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讀過吳伯綸《西安歷史述略》的人，都敬佩作者的史學功底：考證、紹介竟是那樣得體、自如。然而，清朝末年的西安，民國初年的西安，又是怎樣的面貌呢？我們都盼望著一部填補空白的書，終究等來了賈平凹的《老西安》。

　　《老西安》是以其特有的面貌展現其風采的：圖文并重而互動，既可單獨欣賞賈平凹之美文：常常嘆服于他那流暢的文筆，營造出的古樸與雄渾；又可細細品味一幅幅精致的照片，每一幅蒼涼的背后，就是一首詩——把我們的沉思帶入漢唐的落日里，或定格在秦磚漢瓦的塵埃上。

　　編《老西安》碰到的棘手問題是圖片難覓。照片的稀少，這的確是一大遺憾。這又偏偏成全了沒有經過嚴格史學訓練也敢攬活兒的賈平凹。若照片繁多，得按圖釋文，要想寫出知堂老人那種洗煉的說明文字，非賈平凹之長。因此，在結構上賈平凹依然堅持古樸、雄渾的整體效果，將全書僅分為三章：秦磚漢瓦；不敢談繁華；斯文之地、靈性之地。這也是賈平凹的聰明之處吧。因為要拿出史學上的專著或隨筆（即使是普及性的讀本），那是要耐得住寂寞的，要坐上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冷板凳的。

　　《老西安》一書，除第一章因年代久遠，史實顯得單薄外，其余兩章還算寫得較為精彩、厚重——聊勝一些導游文字吧。別人寫爛了的人物和事件，且寫得頗具情趣、獨領風騷。賈平凹筆下的趙舒翹、牛道廉、李二曲、于右任、吳宓，均還有一番氣象在。寫二虎守長安，寫民國十八年陜西大旱，真是驚心動魄，悲壯慘烈。寫李先念舊居前的古龍松，寫南院門風土人情，寫長安棋圣趙拴柱，作者不僅傳達出許多信息，并把個人的獨特感受融入事理之中。

　　然而，寫什么不寫什么，并非顯現出作者的史識與史家的良心，而是僅憑其興趣和自己手頭的材料。我總覺得，陜西一百年來，在學術上最了不起的人物，是吳宓。其緊追陳寅恪的那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現代知識分子的良心。且不說賈平凹不諳西文難窺吳宓之殿堂，稍微翻翻他那浩瀚的日記，就知道吳宓的分量了。這些都不說，僅以其一人辦《學衡》之力，抗拒那么多的名流學士，非大無畏而不辦啊。關于于右任，作者寫了那么多，還不及董橋的一篇千字小文《于右任家書八葉》——抓住了于右任的靈魂。

　　即使這些“埋怨”都沒說，賈平凹在史料上的硬傷也忒多了點！先說幾處寫到胡宗南，仿佛一無是處，且患有花柳病。這下筆太輕率了。且不說參考香港、臺灣、海外的研究成果，范長江在破廟里采訪滿手凍瘡的胡宗南，總要讀讀罷。若不了解胡宗南不打敗日本鬼子不結婚的誓言，而且是把日本鬼子擋在潼關之外的勝利者，吾輩亦不可一概否定歷史人物的功過為好。

　　作者認為尚德路、四府街、騾馬市、端履門、大有巷、竹笆市、炭市街，這些名稱起源于漢唐，查《三輔黃圖校注》、《唐兩京城坊考》，皆無。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西安人都知道，西安城之如此規模，起源于明代，街坊、建筑早就跟漢唐沒有什么特別緊密的關系了。

