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先秦詩經學史》是我國第一部先秦《詩經》學學術史著作，以現代的學術視野，結合文史哲相關學科知識、經驗和方法，通過仔細閱讀歸納分析出土文獻、文物、遺址，印證辨析傳世文獻，對《詩經》進行了重新反復的思考，并進行了深刻的開掘和系統的研究，對系列重大的學術懸疑進行了客觀可信的釋讀和闡發。全書以創新為特色。本書為作者幾十年來治《詩經》的心得，因此自成體系。主要內容和觀點如下。

　　一、關于歌到詩與《詩經》詩體的形成。傳說中的伏羲、黃帝時代的歌，以抒情敘事為主；堯舜開始創造了以言志為特征的，和音樂、舞蹈、歌唱相配合的詩，作為禮樂，是三大禮之一。詩是言，沒有文字。殷商時代有文字，但沒有完全的關于詩歌的記錄。周公制禮作樂，言開始落實到具體的文字，也就是今天我們見到的《詩》的形態。雖為禮用，但主要用在祭祀場合。禮崩樂壞之后的抒情詩重新出現，實際上是在新的平面上回歸本旨，不是文學自覺的開始。詩言志，用歌來表現，是詩的人文的本質的特征。詩的主要表現技術或者說特征比興與時空，出自象數技術；押韻，來源漢字特點和表達需要，在盟誓、誥命中常用；整齊四言，取決于金石節奏掌握與合樂；章節建構，出自賡歌習俗和容量的需要，也與巫風盛行有關。風詩見于夏商，而雅詩是西周創造，也是風詩的精神提升和形式規制的發展，雅俗異途亦從此始，詩文分工初步確認。詩是長期的先周語用的結果，不是一時一地的發明。

　　二、《詩經》的名稱、作者和應用。《詩經》的名稱出自戰國，與純粹體現宗教文化的或缺少王道精神時代的，有詩人之心的辭不同，而賦出自《詩經》的適用，作者寫作時沒有詩的生態，以體物為特征，因此彼此有明顯的區別。《詩經》的命名有6篇出自詩外，其余的或取開頭字，或截取詩中文字，或歸納詩義，以取開頭兩字、三字、四字為主。《詩經》的命名體現類《詩經》風雅頌分類的原則和內容和形式的協調。《詩經》的作者生活在三代到春秋后期，商以前不可考，西周建國前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都曾作詩，之后除特別記載的以外，一般不署作者，有的概稱某國人。三代以來遵循著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的傳統，因此周武王翦商之后立即告廟，命周公作《大武樂》，六年后洛邑告成，祭祀天地時又制禮作樂，《大武詩》七首因此產生，《大武樂》為六成，二者并不對應，時間上也有數年之別，而一般的詩和樂舞是一詩四體。詩的來源有獻詩、作詩、求詩、陳詩等，這些都是成體，等到太師比于音律之后，經過君王的選定，最后成為制體，也就是禮樂。沒有選擇的就是普通的歌詩，選定的部分有一些用作典禮、儀式、教化之樂，是為正歌，而其余的就是無算樂。因為歷代都根據需要修訂禮樂，因此，禮樂不斷處在增損中，失去禮樂地位的作品進入無算，后人稱為逸詩。春秋中期之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各國都有自己的詩，西周以來的禮樂也就成了周詩，成周的作品叫王風。在各國有不同的本子的《詩經》流傳，最后由孔子編定，以備王道、陳六藝，一方面出現雅詩，也就是制體禮樂不足的情況，主要是經常用來演奏的《崇丘》等，而歌詩則很少損失，所以說《詩經》的流傳不獨在竹帛。但是另一方面，一些關于帝王禮儀的作品，如《肆夏》等，孔子并沒有入選。所以對詩書缺不能絕對地看。

