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人類的行程，記錄這一行程的是史書。凡是有人類、有文字的地方，就有史書的存在，因為人人都有一份歷史的情懷，正如赤子來到世界都渴望認識自己的母親一樣，這代代相傳的社會血脈，任何風浪都打不斷，沖不垮，即使國破家亡，只要有人在，史書就會延續。在世界各國中，中國將史書的功能發揮到極致，成為傳統文化中最有權威性的學問。

　　寫史者在上古猶如神人，與巫覡不分，上達天庭，下傳天子，替天宣講，蕓蕓眾生敬史如敬神。最早的史書《尚書》，是為訓誥誓命之詞，被商王視為治國之寶典。至圣先師孔子，最先揚名于世的是一部史書《春秋》，別看他無權無勢，落魄江湖，可這部書卻能使“亂臣賊子懼”，史書勝似刀把子，震撼群臣。司馬光把他主持的史書定名為《資治通鑒》，號稱“窮探治亂之跡，上助圣明之鑒。”明確指出，這是帝王將相的教科書。不論哪位君王有多么專權、跋扈，在史書面前都要乖乖低下頭來閱讀，領受史書的教誨。

　　“史”是什么？本是一種職務，《說文解字》釋為“史，記事者也，從義持中。中，正也。”是各種事情的記錄者，這一記錄者可不同凡響，他必須從義持中，即以客觀、公正，不偏不倚的態度，如實記錄國家所發生的一切事件，大至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事務，小至皇帝的日常起居等等，大事小事無不由史官如實記錄。因此在編年、紀傳、本末，這三大體裁外又創造了逐年逐月逐日記載的實錄如《明實錄》、《清實錄》，為后代留下詳細、完備的史料，這在世界上也屬獨一份。

　　史書肩負如此重任，無異是王朝存在的合法性依據，因此自古就有滅人國，必先滅人史的訓誡。

　　史書何以與國家興亡命運相共？這不得不追溯古代專制主義政體的中國特色。任何王朝若想長治久安，都不能沒有內部矛盾的協調機制，協調的對象主要在于抑制瘋狂增長的特權勢力，保障法定權利不受侵犯，以維護政局的穩定。君不見，歷代王朝的改革，從商鞅、王安石變法，到張居正新政，都從打擊違法的豪強權貴起步。皇帝在中國雖然至高無上，但也要遵守必要的規范，對于昏君、暴君有所謂以天道譴君、以諫議誡君、以道義勸君等傳統，雖然這是要求皇帝自律，效果有限，但畢竟是一種制約。尤其是對待士人的議政，雖是統治者也要有一定的寬容度，因此《左傳》有“立謗政”的記載，《管子》有“嘖室之議”，韓愈在《子產不毀鄉校頌》中稱贊子產對反對者持以:“其所善者，吾則行之；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這些都作為聽取不同政見的優良政績，受到后人的推崇。

　　在限制君主濫用權力的舉措中，最具有制度化的是史官制。帝王雖貴為天子，但所言所行，事事都要記錄在案，給后代評點、參照。這一招可厲害，中國人重生也重死，更重視身后的評價，史書之功能正如劉知幾《史通》所說:“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評價的依據就是史官的記載。

　　這史官就設在帝王的身邊，“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論帝王是惡言還是良行，事事必錄。因此有皇帝畏懼史官之例證，《古今說海.聞見雜錄》記載這樣一件事:“（宋）太祖嘗彈雀于后園，有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具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于彈雀。’上愈怒，舉捫柱斧柄撞其口，墜兩齒。其人徐俯拾其齒置杯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宋太祖對諍臣何以前打而后賞？說穿了，是怕史官記錄，被后人議論。近代史所民國大事記主持人，也是老干部的姜亮夫生前曾向他的朋友表示，不愿當官，就想寫寫歷史，老報人顧執中對他的回答是，你這史官才是最大的官，毛澤東、蔣介石，都要在你的筆下點評。這真是一語中的，監督執政者自古以來就是史書不言自明的功能。

