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余英時先生為著名史學家錢穆先生弟子，其政治立場不是本文主要的討論對象。本文主要就其“內在理路”說作一簡略之剖析。余氏學說作為海外漢學回流的一大成果，深刻影響當今史學界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雖然余氏的政治立場不可避免地雜入到其某些歷史研究之中，從而影響了他對歷史真實的把握。本文試圖解析 “內在理路說”的歷史傳承系錢穆的“史心說”，而這一繼承又是在及時吸收西方史學研究成果之后對舊說進行改造而產生的。

　　關鍵詞：內在理路；傳統； 史心；道統

　　作者簡介：李攀，武漢大學國學院2009級國學碩士研究生

　　作為最近這幾十年來在海內外中國史學界有著較大影響力的中國史研究者，余英時在史學方法上的重大貢獻——“內在理路”說（Inner logic）正可以視為海外漢學的一大成果。伴隨著余氏著作在大陸的相繼出版，余氏“內在理路”學說回流大陸，也深深地影響了國內史學界。眾所周知，余氏是20世紀中國傳統史學代表人物錢穆的弟子，師承有自[1]；而余氏游學海外的經歷，也使他能充分了解到湯因比、科林伍德等西洋史學名家的學說。所以，余氏“內在理路”說正是在融合兩者的基礎之上形成的。而本文寫作的問題意識即是探討余氏此說是如何融合中國傳統史學方法與西洋現代史學方法，從而發展中國傳統史學方法的。

　　（一）內在理路說的理論起點——“傳統”

　　“內在理路”說建立的理論起點是兩個方面，一方面即是“傳統”與“現代”的這一組相互關聯的概念，以及這一組概念具體落實在歷史研究后發生的演變；另一方面即這一組概念的具體落實于中國近代史研究之中。

　　在第一個方面：“傳統”作為前工業化時代的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的統稱，自韋伯以來一直將它視為“現代”的反面，在價值取向上是應當予以鄙棄的。但是在后來的學術研究中，逐步發現“傳統”與“現代”之間并不是截然對立的，更為關鍵的是“傳統”中許多因子作為“現代”的助力以新的面貌呈現出來。所以，“傳統”不是完全僵化的、枯朽的。在此基礎之上，余氏將“傳統”又劃分為“硬體”和“軟體”兩個部分。“硬體”是指政治、經濟制度，而“軟體”則是指價值系統。通過這一劃分，余氏試圖解釋前近代中國在近代化之初的時代變遷：“20世紀初葉中國‘傳統’的解體首先發生在‘硬體’方面，最明顯的如兩千多年皇帝制度的廢除。其他如社會、經濟制度方面也有不少顯而易見的變化。但價值系統是‘傳統’的‘軟體’部分，雖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搏之不得’，但確實是存在的，而且直接規范著人的思想和行為。1911年以后，‘傳統’的‘硬體’是崩潰了，但是作為價值系統的‘軟體’則進入了一種‘死而不亡’的狀態。……到了‘五四’，這個系統的本身可以說已經‘死’了。但‘傳統’中的個別價值和觀念（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從‘傳統’的系統中游離出來之后，并沒有也不可能很快地消失。這便是所謂‘死而不亡’。”[2]在這段引文里，余氏顯然是在強調“傳統”中作為“軟體”的那一部分對“現代”會產生不可或缺的影響。當然，在余氏學說中“傳統”這個源自韋伯社會學的詞匯多少顯得西方化，或許這個“軟體”正可以用“魂”來代替。在紀念錢穆的文字中，余氏很明顯地用“一生為故國招魂”來評價錢氏一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貢獻，同時又說：“我們應當承當起錢先生的未竟之業，繼續為中國招魂。”[3]所謂“招魂”，即是尋找中國文化之真精神；而在近代面臨的新環境之下，“招魂”絕不是“中國舊魂原封不動地還陽，而是舊魂引生新魂。”[4]這一點，余氏稱之為錢氏為學之宗主所在，“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中國文化自不能不進行調整和更新，但是調整和更新的動力必須來自中國文化系統的內部。易言之，此文化系統將吸收外來的新因子而變化，卻不能為另一系統（西方）所完全取代。”[5]也是余氏自認為繼承錢氏所傳之法所在。[6]

　　對于“傳統”（特別是“傳統”中“軟體”）的理解，換言之，即是對于舊有文化之真精神的把握，就是余氏學說的關鍵之點所在，“在人文研究的領域中，‘傳統’正是內在理解的關鍵所在。因為凡是有生命的‘傳統’都必然是變動而開放的，研究者自覺地深入一個文化的‘傳統’之中，才能理解這個文化的種種外在象征所顯示的內在意義。”[7]總而言之，在對待余氏學說上，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余氏所講之“傳統”有其語源之背景（韋伯社會學詞匯），決不能拿我們現在在討論文化時已經寬泛使用而不察的“傳統”做先入為主地理解。事實上，余氏也在兩個層面上使用“傳統”，一個是源自于韋伯社會學，只能指前現代，含有特定的價值取向，這是內在理路說的理論基點；一個是在此基礎之上，逐步脫離特殊情境而成為一種抽象概念，使用范圍更加廣闊，其含義類似于傳承有緒的歷史積累，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喪失了價值層面的特殊取向。所以，我們可以站在后一個層面上說我們有上千年的儒家文化傳統和近百年的革命傳統，但是余氏對“傳統”的界定就不是如此。當然在這里，政治立場的差異就明白顯現出來。

