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靜安先生無疑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位大家，一位學識宏博、成就突出、影響深遠的國學大師。 作為中國近代著名學者，觀堂先生從事文史哲治學數十載，是我國近代以來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又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確立了較系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這位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考古學家、詞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于一身的學者，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被梁啟超贊為“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而郭沫若先生則評價他“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王國維先生是我最為憧憬的大師之一，故在文首拿此篇幅介紹這位本已家喻戶曉的人物，實想以此表達我對先生的崇敬之情而已。

　　他的代表作之一《人間詞話》（六十四則本），是我國詞學批評史上的力作，篇幅不長，卻有著許多啟人心智的觀點。這種為文言簡意賅、思考深入透徹的作風深值我輩的學習。但即便是這樣一部歷來為人稱頌的著作，亦有其短處，諸如一些混淆文字運用上的有失偏頗之處，前輩學人已經幾近完全指出，此文不在陳述。下面將針對我在讀書過程中遇到的幾點疑問做一些粗淺的探討。年少無識，才學鄙陋，閱歷無多思考又不夠成熟，謬誤之處萬望方家批評指出。

　　一、“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之說。在第一七則中，先生指出“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我以為，“主觀之詩人”不應“不多閱世”，甚至要比客觀之詩人更多的閱世。前人對此亦曾有過一定論述，我想在此做一點補充。詩人不閱世，只是閉門造車，和一些初優秀的作品？詩仙李白，詩圣杜甫能夠寫出流傳千古的光輝篇章，固然與他們的天賦才情、博學多識有相當的關系，但如果他們不是在追求功利的現實生活中郁郁不得意，屢遭人言所陷，在潦倒中遍覽祖國名山大川，料想他們是很難寫出那么為人喜愛的詩篇的；即如李后主詞，也是在國亡北狩之后才變得“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的。觀堂先生所以認為主觀之詩人不當多閱世，其中一點是為了保持詩人的“情之真切與純粹”，擔心詩人被世俗所污染同化。他還提到：“文學中有二原質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寫自然及人生之事實為主，后者則吾人對此種之精神的態度也。故前者客觀的，后者主觀的也；前者知識的，后者感情的也。”（《文學小言》）文學反映生活，反映人生，你不去多多地閱世，哪有好的素材供你創作呢？我國文聯、作協的作家們不是就要時而地去“體驗生活”嗎？生活之真與感情之真并不存在很大的矛盾。文學作品（當然包括詩歌）不論寫什么，歸根到底無非是作家所經歷的和感受的人生，無不是作家心靈世界觀的呈現。多閱世，多體味人生之艱難與生存之不易，可能會讓一些“作家”“詩人”失去原來的秉性，丟棄本身的道德選擇，但這又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呢？這正是一個淘汰“偽詩人”的過程，而真正優秀的詩人則會在這里保留下來，創造輝煌，癥所謂“真金不怕火煉”也。真性情的詩人只能是愈磨愈堅韌，愈煉愈純真。一些偉大的“主觀之詩人”。其可貴之處正在于能夠閱世既深仍不失其情之真。因此我更加相信，不管是主觀之詩人還是客觀之詩人，都要積極主動地去多閱世，在閱世中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在閱世中培養更加堅固的真誠品格和率真感情。