　　史官都是朝廷的命官，寫什么不寫什么，難免不受權力的干預，因此史書不乏有涂抹、粉飾之處，這才有換代修史的傳統，當代人不修當代史，讓后代修史，以便把權力的干預降低到最低點，即便有這樣的苦心，也難免有矯飾之處，為防范這一弊端最著力的是提倡史德，史德中最重要的是堅持歷史的真實性，不因統治者的意志和個人的好惡而褒貶揚棄。梁啟超說:“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于真實。”對歷史的見解不妨見仁見智，但保持歷史事實的真相是治史者必具的道德底線。史官是被朝廷任命的官員，聽命于朝廷，為君主服務，但在信仰上可以從道不從君，道在君之上，不必事事遵循君主的指令，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因而對君命有所距離，為此有人不惜獻身亡命，“從道不從君”這一儒家的優良傳統，為史官的秉筆直書提供了道義的依據。文天祥的《正氣歌》列舉十多位民族英雄，有二位是史家，這就是“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前者是說齊國大臣崔抒殺了國君齊莊公，改立齊景公，自己為相，齊國太史因為寫了“崔抒弒其君”而被殺，后繼者太史的大弟不改記錄又被殺，二弟再被殺，三弟仍堅持初衷，一家連殺三人，南史氏繼續陳書“夏正月，崔抒弒君。”即使全家殺光也要如實記錄，這前仆后繼殺不完的史官，使得崔抒也不由得不膽寒，長嘆一聲，只能作罷。后者是指董狐在晉國一次流血政變中，不畏權勢的脅迫，如實寫下“趙盾弒其君”的事變，被孔子稱為“書法不隱”之良史。秉筆直筆成為歷代治史者的職業操守，所以史學雖為御用學術，卻有一定的獨立性，這獨立性素來為社會公義所標榜，受到讀書人的推崇，這是中國傳統史學的榮耀。

　　真實，對治史者來說是起碼的操守，也是職業的信仰。歷史是經驗性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具體的，一次性的，過往而不復，每件史事和人物都是不可復制的，因而各有自己的特殊性，正如哲學家金岳霖在《知識論》中所說:“事實既是特殊的，它當然是不能重復的。”讀者正是從歷歷個案的事實中判斷歷史發展中的是非得失，所以真實的魅力就在于它不可重復的歷史價值。

　　史學研究的對象是史實，它不需要借助中間環節，直接從史料出發，用史實進行思考，它要求可靠而不虛妄，清楚而不含混的記錄，可這些記錄都是過去時代的遺留，由于環境背景、個人和書寫手段的局限，前人遺留的史料，并不能充分反映人情和事態的全貌，甚至有許多遺漏和訛誤，史學研究要求解，更要求實，努力修復前人遺留的歷史碎片，恢復它的本來面目。有的治史者往往用全部的心力和才智，在一字一句中竟委窮源，進行訓誥、勘誤和注釋，所謂“語語核其指歸，字字還其根據。”的考據學，就是為追求史料的真實性而發展的專門學科。

　　從這里可以理解，皇帝害怕史書，人們信賴史書，追根究底，就在于它的真實性，這是后人無法改變，擲地有聲的鐵案，也是史書在社會上具有公信力的基礎。所以有真實則史書存，無真實則史書亡，真實，是史書之靈魂，失去靈魂的史書是可怕的，我們不是沒有這一教訓。

　　在當代人文學科中公信力下降最嚴重的當數歷史書，史書失去讀者的信賴是史學的一大悲劇，這是當代史學需要深刻反思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史學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步履維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話，“解放了的哲學，繁榮的經濟，活躍的文學，沉默的史學。”實際情況是，傷痕文學一馬當先推動了人們對十年文革的反思；哲學界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經濟學界闡明市場經濟理論，推動計劃經濟的改革。史學較之文史哲三界，明顯滯后。記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天津一次會上有人提出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質疑，被告了黑狀，遭受批評，其他可想而知，說是沉默的史學，正是少有作為的表現。

　　史學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因為它遭受破壞最嚴重，當社會從前現代向現代的轉型中，文化也隨之變遷，表現在新學科的引進和傳統學科的吐故納新，史學沒有得到正常的發育，而在轉型中走向畸途。舉例說，文革初期大破四舊，燒古書，毀文物，史學工作者失去家園，專家學者被打倒，史學界一片凋零。曾幾何時，批林批孔運動中，史學又成為最紅火的學科，人人都批孔，人人讀史書，各種古籍、史學讀物層出不窮，出版數量之多，覆蓋面之廣，空前絕后，正常的社會，并不需要興起全民學歷史的高潮，這一繁榮是不正常的。

