之六十四卦圓圖是“半順半逆”而發。甚至朱熹到了晚年，猶有“若以圓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8）的困惑。

　　2、卦數之不同

　　既曰《先天圖》寓有“陰陽消長之數”，則邵雍《先天圖》圓圖就是“圓者數之，起一而積六”，其數為“逆數之，震一，離兌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配數也是一“〇”型模式）；《先天圖》方圖就是“方者數之，起一而積八”，其數為“順數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圓圖象天之運行，其數自震而至坤，起一而積六，故曰“朔易之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時可逆知”，因而其數是震一至坤六的逆數。方圖象地之生化，其數自下（貞乾八卦）而上（貞坤八卦），起一而積八，故曰“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物必順成”，因而其數是乾一至坤八的順數。

　　朱熹則把邵雍方圖“順數之”八數標于圓圖之上：乾一，離二，兌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配數也是一“∽”型模式）。（9）如此則不是“時必逆知”和“逆知四時”，如此半順半逆之八數，與邵雍“圓者數之，起一而積六”之說截然不同。這一切皆是因為朱熹的《先天圖》是從大橫圖“中分拗轉”而成，并非由卦變之法得來。以黑白塊構成的大橫圖起乾至坤為逆，圍作圓圖就必然是“又只一半逆”。正因為二者《先天圖》的模式不同，其數亦隨之有所不同。

　　3、兩儀、四象定義之不同

　　通觀北宋時期的易學著作，大多數人皆以太極為一氣，天地為兩儀，四時（金木水火）為四象。邵雍亦不例外，曰：“一氣分而陰陽判，得陽之多者為天，得陰之多者為地。”又曰：“陽交于陰陰交于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于柔柔交于剛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后萬物生焉。”邵雍曰：“老子，知《易》之體者也。”這是基于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并結合《系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之說而發。邵雍以一為太極（道生一），天地為兩儀（一生二），八卦為天地之八象（二生三，其中分“天之四象”與“地之四象”），又曰“八卦相錯者，相交錯而成六十四也”，則是“三生萬物”。

　　朱熹則以純陰純陽的組合為兩儀、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其大小二橫圖純粹是由陰陽爻畫的“加一倍法”構造而成。構造此二圖的關鍵則在于必然是“獨陽能生”、“寡陰能成”，起始一陰一陽為兩儀，至成四象，則一陽分作二陽，一陰分作二陰，至成八卦，則一陽分作四陽，一陰分作四陰，至成六十四卦，則一陽分作三十二陽，一陰分作三十二陰。邵雍則曰“獨陽不生，寡陰不成”、“陽得陰而生，陰得陽而成”、“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唱”。顯然，邵雍并不主張獨陰獨陽的“一分為二”說。邵雍此說有所本，《春秋谷梁傳》曰“獨陽不生，獨陰不生，獨天不生”；《京氏易傳》曰“陽入陰，陰入陽，二氣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謂易”，劉牧《易數鉤隱圖》曰“一陰一陽者，獨陰獨陽之謂也。獨陰獨陽且不能生物，必俟一陰一陽合，然后運其妙用而成變化，四象因之而有，萬物由之而生”，等等。而朱熹則受到龜山先生“畫個圈子，用墨涂其半，曰這便是易”的啟發，進而用黑白條塊替代卦爻的原本符號，從而作出了黑白條塊大下二橫圖。他把陰陽爻各自“一分為二”而“加倍”成象、成卦的方法則是自家的發明，是于古無據的。

　　邵雍曰：“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為百，百分為千，千分為萬，猶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是故乾以分之，坤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這是邵雍繼“八卦相錯，然后萬物生焉”之后而說的一段話。其“加一倍法”是指“乾以分之”而言，故有“乾為一”、“一生二為夬”、“二生四為大壯”、“四生八為泰”、“八生十六為臨”、“十六生三十二為復”、“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坤”之說。朱熹則是把邵雍所說萬物“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的“加一倍法”移植到其以太極為一理，一陰一陽為兩儀的理學之上，并因原本陰爻符號“——”不可“一分為二”，于是便改用黑白塊替代之而作出大小二橫圖。（10）

