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的人是會有精神的，當這些獨立的精神相融合的時候就會形成一個地區固有的精神，陜西精神和湖南精神就是這樣，在歷史的大背景下由無數個個體創造并借著歷史機遇的東風，向四海傳播。

　　每種精神在各個歷史時期是會有不同表現的，所以我將華夏五千年的文明是分為以下幾個歷史時期，來看看這兩種精神的創立和發展的經過。

（一）從春秋戰國到大宋建國（BC771—AD960）

　　這一時期，陜西精神可謂初創，但很快就發展到了頂峰。先是鳳鳴歧山，文王建都于灃。后有始皇一統六合，定都咸陽。再者漢中興起王氣，高祖初建長安；武帝意氣猶存，開創第一盛世。而后太宗開唐，萬世敬仰。一時間陜西成為整個東北亞最令人向往的地方。這就是所謂的歷史機遇。同時在政治上，自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被摧毀，庶族地主興起，小范圍的民主狀況得以改善，出現了魏征等一批諫臣，政治清明，人才輩出。在經濟上，帝國的內外貿易發展迅速，封建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在文化上，由于選拔官員以詩賦經等為主，營造了一種崇尚文化的氣氛，加之統治者奉行開放.包容的文化政策，盛唐氣象得以顯現。這一時期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他那種“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大氣便是盛唐氣象最有力的例證。

　　在我看來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就好象是由幾十個朝代組成的一出戲。當然角兒分主次，周.秦.漢.唐無可厚非的成為一號主演。他們以自己突出的個性為這出戲增添了無數精彩的內容。仔細想來，這四個耀眼的朝代，哪個不是建都長安？于是，原本就接近西北游牧區的陜西人得到了他們充分的眷顧，不但大氣變成了霸氣，而且一種國際意識在陜西人心中深深地扎了根。在唐朝以“道”為主的宗教體系下，竟也包容了基督教（時稱景教）.伊斯蘭教等等，也正是這大氣使得無數的僧侶.商賈.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將我中華文化傳播于四方，就連默罕默得也發出了“求學問當要去中國”的呼聲。陜西精神顯現出來，并達到高峰。這一時期，陜西精神的實質表現為一種包容，一種傲視一切的霸氣。我前邊說過，一個精神的誕生不僅有歷史的眷顧，更要有個體的集錦。這些例子可謂順手拈來：李白不為權貴折腰的傲骨，杜甫憂國憂民的忠心……..都為陜西精神注入了新鮮的血液，讓陜西精神顯得更加充實耐讀！

　　在來看看這時的湖南吧，湖南古稱“荊蠻”又稱“三苗”在很久一個歷史時期內一直是一片荒涼之地。重山的阻隔，華夷的仇恨制約這片居住著很多少數民族同胞的土地無法像長安.洛陽那些當時的大都市一樣引起人的注意。湖南有長江，但不是一個交通要道；湖南有洞庭平原這個產糧基地但不如關中平原那樣被稱為“天府之國”，湖南就是這樣，在那個洋溢著青春氣息的時代里顯得有些老氣，甚至有些“土氣”，而這土氣在那個時代帶來的是人才的乏善可陳，幾百年間這片土地上僅出現了那么幾位對歷史有影響的人物：蔡倫.歐陽詢.周敦頤，最令人費解的是，這片如今看來十分靈秀的江南水鄉，在唐大中四年（AD850）之前竟不敢有進士出現，直到一個叫劉蛻的人考上進士才改變了這個局面，成語“破天荒”由此產生。這便是湖南的狀況，如此的時代背景，如此的個體精神培養出的不是恢弘的氣勢，寬廣的胸懷，相反，是一種閉塞，一種小家子氣，于是湖南人在這個時期就略遜陜西人一籌了。