　　幾十年來在近代史中最為遺憾的缺失，就是不敢正視歷史的真實，以南京大屠殺為例，至今是無人不嘵，三十年多前有人說嗎？1958年版的中學歷史教師手冊，在大事年表中關于1937年只有“日軍侵占上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18年后1975年出版的《新編中國史》年表中關于1937年只有“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南京防御失敗”，南京大屠殺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在教學手冊中只字不提，真相又在那里？一直到1979年承認國民黨抗日了，這件事才浮出水面，現在又是建紀念館，拉警笛，搞得熱鬧，從1949到1979歷史被掩蓋了30年，被誤導了二代人，歷史學家的良知何在？又有誰來負這歷史的責任，有人推斷，這是想隱蹣國民黨抗日的事實，因為承認南京大屠殺，就要承認南京保衛戰，這恰恰是國民黨領導的戰爭，如果真是這樣，那真是我們歷史學家的悲哀，對民族救亡尚且如此，其他被掩蓋的歷史真相又有多少？反映國共戰爭的電影《紅日》把國民黨將領張靈甫描寫成喪家之犬，誰又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大陸在改革開放前，有哪本史書敢寫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的總司令是蔣介石？國民黨為抗日犧牲的高級將領有120人？在上個世紀大躍進之后的大饑荒，餓死3600多萬人，這遠遠高于中國人抗日死亡人數的大劫難，有誰書寫在案？令史學家汗顏的是，第一個記錄這一真相的不是史學家，而是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按理說，其責任不在史學家，而是強權的干預，使史學淪為政治的奴婢，然而面對刻意隱瞞的種種事實，歷史學家又何以自處？

　　根據清華大學CNKI工程數據庫所記，1999年從各國重要期刊中統計有關史學及史學理論的論文有608篇，中國達201篇，占三分之一的份額，毫無疑問，中國在當代可謂史學大國，然而可疑的是真實性？至今不斷出現的某某歷史要重寫的呼吁，表明不講真話的史書已不能取信于民!人們常說當今有信仰危機，豈不知在信仰危機中，史學家是有責任的，不真實的史書留給人們的疑點是，已經過去的事尚不可信，何況正在發生的事？當前最受歡迎的史學家如沈志華、楊奎松等人，究其所以，是因為他們堅持歷史的真實性，以確鑿的史實糾正了人云亦云的訛錯，所以史書要在民眾中重建公信力，必須說真話，這就是史學界要面對的現實。

　　俄國的同行為中國史學界作出了榜樣，由祖波夫主編，集40多名史學家，歷時20多年寫成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出版不到一年再版多次。該書對蘇聯時期史書嚴重失實的地方一一加以糾正。以確實無疑的事實闡明，列寧是用德國政府給予的9噸黃金回國組織反政府活動，實際上充當了德國的代理人。曾被說成敵人造謠的“共妻”制，在十月革命初期確實存在。該書證實在革命后大量屠殺同胞的事實，在蘇共特務頭子捷爾任斯基塑像前，樹了一個懺悔的牌子:“全世界無產者，原諒我吧!”2009年祖波夫在接受電視臺采訪時，說到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度與希特勒有過合謀，因此該書把“偉大的衛國戰爭”的提法，改為“蘇聯–納粹戰爭與俄羅斯”。

　　推翻業已存在近百年的結論，重寫這段歷史，這種顛覆性，何嘗不要經受撕心裂肺般的痛苦!非有大智大勇不能澄清真相，為了把真實歷史公布于世，不惜以壯士斷腕的決心自斷其臂，這就是當代史家秉筆直書的精神。

　　這本書在俄國的出版引起轟動，而不是騷動，社會仍然有序地運轉，改革穩步前進。事實證明，俄國史學界這一舉措，重建了人們對史學的信任，顯示了當局的智慧和勇氣。

　　史書，當以真實示天下，是中國的，也是世界通行的法則！

原載《社會科學報》2013年3月28日，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