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舒憲先生新近撰文倡議將非文字的圖像學資料作為“二重證據”“三重證據”說之后的“第四重證據”，指出了圖像學資料在人文學科研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圖像提供的視覺符號以具體的畫面、形象、造型來象征意義，這可以彌補文字資料的缺憾，具有超越文字的視覺說服力。（葉文見《文學評論》2006年5期172—179頁）葉先生所提的圖像資料中當然包括漢代畫像石資料。近年來，對漢畫像石的研究愈加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曹道衡、劉躍進二先生編著的《先秦兩漢文學史料學》中就特辟專節對漢畫像石在文學研究上的意義加以介紹，雖言之不詳，但已見出學界對運用漢畫像石資料研究古代文化、文學的清醒認識。我認為在甫興的漢畫研究中，李立教授的《漢墓神畫研究—神話與神話藝術精神的考察與分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是一部重要的著作。盡管作者只就漢畫中神祇崇拜、神仙信仰和神話傳說為研究對象，但其中體現的學術觀念與研究方法則不限于此。

　　作者將漢畫中以神話、仙話、傳說故事和鬼神崇拜為內容的作品稱之為“漢墓神畫”，在40多頁的前言中，作者對漢墓神畫研究的意義，神話學價值以及漢畫研究中存在的理論問題進行了宏觀的把握，其中在具體研究實踐中得出的體會及思考對漢畫研究無疑具有參照意義。

　　對于這一研究課題的關鍵問題——漢墓神畫與古代傳統神話傳說的關系問題，作者有非常明確的理論認識。漢墓神畫是表現和再現兩漢時期神話傳說、神仙信仰和神祇崇拜的藝術形式，而兩漢時期的神話與其前的原始神話肯定存在密切聯系，所以這繼承的一面是必然的。但是漢墓神畫是漢人精神的反映，它與漢代世俗社會生活相適應，它以“構圖”的方式表現“神話”，其中漢人的創造與新變必然存在。故而僅以傳統神話為“基準”去考證研究將會抹殺漢墓神畫所體現的獨特藝術精神。如文中論及漢墓神畫“雷神鼓車圖”時，將《山海經·海內東經》《淮南子·墜形訓》中“雷神”，《山海經·大荒東經》中“雷獸”以及王充《論衡·雷虛篇》中雷神形象與漢墓神畫中雷神形象結合考察，指出其中一脈相承的“神話基因”。但作者沒有停留于此階段認識，而更進一步指出受陰陽五行思想與傳統英雄崇拜思維影響，漢畫中雷神被賦予了創造生命的新的神性內涵以及剛健勇武的情感體認。作者將傳統神話傳說與漢墓神畫結合研究并進一步揭示其獨特神話藝術精神，這很好地實踐了他的理論認識。

　　此書運用了頗為豐富的漢畫像石資料，在解析某一問題時，用不同地域的漢畫像資料加以佐證，使得出的結論具有可信的普遍性特點。同時又將得出的認識與傳統文獻相印證，使結論更為圓滿。在處理豐富繁雜的畫像資料與文獻材料時見出了作者的匠心。如在論及漢墓神畫西王母形象的“鳥化”演變時，作者首先對神畫翼狀西王母形象體現的神話藝術風采加以研究，使讀者獲得明確認識。然后對西王母形象的“鳥化”演變過程中的符號重組詳加分析，在此基礎上揭示“鳥化”演變中體現漢人精神的藝術創新。之后作者對傳世文獻如《山海經》《穆天子傳》《易林》《大人賦》《甘泉賦》等中涉及西王母的文字詳加推釋，梳理出西王母神話和神話中西王母形象“仙化”演變情況，并發掘其中能夠支持漢墓神畫西王母形象“鳥化”演變的根據，最終使這一問題得以圓滿地解決。作者行文論述層次井然，材料雖繁雜但毫無紛亂之感。這種將圖像提供的視覺資料與存世文獻材料結合印證，互相發明的學術研究方法，也使研究更加深化。

　　另外，作者在研究漢墓神畫與神話時，不滿足于描述性的說明問題，而是努力發掘神畫與神話演變背后的漢人精神世界。在整部著作中，作者始終貫徹這一研究理念，對所論及的漢墓神畫形象體現的精神都加以探究。如在論及“雙鳥”形象的藝術造型時，明確指出了這一形象在原始圖騰崇拜內核之上衍生出的適于漢代世俗社會生活的企盼生命再生與生命吉祥的漢人世俗精神。
《漢墓神畫研究——神話與神話藝術精神的考察與分析》一書使我們看到了傳統神話傳說因素在漢墓神畫中的豐富呈現，它推進了神話學的研究，拓寬了我們的學術研究視野。但是從神話角度對漢畫進行研究僅是漢畫與古代文化、文學結合研究之一角，正如作者在前言提出的漢墓神畫研究需正視的如漢墓神畫的地域性，漢墓神畫的敘事方式和敘事特點，漢墓神畫與兩漢神仙信仰、神仙崇拜等等理論問題，已經表明漢墓神畫的研究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如從地域文化角度，從作者列舉的“雷神鼓車”形象，結合李炳海先生的《部族文化與先秦文學》中對東夷文化內涵的重要發現進行的研究就頗有意義。

　　作為漢畫研究甫興之時的一部著作，《漢墓神畫研究——神話與神話藝術精神的考察與分析》無論從學理分析上還是將漢畫作為文化文本解讀并與傳統文獻闡釋互證的學術研究方法上都能為漢畫的相關問題研究提供重要借鑒，相信這部著作的學術價值隨著漢畫研究的深入會有更大的凸顯。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