　　賈平凹在《老西安》中還這樣寫道：

　　1923年康有為被陜西督軍延請入陜，老夫子頗為風光，所到之處參觀、講學、吃宴，并要在眾人的叫好聲中留下墨寶，“應無所往”就是那次寫就的。他乘興而來，每到一處恭維的話聽得耳朵也磨出繭了，總不免要謙虛一句“老而不死了”，沒想到待他離開西安卻十分敗興，西安城從此留下了一幅對聯：“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橫額“壽而康”。事情是這樣的，康有為去了一趟碑林博物館附近的臥龍寺，臥龍寺的和尚見是康有為，便將珍藏于寺內的舉世珍籍《磧砂藏》拿與他看，康有為當然知道它的寶貴，借口拿回寓所翻閱，竟不再言送還而匆匆離陜。待他的車馬一走，寺里和尚立即呈報督軍府，眾人一片嘩然，以李儀祉為首的一批地方名流力主要討回珍寶，但康有為是何等人物，又怎么當面剝他張賊皮呢？和尚們就緊追不舍，一直到了潼關追上，攔道擋馬，婉言說了康夫子學富五車，見識廣博，別人都不識《磧砂藏》，只有您慧眼識得，遺憾的是此經書1532部，6362卷，你看到的是臥龍寺分藏的一部分，還有一部分于開元寺，若先生喜愛，不幾日將全集裝訂一起了給先生送到府上過目。如此云云一番巧說，康有為哈哈大笑，交出了《磧砂藏》，還說了一句“我明白孔子為什么西行不到秦了！”康有為做了一回賊，可他是性情中人，并不羞恥而成全了一段飯后茶余的趣話。

　　賈平凹的這段文字也極為輕率，且錯誤迭出。對史學界早已否定的所謂“康圣人盜經”說，還煞有介事地侃侃而談，委實太守舊而無知了。

　　請看張林嵐《西安回訪記·魯迅講學的西北大學》（新民晚報2000年8月6日）：“此前一年，康有為曾應邀來西安講學。為了借臥龍寺所藏的宋版明印《磧砂藏》赴滬影印一事，跟西安文化界人士鬧翻了臉，忿忿離去。”仍是寫同一件事，張林嵐就能實事求是，只言“借”，而決不說什么“賊皮”、“做了一回賊”。

　　關于所謂“盜經”風波，有代表性的說法共有四種。一、馬凌甫之說。二、鄭志毅之說。三、劉安國之說。四、孫伏園的調查。這里就不再贅述了。然而，賈平凹的老師單演義教授，早在1990年4月出版的專著《康有為在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一版）曾這樣寫道：

　　（以上四說）無論何種，言其“盜”經，不僅是言過其實，而且帶有人身攻擊性質。

　　對康有為“盜經”風波，鄭志毅的說法頗有道理。如無其他原因，康氏換經有言在先，經卷又未帶走一本，其中縱有不慎重之舉，亦非重大案件，自無興師動眾，嘩動輿論之必要。換經一事終釀成一場“風波”，確實是因康有為來西安講學引起了“一場新舊思想的沖突”，進而“形成了反對康有為和支持的劉鎮華的政治斗爭，至于‘康圣人盜經’之說，亦不過是借題發揮而已。”

　　總之，康有為發現這部孤本的《磧砂藏》保存不善，打算借去影印，確為保存祖國文物古籍的善舉。至于以后終得影印出版，未嘗沒有康有為首倡之功。公允地說，并不存在“盜經”之事，康有為蒙受的不白之冤，歷史已給了洗雪。

　　賈平凹的《老西安》，很缺乏史學的訓練與鉤沉，常識性的硬傷隨手可拾。茲再舉一例：那副對聯的橫額應是四字：“王道無小”。此乃謂南人武念堂所作。這句對聯的上句，是依據《禮記·中庸》：“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下句是依據《論語·憲問》：“老而不死，是為賊”。聯橫是根據“王道無小康”。這些均是歇后語的運用，以語多俳諧，故語末之詞，隱而不言。合而言之，即“康有為”是“妖孽”，是“賊”，是“國家將亡，必有”的惡物，是“老而不死”的害人的東西。這些皆為“興師動眾，嘩動輿論”之詈罵，亦可見老陜罵人之絕門。讀者若輕信賈平凹的不實之言，定會貽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