　　4、六十四卦由來之不同

　　邵雍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而謂《系辭》“易有太極”一節是在闡述“易之體”，以八卦為天之四象與地之四象，并反復闡明六十四卦是由八卦相交錯而來。到了朱熹則主張六十四卦是由“陰陽加一倍法”步步生來。如此其中必然要有“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11）的“十六卦”和“三十二卦”，這顯然與《系辭》“易有太極”一節所闡述的“易之體”無關。以陰陽二畫組合為“四象”，是朱熹的發明（前此的易學著作中無有此說），他只是強調“《易》只是個陰陽”，邵雍不但強調陰陽，而且還強調剛柔，他分八卦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這是出于《說卦》“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之說，而進一步遵循“八卦相錯”說得到六十四卦。朱熹則唯以一陰一陽的“加一倍法”為是，自兩儀一直生到六十四卦，根本不理會《說卦》“迭用剛柔”和“八卦相錯”之說。

二、邵朱言意之不同

　　正因為邵雍與朱熹的《先天圖》由來有所不同，二人之象數有所不同，所以在他們結合《先天圖》闡述言意（義理）方面就必然有所不同。邵雍原本是以《先天圖》說“天圓而地方”，而朱熹則主張僅以大橫圖圍成的六十四卦圓圖為“先天圖”，有圓無方，有天無地，因而就不能用來闡明“天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之義。

　　邵雍原本以《先天圖》圓圖配以“逆數之”六數而說四季流行，并謂“朔易之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而朱熹則配以八數，成了半順半逆的順知二時和逆知二時。二者所說卦氣流行，邵雍之說與古有合，而朱熹之說則是自家的發明。

　　邵雍原本以《先天圖》圓圖解說《說卦》“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一節之義，起坤歷艮、坎、巽至乾左旋歷兌、離、震（以乾、巽中起分左右）為“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皆見已生之卦（先見父母而后見六子），起震歷離、兌至乾右行至巽歷坎、艮、坤為“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皆見未生之卦（先見六子而后見父母），故曰“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而朱熹《易學啟蒙》則以“圓圖之左方”，起震四之初為冬至，離三兌二之中為春分，至乾一之末為夏至，是先見子而后見父，無父則無子，皆是“未生之卦”，不能謂之“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是今日而數明日，不能謂之“猶今日而追數昨日”，是“知來則逆”（逆知二時），不能謂之‘數往者順’。“圓圖右方”，起巽五之初為夏至，坎六艮七之中為秋分，至坤之末為冬至，是先見子而后見母，無母則無子，皆是“未生之卦”，仍是‘知來者逆’（逆知二時）。反過來自乾坤“順行”（自乾左行），起乾三歷離兌二以至于震，先見父而后見子，皆是“已生之卦”，是“數往者順”；起坤六歷坎艮五以至于巽，先見母而后見子，皆是“已生之卦”，仍是“數往則順”。邵雍所謂的“易逆數也”是指震一、離兌二、乾三、巽四、坎五、坤六之六個數而言，而朱熹所謂的“易逆數也”則只有震四、離三、兌二、乾一之四個數。

　　邵雍原本以《先天圖》為“太極之全體”，并謂“萬物各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次”，是一“母包子”的模式，而朱熹則是以太極為母漸次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是一“母生子，子在母體之外”的模式（林栗與朱熹的分歧正在于此）。

　　邵雍原本以《先天圖》說：“離東坎西，當陰陽之半，為春秋晝夜之門也。或用乾，或用離坎，何也？主贏而言之，故用乾也；主贏分而言之，則陽侵陰，晝侵夜，故用離坎也。乾主贏，故全用也，陰主虛，故坤全不用也。陽侵陰，陰侵陽，故離坎用半也。是以天之南全見而北全不見，東西各半見也，為稱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常逾之者，蓋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寅，爻數不過乎申。或離當卯坎當酉。”而朱熹以大橫圖圍成之六十四卦圓圖就全然沒有了這些含義，于是《易學啟蒙》就改變原文作：“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逾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如此把“用數不過乎寅，爻數不過乎申”改作“用數不過乎中”，則不知其所云，無法以《先天圖》為之解。