　　（二）內在理路說的取徑

　　前面已經提到余氏學說對錢氏的繼承，而其內在之連貫點即是對中國文化精神的認同。關于此一項，錢穆又將其稱之為“史心”。在錢著《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八講《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中，錢穆在論成功得志人物和失敗不得志人物時說：“遭遇失敗的人物，在其深厚的歷史上，反而更顯得突出。此因人物之偉大，并不能專以其事業作代表。但此也須人物自心能識得此理，又須有史學家能為闡發。因此我說這是中國的史心，亦正是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之真精神所在。”[8]在評論歷史上無表現之人物時，錢氏再次提到史心：“此等人物亦備受后世人之稱道與欽敬，此又是中國歷史一特點。故我說此乃中國之史心，亦即中國文化傳統精義所在。”[9]注意發掘中國歷史自身獨具之特點，進而彰顯中國固有文化之真精神，就是錢穆史心說的核心要義。錢氏“史心”說是以史學立場來顯示傳統文化價值，特別是儒家價值的。錢氏在其《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的《自序》中已經有明確地表示：“經學上之問題，同時即為史學上之問題。自春秋一下，歷戰國，經秦迄漢，全據歷史記載，就于史學立場，而為經學顯真是。”[10]這一點，余氏更明白地借用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下》中的“約六經之旨”來概括。[11]內在理路說也正是要借此史學立場來闡明傳統文化之真精神，特別是儒家之價值系統。

　　“約六經之旨”的方法因為把“儒家看成是一個不斷與時俱新的活的傳統”，[12]而不是以道統論的敘事觀點來強行剝離學術思想與現實情境。這一點，余氏以其《朱熹的歷史世界》體現地尤為清晰，黃進興的評價恰可說明：“于他之前，以道統論為代表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主導了中國哲學與思想史的詮釋。依次陳說，‘道體’系永恒的存在，留俟后人恍兮惚兮地把捉；而‘道學’的發展遂超越時空，無涉具體的歷史情境。……而余教授的貢獻便是重塑理學的人間世關懷，而非將理學通化約為政治的問題。”[13]而面對海內外有意無意將錢氏乃至錢氏后學歸入以道統自負的“新儒家”行列時，余氏也深表“新儒家”之道統觀實在與其本身學說無相關之處。[14]

　　但是思想史的取徑又不能完全地等同于社會史的研究，一方面要避免思想完全脫離其生存的環境，一方面也要避免將思想的發展視作外在社會環境的產物。所以余氏的“內在理路”說又強調：“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研究方式有其本身的限制。這種研究的長處是能把思想的發展放在當時的文化、學術、社會、政治等情境中求得了解，因而予讀者以既生動又具體的印象；其短處則是稍不經意即流入某種方式的化約論以至決定論，使思想的自主性消失在外緣情境中。”[15]

　　（三）評價

　　在今天的學術框架看來，內在理路取徑具有的雙重限制：一方面是來自哲學史的限制，新儒家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基本上是“康德——黑格爾”哲學語言的系統，在這一點之上他們甚至認為心性之學乃傳統文化的全部精髓；一方面是史學即史料學的限制，在這種情況之下，史學只是作為材料的提供者，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而依賴于社會學、人類學等其他社會學科的發展從而求得方法的更新，換來史學所謂的“進步”。余英時內在理路說主要繼承了錢穆的史心說，具有強烈的中華文化本位的價值情懷，但同時也參考了西方學者史學研究的成果。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一方面不斷吸收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但是其本身也并不是毫無罅漏的，最關鍵的是方法上如何妥善處理主觀感悟與客觀情境之間的關系。

注釋：

[1] 王爾敏言：“中國傳統史學不絕如縷，賴錢穆一派支撐至20世紀之終。” 王爾敏，《20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3頁。

[2]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三聯書店2004年版，總序第9頁。

[3] 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頁。

[4] 同注3

[5]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頁。

[6] 余氏《壽錢賓四師九十》第四首：“愧負當年穿法意，唯余短發報長春。”《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頁。

[7]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頁。

[8]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87頁。

[9]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89頁。

[10]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自序第3頁。

[11]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頁。

[12] 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頁。

[13] 黃進興，《以書為序：評介<朱熹的歷史世界>》，《優入圣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89至390頁。

[14] 詳見《錢穆與新儒家》第五部分《新儒家的道統論》。余英時，《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8至67頁。

[15] 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余英時序，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