（二）從大宋建國到闖王遇難（AD960—AD1645）

　　然而歷史往往就是這樣，在最平靜的時候往往蘊藏著一股力量，一觸即發。歷史的腳步往往是來的渾厚，走的匆忙。每每經歷開國風煙的洗禮時。人們總會感到，歷史過于死板，讓每個朝代的開始都經歷著漫長的積淀，而后，或表現為戰火相加，或表現為“和平演變”讓人能夠把握住他的脈搏，但就在他逝去的那一刻，人們卻無法把握，往往匆匆，一個起于微末的農民，一個曾經埋頭于故紙堆的文士，都能用不同的方法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或自己稱帝，或輔助他人稱霸。

　　經歷了唐末藩鎮割據的毀壞以及后梁太祖朱溫的掠奪，一代名城衰落了，都城移到了南方，自此以后長安再未做過一個大王朝的首都。最后的建都夢來自于朱元璋，他曾想把都城遷到西安，于是派太子朱標來陜考察，但是這位太子回南京沒多久便患病而卒了，朱皇帝認為陜西這地方太倒霉，于是打消了念頭，陜西最后的建都夢隨著朱標的蓋棺而成為西安人一個永久的遺憾。

　　王氣消失了、朝氣熄滅了、霸氣吹散了。陜西這片沃土再未受人關注。

　　由于這幾百年經濟重心的轉移，此時的江南也變的富庶起來，經濟好了，腰桿自然也就直了，隨著南方逐步替代北方成為對外貿易的中心，原來陜西人的那種國際意識也被南方人強了去。但這時的湖南卻是個例外，依然是大山的阻隔，以及被其他省份強走的漕運。縱然洞庭湖平原是個產糧基地，但也正是這點制約了湖南的發展。封建經濟的實質是小農經濟，而小農經濟帶來的是各地的隔絕，以至出一個徐霞客便被奉為至寶。

　　這一時期的湖南值得一寫的是是一個其貌不揚的老頭，他叫王夫之。別看其貌不揚，可語出驚人，他提出了“氣者，理之依也。”這樣的唯物論。同時，也提出了反對君主專制等一系列大膽的思想。他受到了明王朝的迫害，但還是他，在明王朝大廈將傾是挺身而出，“反清復明”，他不是明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卻是一個“認死理”的有良心的知識分子。而這種精神——“認死理”或說成是“蠻霸”就是湖南精神的實質（易中天先生在《帝國的惆悵》中提出）。于是我們可以認為，王夫之是湖南精神的第一批代表。

　　湖南精神終于開始了自己的旅程，我選擇了王夫之為他的代表，這是一種上升的精神，與之相比，陜西精神下降了，我選擇李自成為其代表。

　　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發跡于陜西榆林，因明王朝統治黑暗，加之陜北大旱日久，民不聊生，于是揭竿而起，披堅執銳，經大小戰事，攻克北京，登基稱帝。一般來講，作為一個立國之君，理當夙興夜寐，勤于政務，但他稱帝后，驕傲自滿，無視關外雄獅，無視吳三桂鐵騎，最終導致兵敗被殺，客死他鄉。當然李自成的失敗原因是多種因素綜合的結果，但從根源看，我認為就是被一種本質精神所害，而這種本質精神就是我所說的衰落后的陜西精神。

（三）從大清建國到鴉片戰爭：（AD1644—AD1840）

　　先來說說湖南，這一時期湖南精神已經開始發展，當然，這是相對原來的荒涼來說的。他的改變源于幾個清朝皇帝的登基，我們就以乾隆為例。

　　我之所以以乾隆皇帝為例，因為他除了輝煌的政績外，還背上過“焚書最多”皇帝的罵名。他大興文字獄，不但在肉體上折磨那些可憐的知識分子，還想在精神上是他們屈服。

　　乾隆皇帝采用了鎮壓的方式，逮到寫禁書的，抄禁書的，或殺頭，或發配。中國有句老話說的好：“士可殺不可辱”。那些可憐的文壇佼子，風流名士，死于非命。或許乾隆皇帝認為嚴厲等于遏止，但他錯了，自古以來，中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懂得這樣一個道理：無論你是誰，只要你說的和真理（當時主要是儒家的理論）想違背，那么對不起，我是不會做的。當然這樣的頂撞帶來的只能是讀書人的吃虧，以至出現了“轅生斗野豬”這樣的悲劇。我想，可以這樣講：一個中國的統治者，可以用嚴厲的方式不讓知識分子開口說話，但永遠不能征服他們的心。當然，這顆心應該是一心向善，這顆心應該是為民著想。否則那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有良知的中國的知識分子。