　　邵雍原本說“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并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后，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于復而陰起于姤也。”所謂之“圖從中起”，是從乾、姤與坤、復上下之中線而起，并非自圓圖之圓心一點而起。而朱熹則把方圖“取出放外”，以“中間虛者”為太極，六十四卦初爻為兩儀，初二爻的組合為四象，初二三爻的組合為八卦，乃至六爻的組合為六十四卦。顯然，有失邵雍“先天學”之心法，并不能用來解釋“卦之生變與陰陽消長之數”。邵雍原本以《先天圖》說“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可用《先天圖》解說《系辭》、《說卦》中一些文字的含義，而朱熹則僅僅局限于“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說“太極一理”而已。

　　總之，邵雍對張岷講學時所言（既是后來邵伯溫整理之《觀物外篇》），很大篇幅洋洋數萬字是以其《先天圖》立說，因而有“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之說，而朱熹僅以半順半逆的六十四卦圓圖立說，不但無法說“天地萬物之理”，甚至還不能自圓其說。正因他不懂邵雍的“先天卦變”，也就不知《先天圖》為邵雍自得之圖，于是對《先天圖》的由來，方有“希夷之前元有，是方士輩私相傳授底”的錯誤推斷。

三、朱熹為什么要改造邵雍的易圖并發揮演變其“先天之學”

　　象數易中的圖書學興起于北宋，三卷本《易數鉤隱圖》卷下列有《河圖》、《洛書》，邵雍有《先天圖》，周敦頤有《太極圖》。按兩宋間人朱震的說法，這些圖的根源皆出于華山道士陳摶。實則真宗朝的彭城劉牧只著一卷本《易數鉤隱圖》，說八卦是從太極、兩儀步步生來，并沒有圣人則“河出圖，洛出書”而畫八卦之說。其弟子黃黎獻著有《續鉤隱圖》。仁宗朝的李覯所見三卷本《易數鉤隱圖》，是黃黎獻的弟子吳秘獻書朝廷之后而出現的版本，大概是吳秘把《續鉤隱圖》與一卷本《易數鉤隱圖》合為一書。由此推斷，三卷本卷下出現的黑白點“河圖”、“洛書”很可能出于黃黎獻之手。這就是說，黑白點“河圖”與“洛書”，既不傳自陳摶，也不出于前劉牧之手。（12）至于《先天圖》乃是邵雍自得之圖，對比李之才“卦變圖”與邵雍《先天圖》卦變方法迥然不同，亦知是圖既不傳自陳摶，也不傳自李之才。周敦頤《太極圖》更是自得之圖，而見于《正統道藏》的“太極先天之圖”實是本朱熹改造之《周子太極圖》演變而來。（13）北宋時期的文人學者并不諱言《老子》、《莊子》等道教典籍中的概念和命題，甚至真宗時宰相王欽若還主持集結了道教的典籍，至徽宗還自稱教主道君皇帝。邵雍不僅身著道裝，而且還在其著作中贊揚老子、莊子（如“《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莊子氣豪”等），并引用出于道教典籍的“無極”等概念而立說（周敦頤亦云“自無極而為太極”）。到了南宋偏安于一隅之時，在朱陸“鵝湖之辯”中，陸九淵以“無極”出于《莊子》為據而辨周敦頤《太極圖》與道教的淵源關系，則知此時儒道二家的門戶之見已深。朱熹之所以表彰《太極圖易說》與《易通》，把周敦頤抬高到“繼絕學”大儒家的地位，這是有其時代背景的。同樣，朱熹互易三卷本《易數鉤隱圖》之《河圖》、《洛書》之名，又改造周敦頤《太極圖》及發揮演變邵雍的“先天之學”，都是有意而為之。其目的就是要使儒道二家涇渭分明，而把周敦頤、邵雍的學問歸納到儒家的門戶之中。他曾批評《老子》，曰：“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又曰：“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亦剩說了一個道，便如太極生陽，陽生陰。至二生三，又更無道理。”（14）這就使人明白朱熹為什么要把邵雍說易卦數的“乾以分之”的“加一倍法”移植到《系辭》“易有太極”一節，用陰陽的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而說“伏羲畫卦”過程的用意了。如果說朱熹心中明知邵雍“先天之學”的模式與《老子》有關，則不會是后人的猜想。