　　三、《詩經》的生態與禮樂體制。 《詩經》的詩體要約主要是文字、押韻、比興、意象、齊言等，這是中國詩歌的民族特色。其中文字和押韻在散文中也存在，但不是必須，齊言四字兩拍出自鐘磬、歌唱、舞蹈聲折的配合需要，是必然的選擇。《詩經》中詩體以四言為正格，共192篇，正格和變格（雜言）的關系是從短句到長句發展演變，在語境協調配合。其藝術手法與語言特征直接影響著后代詩文的發展。《詩經》以十首為一章，即某某之什，以第一首代表，每一節叫一章，開始叫首章，最后叫卒章，與音樂有關。《詩經》在使用上正體具有宗教色彩，通過直覺體悟，實現天人和自然萬物的合一。《詩經》最早體現了政教合一的思想和實務。六詩即為行政特征，樂語是教化方式，彼此聯系，融為一體，形成西周禮樂文化體系，也是西周的行政法典。在具體的應用上，有大合樂的禘袷郊祀廟祀等的祭祀禮用，也有具體的或言獨立的儀式，具體的儀式在諸侯相見時往往以三首作品為一單元，或者交叉使用，禮經三百，截取分合形成三千，是客觀的寫照。

　　四、《詩經》的名物。《詩經》的名物考主要涉及《詩經》的禮樂，不僅體現在《詩經》的整體上，也包含在具體的作品中。《詩經》的禮器上承三代，下開漢唐，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廣泛用于社會和生活，體現了不忘祖宗歷史，立足現實，服務未來的發展理念，培養塑造的是德才兼備、性格健全、能力全面的人才。通過《詩經》的禮樂、名器、禮制可以進一步認識到《詩經》的經典性和現代價值。其名物同時也是當時人們經濟思想和美好浪漫的情感的體現。

　　五、《詩經》的文化轉型與東周詩學。《詩經》的六詩是《詩經》的價值和實現價值的方式表現，與用詩相輔相成。漢代人為建國尋找理論基礎，因此秉承戰國傳統，從六詩中尋找義，因此產生六義，六義是六詩的文化轉型和實用。春秋時期，有賦詩斷章的風氣，也就是從詩中按照自己的需求尋找道義。像《論語》，不僅明確地引用《詩經》，論理明事，更多的是直接將詩作為生活的道理，與此分成明引和暗引兩種狀況。當然也包含著評價和理解，如“鄭聲淫”理論就是孔子對鄭伯不守傳統禮制的批判，桑間濮上之音則是對周代政治利弊的極端看法。因此說，六義理論是《詩經》學發展的結果。在引詩用詩或者說斷章取義的過程中，義不是想象的，而是來自《詩經》本身，因此賦詩必類，也就是賦詩必須符合本義是東周以來的傳統，而這也正是毛詩序之前能夠了解《詩經》的真實的第一有效途徑。作為賦詩用詩的方式，因為用在諸侯聘問儀節上因此格外引人注目，而其中君子曰的代言方式更是別出心裁。漢代人認為賦詩不過是小事，但意義很重要，因此有微言大義之說。春秋以來的引詩用詩形成了自己的規律和特色，以及風格。戰國時候的竹簡，如郭店楚簡可以看出，詩的神圣性與普世價值具有持久廣泛的特征，而對于研究則增加了很大的困難。著名的如儒家論詩，亦各有特點，既一脈相承，有自成一體。但是，我們并不認為《詩經》都那么理性和本真，《詩經》是真實的但是又充滿著理想，有人間的也有天上的，《詩經》涉及的神仙思維，體現了中華民族樂生厚生長生的偉大理想。取義的結果誕生豐富了儒家舍生取義思想，表現在詩學氣質上就是楚辭的九死未悔的精神。但楚辭整體上雖然號稱為中國詩歌的又一源頭，還是不比《詩經》，因為《詩經》是中國文化的元典和源頭。

　　六、《詩經》的影響。《詩經》的影響需要評估，舉幾個例子說，五言詩的出現主要得力于《詩經》，漢代的漢樂府也是這樣，唐代的格律詩更是如此。歷代的著名學者都首先從學習《詩經》進入學術，如呂祖謙就是。《詩經》不僅中原，就是遙遠的北方的僧侶們都很熟悉，說明《詩經》確實可以稱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名列世界最美之書。