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以易服飾等來表示改革決心或統治象征之意向不乏例，中國就有“胡服騎射”、滿清強令漢族男子蓄辮；俄羅斯彼得大帝改革時也曾改服裝，為改變俄羅斯人留大胡子的傳統以向歐洲人看齊甚至征收“胡須稅”；日本明治維新也曾推廣歐式禮服，并設有專門機構教授官員歐洲禮儀……現在，有人認為這些純屬大可不必的“形式主義”；有人卻認為這是統治者表示施政方向和決心的必要之舉。究竟如何，見仁見智。但從中折射出的“傳統”與“民族特性”的形成，卻頗堪玩味。

　　凱末爾被稱為現代土耳其之父，正是他在20世紀20年代一系列堅定的改革，為土耳其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凱末爾成為舉世聞名的英雄，當時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和孫中山先生都對“凱末爾（當時譯作基馬爾）革命”深感興趣，試圖從中尋求有益于中國社會變革的啟示。

　　土耳其的前身是政教合一的奧托曼帝國，曾經有過極其輝煌的過去。但在17世紀末，它卻遇到來自歐洲的強勁挑戰，尤其是1697年的山塔（亦譯森塔）戰役大敗于哈布斯堡王朝，受到強烈震動（頗似中國鴉片戰爭），開始正視已經超過了自己的西方。這種災難性失敗，使奧托曼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開始提出要學習西方的船堅炮利，并逐漸意識到這種失敗與自己的制度有某種關聯。但改革面臨強大的阻力，進行得非常緩慢，一位力主改革的大將軍被反改革的保守派處死，其尸體還被插上“教規和國家的死敵”的牌子。直到蘇丹塞林三世（1761-1808），才開始按歐洲方式組建一支新式軍隊，并在行政和軍隊組織方面進行一些改革。19世紀30年代，蘇丹馬赫默德二世在軍事改革方面采用歐洲軍事訓練法，聘用了英國海軍軍官為海軍顧問、普魯士軍官做陸軍軍事顧問。在行政機構方面，他將原來傳統的機構改換成西方近代的政府各部，特別是設立了外交大臣、內務大臣、財政大臣等官職。為了表明開放的決心，他命令官員要穿歐式西褲、大禮服和黑皮靴，百姓戴的穆斯林頭巾也被廢止，規定一律戴一種圓柱形無邊氈帽。這種帽子由于沒有帽沿，所以宗教禱告時前額照樣可以方便緊貼地面。顯然，這種帽子是穆斯林頭巾與西式有沿帽之間的一種妥協，但它的推行仍因其“反傳統”而遭到維護傳統者的強烈反對，只是在國家采取強硬的行政手段后才開始流行起來。

　　后來，土耳其的“改革派”與“保守派”間的激烈斗爭一直不斷，曲曲折折，反反復復，終在1908年爆發了要求君主專制立憲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最終在凱末爾將軍領導下，于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雖然凱末爾集種種大權于一身，但改革還是遇到了強大的阻力，為表示改革的決心，凱末爾在1925年下令禁止戴傳統的土耳其禮拜帽，而要求戴禮帽、鴨舌帽等各種歐式帽。但近百年來，圓柱形紅色禮拜帽已經成為神圣的宗教和奧托曼帝國的象征，幾乎人人都戴。1925年初，凱末爾卻發動了對禮拜帽的批判，8月，凱末爾本人頭戴巴拿馬帽到幾個最保守的城鎮視察，表示告別傳統。為與凱末爾保持一致，政府機關忙向官員發放歐洲式大禮帽。11月，作出了戴土耳其禮拜帽是犯法有罪的規定！這一規定引起了社會上的強烈不滿，在一些地方甚至引發了公開抗議和騷亂，但都被凱末爾鎮壓下去，其中一些人還被處以絞刑。終于，有不少人開始戴各種歐式帽了。在百姓中最流行的是鴨舌帽，因為在作禮拜禱告時可反過來把帽沿朝后戴，前額依舊可以貼在地上。這可謂“現代”與“傳統”的接榫吧。

　　而中國的“辮子悲劇”，其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土耳其的“帽子風波”。

　　清軍入關不久，為表示自己的“天下已定”，即強令漢族男子改變千百年的束發傳統而剃法蓄辮，限定十天之內“盡使薙發，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責重罪。若規避惜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之制度者，殺無赦！”有的地方限三日剃完，有的則關起城門強迫一日之內全部剃完。清軍到處宣稱“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在“頭”與“發”之間，許多人卻是寧愿“留發”也不愿“留頭”，端得把“傳統”、“民族特性”看得比身家性命還重。當清軍占領南京后，江南不少城鎮“結彩于路，出城迎之”，有的還用黃紙書“大清順民”四字貼于城門。雖然有人組織反抗，但下層百姓參加者并不多。對大多數小小老百姓來說，在哪個王朝統治下都是一樣吃飯干活，一樣交糧納稅。然而，當薙發令下來后，漸趨平靜的江南又開始騷動不安起來，下層百姓紛紛參加反清斗爭。江陰、嘉定百姓的反抗尤其強烈，清軍對這兩處的鎮壓也格外殘酷，血腥的“嘉定三屠”便有幾萬人被殺，全國其他地方因此被殺者難以勝數。經過極其野蠻的屠殺，“遠近始剃發”，剃發留辮在血泊中為漢人接受。

　　二百年間，蓄辮這原本靠血與火、刀與劍強迫漢人背叛原來“束發”傳統而接受的“新生事物”居然成為“正統”、成為難以撼動的“傳統”，成為中國人、中國特色的象征。反清的太平軍因不剃頭、不留辮而被視為大逆不道的“發逆”、“長毛”。1895年孫中山剪辮易服表示反清革命也被多數人咒為叛逆。辛亥革命時期，章太炎以軍政府名義起草《討滿州檄》，列數清王朝的種種罪惡，其中一條就是：“往時以蓄發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維系，使我衣冠禮樂、夷為牛馬。”革命黨號召百姓剪辮，但仍有許多人戀戀不舍，于是革命軍只得在大街小巷強迫行人剪辮子，成為時代一景。

　　土耳其反穆斯林頭巾傳統的禮拜帽在百年之內就演化成了“傳統”；中國反束發傳統的剃發蓄辮在兩百年之內也演化成了“傳統”。“帽子”與“辮子”終于“多年媳婦熬成婆”，成為具有民族特性的“傳統”。顯然，傳統、民族特性等本身也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不少傳統、民族特性其實開始也是“反傳統”、反原來的“民族特性”的，甚至是人為強迫“植入”之結果。對傳統、民族特性等確要尊重珍惜，但大可不必將其神圣化、固定化、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