　　邵雍曰：“先天之學，心也；后天之學，跡也。”又曰“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所謂的“先天之學”是心法之學，是無文字言語的“心易”，而一切有文字圖形記錄的都屬于“后天之學”的范疇。“天地定位”一節與“起震終艮”一節都是《說卦》中的文字，都是“后天之學”的內容。朱熹把邵雍稱之為“易之本”的伏羲八卦說作是“先天之學”，則是從概念上對邵雍“先天之學”的根本改變。《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太極之道先于天地而存在，連天都不能違背；有了天地之后，天依然奉道而行。邵雍的《先天圖》是以有后天之跡的易圖去思維先天地而有的太極之道，故曰“先天之學，心法也”。而朱熹卻把有文字卦象的《周易》一分為二，謂有“伏羲之易”，與“文王之易”，以前者為“先天之學”，后者為“后天之學”。朱熹曾答人曰“文王之易既見今之《周易》”，而又謂其中有“伏羲之易”，實在是自相矛盾。這樣的說法，根本不是邵雍“先天之學”為“心易”的本指。

　　“道”和“太極”是我國古代哲學上的一個重要的概念。“道為太極”、“心為太極”，這是邵雍的說法，“太極只是一個實理”、“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這是朱熹的說法。正因為二人對道與太極的定義不同，其各自的“先天之學”就必然會有本質上的差別。強調“太極為一理”，這是朱熹建立其理學系統的關鍵，從自己的理學體系出發，把北宋時期的一些易圖拿過來改造之后為我所用，這就是朱熹之所以要對《河圖》《洛書》《先天圖》《太極圖》加以改造的動機。他把本出《易數鉤隱圖》卷下的《洛書》生數與成數兩幅圖（后經李覯合為一圖）改稱之為“河圖”，是因為如此改造方合于《系辭》所言天地數之理。他把周子《太極圖》的“動陽”與“靜陰”改作“陽動”與“陰靜”，是因為如此改造方合于自己“太極一理”、“不會自動靜”、“理乘氣”、“陰陽只會動靜”之說，而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太極有動靜，朱熹的“太極一理”說，則主張太極自身不會有動靜；他改造周子《太極圖》原有的圖層關系，是有意回避原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模式；他更改原圖“分土王四季”為五行相生，為的是以爻畫的組合為“四象”。由此看來，朱熹發揮演變邵雍的“先天之學”也并不奇怪，似乎不能說他（包括蔡元定）對邵雍的學問一知半解。而能有如此“脫胎換骨”的改造，倒是表明了朱熹的確是一位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大學問家。如果我們能進一步區分邵雍與朱熹各自的“先天之學”，則會有益于對兩宋道學的研究。

注釋：

（1）《四庫全書總目·皇極經世書提要》語

（2）（4）邵伯溫《易學辨惑》語

（3）見《觀物外篇》，以下凡引邵雍語錄不加注釋者皆出是篇。

（5）可參考拙文《先天圖由來考》（載孔子2000網及《恒道》第二輯）

（6）朱熹曰：“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方圖在中間塞卻，待取出放外。”又有學生問：“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是某挑出。”（《朱子語類》卷六十五）

（7）《易學啟蒙》曰：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后有兌二，有兌二而后有離三，有離三而后有震四，有震四而有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后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8）見《文公易說》卷十七

（9）學生問《先天圖》卦位，曰：“自乾一兌二離三右行，至震四住，揭起巽五作左行，坎六艮七至坤八住，接震四。”（《朱子語類》卷六十五）

（10）朱熹答鄭仲禮曰：“熹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圣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文公易說》卷十九）朱熹答葉永卿曰：“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卻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于坤，便成圓圖。”（《文公易說》卷一）朱熹回答袁樞“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的疑問曰：“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為此以寓之耳。”又復信曰：“仆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其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文公易說》卷二十三）

（11）朱熹答袁樞：“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文公易說》卷二十三）

（12）可參考拙文《易數鉤隱圖作者等問題辨》（載《周易研究》2003年第2期）及《北宋兩劉牧再考》（載孔子2000網）

（13）可參考拙文《周子太極圖原圖考》（載《國際易學研究》第八輯）

（14）見《文公易說》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