　　其實，我認為湖南精神是得到上述精神真傳了的。其實質就是“認死理”即一種“霸蠻”精神。也正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實質精神。而這一時期，由于以上的種種原因，湖南精神得到了長足發展。

　　陜西精神呢？

　　據《古都西安》叢書記載，在乾嘉時期，陜西發生過幾次大規模的軍事沖突，如陜西白蓮教大起義以及清軍與白蓮教徒的“周至之戰”等。我想這幾次沖突的發生可以說明以下幾個問題：第一，清王朝開始由盛及衰；第二，陜西官場腐敗，民不聊生，據《西安的軍事和戰爭》一書記載：“從清初到乾隆朝，陜西縣令以上因貪污受賄被處以刑罰的40多人，其中，總督4人，巡撫、將軍、都統13人，布政使、按察市6人等（《西安的軍事和戰爭》第227頁）；第三，陜西的軍事地位降低，主要表現為陜甘總督由西安遷往蘭州，正因為軍事地位薄弱，從而成為眾矢之的。其實，仔細想來，軍事地位的降低，政治中心的轉移，其實質是經濟的落后。

　　在清嘉慶年間，關中人口達到670萬，同時“由于明太祖將西安城墻修繕，從而使西岸城市面積較之唐末韓建所修建的西安城增加了30%“（《長安商業》第275、第276頁），城市面積的擴大，必然導致商業規模的擴大，因此作為省會的西安在這一時期，商品經濟得到長足發展，但是陜西的其他州、府、縣卻依然比較貧瘠。同時，關中地區旱災較多，災難帶來的不是商機，相反是落后。加之陜西地理位置相對閉塞，在那個沿海發達的年代里，幾乎得不到一點便宜。雖然陜幫在商業中也有了一席之地，但不及晉商和徽商那樣做大。經濟落后了，文化單一了，心胸狹窄了，闖勁消失了。當陜西人守著自己的老婆孩子熱炕頭時，山西的票號已遍及全國。

　　經濟拋棄了陜西，就連文化也拋棄了陜西，整個清朝300年，陜西只出過一位狀元，王杰，不過傳說這是因為乾隆皇帝的“施舍”使得王杰壓倒趙翼成了狀元！

　　陜西徹底地離開了歷史的舞臺。陜西人的國際意識消失了，換來的是一種對任何事都無所謂的懶散。我認為這就是自失去帝都地位以來到現在的陜西精神的實質。

　　他們的懶表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號稱沒有機遇，對生活無更高的追求。這是陜西精神最低級的表現，一部分人在那個時代，僅限于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態，不求上進。第二，有機遇但不敢把握，這集中表現于改革開放后的陜西，當國門打開，無數新事物涌進時，陜西人面對這些他們沒有見過的新東西，大多數人不敢把握以至于面對無限商機卻未能賺到鈔票。第三，能夠把握時機，但難以堅持，使動力變成了無用甚至是阻力。1911年10月24日西安被革命黨人光復，清朝在陜統治告終。仔細想來，辛亥革命給陜西帶來了機遇嗎？當然有，但陜西人沒有抓住，人們依然是那樣麻木。這種“革命后遺癥”以魯迅先生的《藥》反映的貼切。

　　綜合以上三點，其實質既懶，一種有“境界”的懶。正是因為這種實質精神，陜西和那個帝國一樣，在那個年代衰退了。

（四）鴉片戰爭后（AD1840—　）

　　中國人驕傲了千年的文明轉眼間被一場戰爭所摧毀，這個古老的國度進入了多事之秋。前有英美等資本主義列強的欺壓，后有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搖撼。清王朝大廈將傾，可就在這時，湖南精神展現了自己的力量。