　　二、對馮延巳詞的過譽。我們可以發現，觀堂先生對馮詞是很喜歡的，詞話中多處涉及其詞，難免以個人之主觀喜好對其詞做了夸大的評說。在第十一、十二、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等八則中提到了馮詞，并對其大加贊賞。如在第十一則中說“張皋文謂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足以當之。”在第十九則中又說“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后二主詞皆在《花間》范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只字也。”對馮詞之愛溢于言表，可見一斑。馮詞真有先生說的這么好么？我不敢茍同。拿“深美閎約”一點來說，即有過之。“深美閎約”當指詞章美麗二不失深意，意境宏大卻又能簡約，這代表的是一種意味蘊藉、氣勢不凡的境界。馮詞詞章美則美矣，“深意”卻并無多少。馮延巳雖處于一個社會動蕩的年代，也曾屢遭饞毀，但畢竟有中主李璟的庇護，位居高位而未曾受到多少實際的迫害，詞作也沒有太深的含意，真正的“不失五代風格”。先生可能鑒于馮詞不像溫詞那樣雕琢詞句，而是出語自然清新而又比較含蓄，少了幾分脂粉氣，多了幾分對人物內心愁結的深切體驗與表現，并從中流露了一二對政治的關心乃至憂患，從而“越過溫詞向新的境界發展”了。我承認，馮詞多少已經具備了一些由婉約風格向勁健明朗轉變的標志，但離“開北宋一代風氣”還有相當的距離。真正開北宋詞壇風氣的是晏殊、歐陽修、范仲淹、張先等人，其中尤以柳永為最；至于豪放的始祖，馮詞就更算不上了，那是北宋文壇既歐陽修之后的領袖蘇軾。關于此點的論述可參閱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三卷第八編第一章北宋初期文學。在此不再贅述。

　　三、“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與“宏壯”和“優美”的對等關系。在開篇第四則中，先生就論述說“無我之境，人惟于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我的理解是先生將“無我之境”與“優美”，“有我之境”與“宏壯”對等了。理解可能有誤，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感覺不能接受。“有我之境”就一定宏壯嗎？“無我之境”就一定優美嗎？舉個例子來說，賈島的“僧敲月下門”是“有我之境”，但也很優美；李白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從某個角度而言是“無我之境”，卻也很宏壯。故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與宏壯優美實難以劃等號也。其實，“宏壯”與“優美”是文學中的兩個審美范疇，在我國一般謂之“壯美與柔美”，而在西方一般謂之“崇高與滑稽（或優美）”。按照裴斐先生的理論是“主客觀的對立產生壯美，主客觀的和諧產生優美”，我以為是很有創建的一個美學觀點。壯美與優美之別，不再有我無我，而全在心境，在于主觀之我與客觀之物之間的關系。陶淵明與周圍之景達到了和諧的程度，故而給人的感覺是“優美”的；“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是人之主觀感情與客觀之景并非深深地對立，之所以有“宏壯”之感，原因全在于詞人自身之思想感情也。

　　四、詞忌用替代字。在第三十四則中，先生說道“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繡轂雕鞍”所以為東坡所譏也。”并在接下來的地三十五則中進一步解釋道：“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霸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為工，則古今類書具在，又安用詞為耶？宜其為《提要》所譏也。”我以為不然。用替代字很多時候可以產生非常好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作用跟隸事用典有一定的可比之處。東坡譏笑秦觀一是出于《吹劍三錄》一書。學士本意并非譏其用替代字，只是批評他用這么多的字只是表達了“一個人騎馬從樓前走過”這么一個簡單的意思，而且用字生僻，不易理解。我以為，學士之言亦非全對。用這樣的替代字，實在是表達了另一番趣味，這也在某個側面區分了民間俗詞與文人詞。當然，如果用更加簡潔明快的字來替代生僻之字，效果會更好。歐陽永叔“人間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東風容易別”，莫不是一東風代指“春天”？“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在誰家樹”寒食、香車難道無所指代？故我以為，作詞還是作文，用一些替代的字句，不應受到指責，只要用的好，用的恰到好處就行，這實在是一件無可非議的事情。

　　以上便是我的一點不成熟的看法了，僅僅是我個人的想法，其中瑕疵，還望行家指正。

　　文末再說一點題外話，俞平伯先生曾經說過：“王國維《人間詞話》，標舉境界，持平入妙，銖兩悉稱，良無間然”。我以為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先生是很有科學頭腦的人；學貫中西，做學問實求是，不為成見所囿，“能發前人所未發，言腐儒所不敢言”的品格，是當今學界尤其（很緊迫）需要的。盡管上面我提了幾點跟先生相左的意見，但我對先生百分之九十九的觀點是非常贊成的，對先生的學品與人品更是佩服之至。我當以先生為榜樣，全身為學，雖無先生之才，但經一番努力，我想自己也會取得哪怕是一丁點的成就的。

　　再次向先生致以敬意！（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2006級中文3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