　　第一個個體是曾國藩，他字伯涵，湖南湘鄉人。我稱之為“中國兩千年儒家文化的最后守望者”我之所以這樣講，因為前面引用到，湖南知識分子普遍有一種“認死理”的態度，曾國藩正是認了“綱常名教”這個死理，柯守了臣道，以一個雜牌軍——湘軍擊敗了太平天國英勇的將士們而使清王朝的龍脈得以沿續。

　　曾國藩在公元1872年病逝，在他去世的23年后，湖南人再次給晚清那片沉悶的天空響了一聲春雷，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割臺灣及周邊諸島給日本。這激起了民憤，當時在北京趕考的舉子們聯名上書，要求收回詔令，同時變法維新。1898年，“戊戌變法”開始，但只維持百日即被破壞，當然，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變法都是會付出代價的，這次也不例外。“戊戌六君子”英勇就義，這其中最受人推崇的是一個湖南人，他叫譚嗣同。在就義時那首“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豪邁詩篇不知激勵了多少后人。他是湖南精神的典型代表。

　　其實這一時期正是湖南精神大放光彩的時候，楊昌濟先生在談到湖南人才輩出時說到“湘省土風，云興雷震，咸同以還，人才輩出，為各省所難能，古今所未有”。魏源，中國開眼看世界的先驅；郭嵩濤，一位具有國際眼光的外交家；左宗棠，一位用生命捍衛祖國統一的志士；黃興，一位堅信共和的革命先驅；蔡鍔，一位生性風流倜儻但狹肝義膽的反獨裁斗士；總之，湖南人在這個時代，挺立于中國的潮頭。他們以湖南精神為積淀，用青春和生命探索著真理，用傳承的方式推動著湖南精神的不斷豐富和發展。

　　為什么湖南精神會有這樣的實質呢？

　　第一，以易中天先生的觀點來說：湖南人曾在某些歷史時期內表現了一種“土氣”而土則蠻，蠻則勇，勇則霸。所以湖南精神的實質是“霸蠻精神”，是的，湖南人沒有像曾經的西安和現在的北京那樣經歷帝都帶來的輝煌，沒有像蘇杭等江南水鄉那樣始終保持著一種矜持，湖南有著一股鋼勁，因此產生了這種“霸蠻精神”。第二，傳統知識分子認死理的觀念影響了湖南人。當然，這是一種近乎于真理的“死理”，否則，就是認了也不會有用。

　　當然，還有這樣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是封建官場文化的畸形產物，或只會“大聲疾呼”從來不看看，究竟是否是真理。或一味迎合統治者，做了個沒良心的文化人。

　　一百年的風煙洗禮，煉就了湖南精神，但陜西精神呢？還是那樣頹廢嗎？

　　答案是否定的，陜西精神沒有一直頹廢下去。1935年，他們接納了困難之中的紅軍戰士；1936年一個陜西人領導了一場震驚中外的兵諫，國共合作的促成將危難之中的中國解脫出來。陜西目睹了中國共產黨的成長經歷，支持了中國革命的前進。所以，陜西精神并未頹廢，相反，幾十年的戰火洗禮，復興了陜西精神中原有的闖勁，但遺憾的是沒有完全復興，因為思想上的癥結不是一個世紀能解決的了得。

　　歷史走到了現代，這兩種精神在現代面前顯得有些脆弱，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竟然都沉沒不語，陜西精神繼續著懶散，湖南精神也因為某些運動，一場思潮變的躡手躡腳，以至于直到今天，我們還在為如何解放思想而探詢。

　　我認為，這兩種精神要復興，亦就是陜西精神中那股不屈不撓的闖勁和那種陜西人原有的國際意識得到恢復；而湖南精神則需要那種“霸蠻“精神，當然首先要有一種土氣，我們不必擔心這種土氣會埋沒在現代化的大潮中，因為這是一種經歷了實踐檢驗的融入了“霸蠻”精神的土氣！

　　我們不必擔心我們的恢復歷程會有多么艱辛，因為我們有歷史這個最好的老師；我們不必擔心在歷史中找不到熟悉的身影，畢竟，歷史不會走遠。（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